——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老冀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商人在满洲里周边大肆种植罂粟。

位于满洲里附近的呼伦湖。

满洲里与蒙古国交界的高坡，下方的河流是克鲁伦河。

 

满洲里的国境瞭望台，当时的满洲里已被日军侵占。

满洲里郊外中东铁路事件的战斗遗迹。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处旅馆。

 

满洲里附近新巴尔虎右旗阿尔泰面警察署。

 

在中国商人眼里，俄罗斯商人粗犷且直率的待人态度中透着狡黠和傲慢，他们在与中国商人的接触和交往中不失友善，少有欺行霸市的现象发生，彼此间做事一般都不越距。俄罗斯商人大多是有文化之人，喜爱喝酒，嘴里总爱叼着一个大烟斗。每当俄罗斯商人遇有好友来访或亲属聚会，就会拉开桌子摆上香肠、酸黄瓜、沙拉、面包、奶油、果酱和俄得克（伏特加），大家一起狂欢起来。有人说，一把巴扬手风琴就能让整个俄罗斯躁动起来。俄罗斯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交往甚少，他们有自己的交际圈。一位曾经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在满洲里长期居住过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依·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维奇先生，在其《我儿童时代的满洲利亚》一文中，对当年居住在满洲里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生活方式有一段描述：“城市中住着一部分条件优越的满洲人及上层人士（他们居住的地方称满洲区，也因道路狭窄被称为市场区），城北扎列奇内区居住着后贝加尔哥萨克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基本上满洲人与俄罗斯人混杂居住，他们各自都遵守自己的风俗习惯。”

最后，谈一下被日本侵略者裹挟在侵华战争中助纣为虐的日本商人。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作为获胜方的日本商人开始进入满洲里。早期的日本商户中较有名气的是朝日洋行和北浦洋行，其中朝日洋行专门经营产地为日本的地道日货，而且主要销售对象是日本人。据1923年统计，在满居住的日本人总计125人，估计早期在满居住的日本人最多不过几十人而已。实际上，朝日洋行作为早期进入满洲里的日本商户，其肩负的使命绝非是为居住在满洲里的几十个日本人提供服务。笔者认为，朝日洋行一定是受日本情报部门的委派在满洲里搜集中俄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同时通过朝日洋行展示和传播日本文化，达到其文化渗透之目的。到1927年前后，在满洲里的日本商户数量有较大的增加，其经营范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最初主要经营杂货开始向餐饮和以当铺、票号为主的金融方面拓展和渗透。这期间一定数量的日本纸币和少量的军票流入满洲里市场，并成为一些商家眼中的硬通货，或用于储存，或用于投机。到1929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在满洲里的日本商户已经达到20多户，经营范围在原来的杂货店、票号、当铺的基础上向饭店、旅馆、理发店、浴池方向扩展。日本商人经营领域扩大，很明显是有方向性的，目标显然是拓展其舆情收集方面能力。1932年，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满洲里，对商业市场实行了垄断管理，传统的商业市场遭到破坏，大批的俄罗斯商户和中国商户纷纷倒闭，俄罗斯和中国商人不断从满洲里逃离。日本当局在垄断传统市场的同时，又大肆鼓励日本商人和少数利欲熏心的中国商人在满洲里、扎赉诺尔和新巴尔虎右旗种植罂粟，并以所谓康生院为名公然开设大烟馆、妓院和赌场，一方面为侵华战争筹集资金，一方面借此毒害中国人。

在日本当局统治满洲里的13年时间里，日本商人配合日本当局掠夺我国煤炭、牲畜、渔货、皮毛等资源，打击迫害中国商户，毒害中国人民，窥探、监视、举报中国人抗日行动，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在维护日本侵略者统治秩序方面，前台幕后扮演了极其卑劣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满洲里的日本商人看似彬彬有礼，逢人点头哈腰，但却没给善良的满洲里人留有一点好印象。坦言之，无论是在从商之道，还是在人本之道方面，貌似儒雅的日本商人与貌似傲慢的俄罗斯商人绝不可相提而并论。老一代的满洲里人提及当年在满洲里的俄罗斯商人尚有些许怀念之意，然从未闻有对当年日本商人牵念者。

满洲里早年开埠史上有记载的商业团体

侨居在满洲里的沙皇俄国商人背靠沙皇俄国政府，在满洲里又有俄罗斯人主持下的理事会撑腰，还有俄罗斯人自发组织建立的自治会为辅助，拥有如此多外援，他们还是觉得在异国他乡做生意需要抱团，需要最大限度地在沙皇俄国商人之间实现利益共享。于是，沙皇俄国商人又自发组建了满洲里交易所委员会。

