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老冀

行进在满洲里街道的一队骆驼。

 

骆驼车是运输煤炭的主要方式。图为满洲里西南方向的一处煤矿。

 

草原上的牧群。

 

 牧民储存的牛粪。

草原上的牧群。

 

扎赉诺尔煤矿附近的农家。

 

 

20世纪20年代满洲里地区的物价水平等情况

物价是反映一个地区某个时间段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能反映当时众商家的经营状况。由于满洲里这方面资料有限，我们只能做些粗浅的分析。森御荫在《满洲里、海拉尔的情况》一文中对当时满洲里的物价是这样评论的：“由于满洲里的日用必需品是从外地输入的，不在本地生产，市场范围格外狭小，物价变动激烈，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也不能供给到位，因此物价暴涨成为了常态。”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满洲里市场上一匹骆驼卖100-200大洋；一只活羊标价为2卢布，折合大洋为1.8元；一磅糖40戈比，为0.4卢布；一双毡靴子0.5-1个大洋；一级面粉一布度（33.76斤）合2.7个大洋；砖茶一布度合16-50个大洋。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上世纪初，满洲里市场上各国的货币比值为：1英镑＝5美元＝6.2两白银（9个大洋）＝25法郎＝10卢布＝7日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银元币值标准根据1914年《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执行，规定每枚银元重量为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含银量是24.17克。1928年国民政府草拟了《国币条例草案》，其中第15条确定本位币：银币一元含银24.17克。若按今天的银价中间价每克3.31元人民币计算，等值于现人民币80元。现在我们试着进行一下换算，一级面粉一布度（33.76斤）2.7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市斤6.39元；一布度生肉4.8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市斤11.37元；毡靴子一双1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80元；大米（日本米）一布度5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市斤11.84元；砂糖一布度5.5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市斤13.03元；豆油一布度4.5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市斤10.66元。当时的民用燃料主要是煤炭、烧柴和牛粪，块煤一吨的批发价是12个大洋，零售价是15个大洋，按零售价计算，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吨1200元。烧柴每立方米34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每立方米2720元。牛粪一布度是15钱，折合现人民币为12元。当时市场销售的蔬菜主要有白菜（这里说的白菜包含洋白菜即包心菜）、萝卜和马铃薯。白菜、萝卜一布度为30钱，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布度24元，折合每市斤为0.75元。马铃薯一布度为30-35钱，折合现人民币为每布度28元，折合每市斤为0.87元。以上商品的原价格是史料上有记载的，折合现人民币价格是按今天的银价中间价所折算出的，但按现在的银价中间价计算当年的哈大洋（哈尔滨历史上发行的以现大洋为本位的国币券）价值和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价格是否准确，笔者不敢妄下结论，只能作为参考。关于民国时期的哈大洋与今天的人民币之间的币值问题，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以现在的银价中间价换算民国初期的哈大洋与人民币之币值肯定是不准确的，民国初期的哈大洋1元折合现人民币应为200-300元是相对准确的。若按民国时期1哈大洋折合现人民币200元为计算标准，当年满洲里市场销售的一级面粉一布度2.7银元，折合现人民币就是540元，折合每市斤则为16.36元，如此算来当时满洲里的物价水平那就更高了。

从以上商品物价水平分析看，当时满洲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也不是都很高，而是有高有低，如当时的生肉和蔬菜价格还是比较低的，与今天的物价水平相比较也是较低的。但其他商品价格与今天的同类商品价格相比都是高的。估计当时生肉价格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满洲里毗邻牧区，而当时牧区资源富足，劳动力不计入成本，再加上内地商人刻意压低牲畜收购物价，而导致畜牧产品价格过低。牧区畜牧产品价格长期以来就处于一种不等价交换的状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牧区一只活羊售价仅为10-15元人民币。买一只活羊屠宰完卖掉皮张和小肠后，一只酮体羊（屠宰后除去头、尾、四肢、内脏等剩下的部分）价格不足10元人民币。当时满扎两地各食品公司肉店一斤带骨羊肉的零售价仅为0.38元人民币。另外，当时满洲里的蔬菜价格是偏低的，这可能与当时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结构有关，据当年老人们讲，那时候一般老百姓是舍不得买新鲜蔬菜吃的，基本上是靠咸菜度日，要想吃新鲜蔬菜一般都是自己在房前屋后种一点。扎区农民卖到满洲里的新鲜蔬菜一部分为当地居民消费，一部分是供给各家饭店和那些达官贵人，蔬菜价格偏低也与菜农种植蔬菜成本较低有关，再就是供大于求而导致的。我们从上述商品价格分析看，凡是地产的畜产品或农产品价格都较低，地产的商品中唯有煤炭价格偏高，煤炭价格偏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扎赉诺尔生产的煤炭少量供给本地，大部分供给东清铁路北满段沿线，在当时属于紧缺的商品；二是扎赉诺尔煤矿长期被俄商把持和包办，属于垄断经营，为攫取高额利润而将煤炭价格拉高。凡是本地不生产且需从国外或内地输入的商品，如粮食、糖类、茶叶、烟草、纺织品类、建筑材料、铁器制品等价格都明显过高。

另外，当地出产的商品价格较低还与当时满洲里人的生活习俗有一定关系。一位曾在满洲里居住过的俄国人尼古拉依·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维奇在他的回忆文章《我儿童时代的满洲利亚》中对当年的满洲里人生活方式有一段记述：“俄罗斯人和满洲里部分居民都有从事养牛、养羊的习惯，每年夏季都能分得一块草场去打草。开始时俄罗斯人与满洲里人分头一起打草，后来有人用机器打草，也有人用手工打草，我也几次与祖父打草。以合作社形式集体打草时，在一个合格领导者领导下，每次打草活动都组织得条理有序、理智、公正。”这段记述揭示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现象，即当时的满洲里居民特别是俄罗斯人有自己养牛、养羊（扎赉诺尔居民自己种菜）自给自足的生活习俗，凡是能自己养、自己种的东西（包括到街区周边捡牛粪用来取暖）一般就不会花钱去买。

