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老冀

 

1902年，沙皇俄国政府绘制的道北八乍市附近城区图。

 

 

20世纪20年代的尼基金旅馆。

 

20世纪20年代的满洲里普希金大街、次利阿托斯商店、酒类食品杂货商行。

 

1919年的道北八乍市。

 

20世纪20年代的道北八乍市。

 

20世纪20年代的道北八乍市。

 

1935年，满洲里街头的俄式店铺。

 

□摘自《搜狐新闻》摄影：Gerald

 

 

道北区八乍市的形成以及对道北区商业街区形成的影响

平心而论，当年沙皇俄国政府在制定满洲里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的时候还是很有超前性的，不仅在道南区规划了一个八乍市，同时在道北区也规划了一个八乍市。两个八乍市之间虽然隔着满洲里站和铁路，但从中东铁路满洲里站平面图上看，道北区的普希金街和道南区的车站街就像一条玉带将北南两个八乍市串联起来，犹如盛开的并蒂莲一般。关于道南八乍市和道北八乍市哪个开埠在前哪个开埠在后的问题，目前没有定论。笔者认为，既然满洲里建市是从道南火车站开始建起的，那么那些蜂拥而来的沙俄商人也一定会凭借着铁路货运的落地之便利，首选道南区八乍市作为其开张之地。但随着道北区建设大幕的拉开及沙俄铁路交涉分局、华俄道胜银行、公共理事会、铁路员工公寓等先后落地于道北区，满洲里权力中心在道北区已初现端倪，不仅满洲里人口逐步向道北区移动，满洲里商业活动中心也开始向道北区转移。虽然道北区的八乍市起步稍晚，但发展速度和经营规模却呈后来居上之势。

道北区八乍市位于四道街以北、普希金街北段的两侧位置上。道北八乍市初建时周边尚没有建筑物，就是一个露天交易市场，最初来这里摆摊做生意的商人在地上铺一块雨布或铺上几张皮子就当是摊床了。商贩们或站立在货摊旁招揽客人，或席地而坐迎接来来往往的购物者。虽然早期的八乍市经营条件极其简陋，但并不影响购物者的热情，因为这里是他们购买生活所需的唯一地方。早期的道北八乍市谈不上商品分类问题，商贩们所经营的货品主要以蔬菜、肉类和日用杂货为主，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杂七杂八什么都卖的地方，可能大到活畜，小到针头线脑，虽不敢说什么都有，但至少能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随着东清铁路开通后中国商人将来自于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国货源源不断运到满洲里以及俄货的泛滥，道北八乍市的货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王铁樵先生在《百年满洲里》图文版一书中对此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八乍市的摊床上摆放着成捆的布匹，这里是专门出售布料等百货用品的交易市场，这与道南八乍市多以出售蔬菜、薯类为主形成分工”。这段描述如实记录了道南和道北的八乍市在之后的岁月里货品结构变化的结果。

随着道北八乍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交易的日趋活跃，在八乍市做生意的客商们开始有了在此长期经营的想法，于是，他们从微薄的流水中拿出一点钱，将市场周边的地摊变成了由木箱、木架做支撑，上面铺上木板的摊床，在摊床的上面再用遮雨布搭盖一个棚子，这样既能遮阳又能避雨，虽然很简陋，但总比原来的地摊改进了一步。市场中央部分的地摊也变成了摊床，只是没有遮雨棚。就在这样简陋的经营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和沙俄商人依然不离不弃，以集腋成裘的精神为满洲里早年开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满洲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供给功能，他们不仅是形成道北商业街和商业区的催化剂，更是满洲里现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