从东清铁路建设开通至日本军队铁蹄踏进满洲里的30年间，中国商户数量曾几度超过俄罗斯商户数量，但由于早期沙皇俄国政府管理的东省铁路局所辖之理事会攫取了满洲里的行政、司法等权力，统辖铁路附属地的税捐征收，以及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作为，再加上后期东北军阀对边境地带实施严密封锁，又遭受中东路战争的重创等原因，中国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为了维护中国商户自身的利益，从1912年至1931年间中国商人发起组建了满洲里商务会和满洲里商会。

解读俄商之满洲里交易所委员会。

满洲里交易所委员会（以下简称交易所）于哪一年建立？交易所的职能与作用是什么？交易所的具体历史和章程等已无从查考。关于交易所介绍目前仅见于日本社会调查者森御荫于1924年所著的《满洲里、海拉尔的情况》一文。作者在该文中说：“满洲里交易所是会员组织的形式，没有内外人员差别。独立经营工商业的人员、公司重要职员及其管理者、独立经营工商业的商社，经两名会员介绍就能成为会员。为管理相应事务，设立由9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为委员和普通工商业人员谋取利益，所以尽管没有商业会议所的制度，也在当地起着和前者相同的作用，在（俄罗斯）侨民中通常把本委员会称作商业会议所也是因此之故。本交易所里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会长也是俄罗斯人。”虽然目前没有查阅到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但上述说法应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交易所是在俄罗斯人的绝对控制和管理之下，入会会员绝大多数是俄罗斯商人和商户。会员中有极少部分是非俄罗斯商人，少部分非俄罗斯族商会人员有可能是当地的中国商人，在满洲里的日本商人申请加入该商会会员的可能性极小，这是由当时俄日关系所决定的。因为申请入会的会员需要有两名会员介绍，所以即或能入会的中国商人也一定与俄罗斯商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或彼此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

其次，组建交易所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民间的商业团体将原本关系松散的俄罗斯商人组织起来，在事关俄罗斯商人利益攸关的问题上能够达到统一思想、协调步调、统一对外的目的。简言之，该交易所是在满洲里的俄罗斯商人的利益共同体。

再次，该交易所没有相应的制度或章程，似乎有点商业沙龙的味道，很有可能是交易所委员会的成员或负责人定期或不定期地根据理事会的要求召开会议，落实市政当局的一些要求，再就是应部分会员的建议召开相应的会议，研究俄罗斯商人们所关注的利益问题，所以交易所又被称为商业会议所。

第四，文中说，该交易所委员会“为委员和普通工商业人员谋取利益”。除了上文讲述的途径外，还有哪些途径可以为在满洲里的俄罗斯商人谋取利益呢？笔者推测，一是当时的交易所可能已经具有为会员提供相关国家汇率情况的功能。依据是日本社会调查者森御荫在1924年所著的《满洲里、海拉尔的情况》一文中曾列有一份满洲里交易所汇率表，表中对1924年1——8月间的哈大洋、俄罗斯金币、俄罗斯银币之间的汇率关系（以俄罗斯金币为外汇基础货币）做了较详细的标注。这就说明当时满洲里的俄罗斯商人非常关注本国货币与中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与汇率变动情况，也说明当时的交易所可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俄罗斯商人通报汇率变动情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交易所受俄罗斯商人的委托开展货币交易或兑换服务。综上所述，当时的交易所已经具有了初级货币交易市场的功能。二是交易所可能已具有了交易不动产、动产的功能。俄罗斯商人将自己掌控的不动产和动产委托交易所进行挂牌交易，通过交易既实现资产变现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证资产交易首先在会员之间进行，肥水不流外人田。三是上世纪20年代前后，满洲里住宅、商业用房的租赁业非常火爆，而这些房源又大多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这些可为租赁的房源在交易所的租赁平台上挂牌，即可为有需求的俄罗斯商人、俄罗斯百姓提供租赁服务，还可为其他非俄罗斯人提供租赁服务。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推测当年由俄罗斯人掌控的交易所已非一般的商会，已经具有了交流信息、货币交易与兑换、产权交易与租赁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交易所已经处于现代金融服务业的萌芽状态。

 

□本版图片摘自《亚东印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