物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取决于人们的消费习惯，取决于供求关系，还取决于当时人们收入水平的高低。关于当时满洲里普通工人、店员的收入情况虽然没有查阅到直接的资料，但也从相关资料记载中间接地了解到一些相关情况。关于当年满洲里普通劳动力的收入情况有这样一种说法：本地的小商人很多，大概都是二百元到三百元的小资本经营，其中也有资本为五千到六千元的商人。当地的普通成年人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15元。根据这一说法，当年满洲里普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种说法，当时市里一个普通匠人如木匠、皮匠等劳作一年所制作的木制品和皮毛制品等大体可以换得20只活羊，若按当时每只活羊2卢布计算，20只活羊=40卢布=36个大洋。若按1个大洋相当于现在80元人民币计算，普通匠人年收入折合现人民币为2880元，月收入为240元人民币，仅相当于2017年满洲里月最低工资标准1760元的七分之一。若按1个大洋等值于现在200元人民币计算，普通匠人年收入折合现人民币为7200元，月收入合600元人民币，相当于满洲里市2017年月最低工资标准1760元的三分之一。或是按1哈大洋可兑换现人民币200元标准来计算，当时普通匠人的收入还是较低的。普通匠人的收入况且如此，那当时的普通店员、小工等的收入肯定比这还要低。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初年的胪滨县衙的知事最低月薪为240元，普通工作人员月薪为50元。由此可见，当时满洲里在县衙里为官的人员薪酬是最高的，为普通劳动力的3.3倍。而同时期的中学一般都实行时薪制，讲一个课时为1-1.2元，一般中学教员的平均月薪为40-50元，初高等小学教员最多月薪36元，平均为21元。前不久，纪疆平先生曾通过王铁樵先生转给我一份扎赉诺尔解放街小学校长、教员、校工名单，名单后附有“旧奉给额”和“改正给额”，也就是原来教职工工资额和新调整之后的工资额。虽然表上没有注明时间，但根据名单中有俄籍教员名单这一现象来分析，时间大体应为1945年-1947年之间。表中所说之“旧奉给额”估计应是指日伪时期教职工的月工资额，其中校长月薪为55元，副校长为40元，教员为35元，教工为20元，教职工平均月薪为36元。这里的货币单位应是满洲国伪币，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伪币发行之初与哈大洋为1：1兑换，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到1943年时伪币持续超量发行，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伪币持续贬值。虽然从该名单上的工资额看数额不少，但实际上恐已买不到1920年时同等数量的商品了。这个名单上的“旧奉给额”可作为上世纪20年代满洲里中小学教职工薪酬标准的参考数据。据《煤海今昔》一书记载，上世纪30年代俄国人办矿时期，扎赉诺尔煤矿井下采煤的矿工（中国人）每个出勤日按生产吨煤可提取0.85个大洋为工资计算标准，而同时期的北京门头沟煤矿井下采煤工人日工资为0.3个银元，月工资为6-7个银元，但由于当时生产效率低下，那时每个矿工每天能出0.5-1吨煤就已经是效率很高的了。直到日伪统治时期，在法西斯式管理模式下，煤矿全员才日产1吨煤，井下采煤工人日产2-2.5吨。日伪时期矿工收入情况不详。若按当时生产每吨煤提取0.85个大洋为计算标准，每个矿工日产0.65吨煤计提工资，再按每月30天出勤计算，月收入为22.8个大洋，按1个大洋折合现人民币200元计算，当年矿工月工资折合现人民币为4560元。由此算来，当时煤矿矿工的收入水平在当地来说还是相对较高的。以上我们计算的是当年矿工月收入哈大洋与现在人民币币值之换算，那么，我们再用货币购买能力做一下比较。若按民国时期1银元折合现人民币200元为计算标准，当年满洲里市场销售的一级面粉一布度（33.76市斤）2.7银元，折合现人民币为540元，折合每市斤为16元。那么，每个矿工每日下井所获收入为0.76个哈大洋，折合现人民币为152元，可买面粉9.5市斤。如果我们仅从煤矿矿工收入的直接数字看，矿工收入与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相比还是略高的。若我们将矿工收入与煤炭销售价格联系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矿工从井下挖一吨煤上来所提取收入的0.85元，只占每吨煤零售价15元的5.6%，扣除其他直接成本，俄商依然攫取了巨额利润。另外，从表面上看，煤矿下井矿工的收入较高，但在其收入中实际隐含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死亡、伤残等意外的卖命钱。

从以上简要分析和前后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20年代时满洲里地区的总体物价水平是很高的，究其原因，是与满洲里当时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市场环境有密切关系。高收入者和高消费阶层仅限于那些手中掌握着商业资源和善于重利盘剥的俄罗斯商人。而拉高物价的畸形消费阶层主要是那些从俄境内携带巨额财富逃入满洲里的白匪和富绅等。那些从山东、河北、辽宁等地来到满洲里开商店、摆地摊做小生意的中国人大都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即使有少数收入颇丰的中国商人也局限于小农思想的束缚，秉承勤俭持家的生活理念，一门心思想多赚点钱，要么想盘个大一点的商铺，将生意做得再大一点，要么想攒些钱回山东、河北老家盖房、买地、娶媳妇。而收入最微薄、生活最艰辛的当属那些靠出卖体力吃饭的社会最低层群体。

 

 

 

□本版图片摘自《亚东印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