东清铁路开通，满洲里开关设埠，特别是道南八乍市和道北八乍市相继兴起，无论是境外的沙俄商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商人，都嗅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们纷至沓来。1904年，山东掖县人、黑白铁匠出身的孙洪滨来到满洲里，开设了满洲里第一家日用百货商店成聚德商号，经营日用百货和中西药品；1907年，来自辽宁营口的陈宝田在亚力山德洛夫大街（二道街）与满洲里大街交叉处的东北角开设了满洲里第一家宝泰表局；1909年，沙俄商人尼基金来到满洲里，投资开设了满洲里第一家旅馆尼基金旅馆。到1911年时，沙俄商人在满洲里（包括扎赉诺尔地区）开设酒店、旅馆、肉铺、杂货店曾达到近百家之多。1912年时，中国人在满洲里经商的商户也骤然增加。当时满洲里的政商环境基本在沙皇俄国政府把控之下，中国商人与沙俄商人相比不仅势单力薄，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1908年初，东清铁路公司在满洲里设立理事会，董事长由沙皇俄国人充任，附属地内一切行政事务和征收税捐统由理事会管辖，附属地内均按沙俄法律办事，并在满洲里设置了监狱。沙俄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攫取了满洲里的行政、驻军、护路、司法、设警等权力。沙俄军队在车站附近构筑了营房、哨所、工事、仓库等军事设施，并对中国军队进驻铁路附属地做了种种限制。沙俄理事会一经成立，便勒令中国商人向该会申领售货执照，并苛以重税。在遭到中国商人拒绝和抵制后，沙俄警察便捣毁中国商店的匾额、货物，以至封闭店铺，致使中国商人一度难以为继。面对沙俄理事会的野蛮行径和沙俄商人们的市场垄断，中国商人一方面据理抗争，一方面抱团取暖，自发组建了满洲里商务会，以商务会为载体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商人的利益。尽管采取了一些维权举措，但在理事会和沙俄商人的双重压力下，当时的中国商人依然是举步维艰。回眸这段商业发展史，我们不仅哀叹清政府之懦弱，也感叹中国商人那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存能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大批沙俄人员涌入满洲里，由于商业需求的激增，市场呈现出畸形繁荣形态。这一时期，又有一批中国商人来到满洲里，如当时满洲里颇有些名气的洪兴泉商号的老板李正卿就是其中之一。洪兴泉商号主要经营蒙古杂货、布匹呢料、糕点和食盐。该商号最兴盛时期雇佣的店员有40多人。

到1931年末，满洲里市的商业发展格局已经突破原八乍市范围，形成以道北区的八乍市为基点，开始向周边区域的主要街道迅速扩散，形成南北向以博士大街为轴心，东西向以二、三、四、五道街为轴心的商业街区。据不完全统计，在该商业区内有固定商号的，八乍市24户，一道街8户，二道街28户，三道街21户，四道街35户，五道街11户，六道街1户，博士大街38户，兴华街2户，共计168户（上面所列商户数中不包括流动商贩。该数据一部分来自于1929年日本人对满洲里商户的统计结果，另一部分来自于1931年东省特别区满洲里市政所的调查统计结果）。

清末民初满洲里开埠后的商业状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前，虽不断有沙俄商人进入满洲里做生意，但都属于游商性质，他们在满洲里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商号，每次都是赶着骆驼驮着货物越过几乎没有设防的卡伦（哨所），来到满洲里的蚰蜒山下与来自海拉尔和卜奎的旅蒙商（当年来自海拉尔和卜奎的旅蒙商大多实力雄厚，每次出行用数匹骆驼牵引着两轮车，满载着货物绵延而行，场面非常壮观）进行交易，短暂逗留后返回时再采买所需商品，通过一卖一买赚取高额利润。随着东清铁路开始建设，沙皇俄国政府开始规划满洲里的城市建设，与此同时，沙俄政府以满洲里为跳板不断地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全方位的渗透和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沙俄政府早已做好了长期霸占和统治的准备。尤其是作为“东亚之窗”的满洲里是沙俄政府在侵略和扩张中最为关注的重点之一。沙俄政府除了在满洲里设置理事会，主导满洲里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外，还通过涌入的沙俄商人开始对满洲里商业进行布局。1900年，沙俄商人在满洲里开设了卜西马基酒店、卡其纽夫肉铺、巴库达诺夫杂货店。紧接着又有一家很著名的经营糖果点心的次利阿托斯商店在满洲里市中心开张，据说店主是俄籍希腊人亚拉玛。此外，在满洲里兴业的沙俄商人沃劳表夫兄弟二人经营的食品店也较有名气，还有谢昂托拉路旅店、诺维斯维特旅店、阿贝奇索夫饭店、次利阿托斯饭店、乌依果塔杂货店。1904年，沙俄商人杜兰到斯投资一万俄币在满开设了一家经营西皮酒的酒店，经营范围涵盖了满洲里和海拉尔。满洲里开埠初年，沙俄商人基本垄断了满洲里市场上的皮货制品、编织物、橡胶制品、白铁制品、药品、罐头、糖果等，另外，饮食服务行业中的酒柜、肉铺、饭店、旅店、食品店等也尽在他们掌控之中。

1905年之前，满洲里约有1.96万人（不含扎赉诺尔地区），其中沙皇俄国人占60%，中国人约占40%。沙俄商人拥有大的商户多达数十户，中国商户数量虽多于沙俄商户数，但大多数商户规模很小，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号不多，好多是在道南、道北两个八乍市摆地摊或为游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王铁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