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锋

1979年，扎区灵泉小学成立初期，仅有的6位任课女教师在妇女节当天合影。

 

 

1980年，扎区灵泉小学岳淑凡老师被选送去上海学习观摩，在外滩留影。

 

1980年，扎区灵泉小学岳淑凡老师在认真备课。

 

1987年9月，扎区灵泉小学停办时，全体教职员工合影。
 

 

1976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事。而那一年的冬天，我出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一个普通的矿工家里。父亲在矿上上班，母亲在家带孩子，全家靠着父亲一份微薄的收入节衣缩食过日子。我出生后三年，妹妹和弟弟又相继出生。

幼儿时候的事在我脑海里没什么印象，一些往事都是后来听母亲提起才知道的。听她说，她和父亲结婚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直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家搬出来时还是没房子，只好借别人的房子暂住。

那间房子在灵泉五九住宅那儿，土坯房，不足10平方米，只有里外两间屋，一进门就黑漆漆的，地是土地，墙是土墙，除了昏黄的灯光和旧报纸糊成的顶棚，整个房子里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

搬家那天，一辆小马车就把我们一家五口人连同全部家当运过去了。等到了地方，母亲抱着弟弟、领着妹妹和我站在门口，父亲打开破旧的房门，把包裹和行李放在炕上，燃起炉火，给缸里面挑满水，然后擦干净窗户，从此一家人独立生活的日子开始了。

那间跟人借来的房子实在是太简陋，一到天黑的时候，顶棚上随时会有老鼠窜来窜去的，吱吱的叫声和时不时探出的鼠首实在是太吓人了，所以生性要强的母亲发誓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那个年代，相关部门对土地管理的还没有那么严格。当时，只要自己有能力，跟相关的人打声招呼，找块空地就可以建房子。

据父母说，我们家的房子就建在灵泉的东南方向，原扎赉诺尔区灵泉小学的校园后面。当时，来此建房子的不止一家，因为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开阔，而且离着灵泉淌水的水沟子非常近，取水和泥方便。

为了建造一座自己的房子，母亲选择通过勤俭省出一个家来，因为她相信比常人更坚韧、更有毅力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当时每月我家只有父亲那几十元工资，没有别的收入，三十多岁的她坚持从嘴上、从日常生活中节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家庭开支。家里稍有一点闲钱就攒起来，父母稍有一点时间就去采石头、拉土、和泥、垛房子。

平日里就是夫妻俩自己干，最多找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帮下忙。就这样日积月累，房子慢慢成形了，但到了该上房梁的时候，家里却一点钱也拿不出来了，只能停工待料。

那段日子，父母眼看着自己千辛万苦建起来的房子不能入住，心急如焚却没有一点办法。一分钱压倒英雄汉是什么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有体会。

时间折磨着人的精神和意志。一天、两天、三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日夜思虑，着急上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最终，迫不得已，父母只能忍痛把房子转给了别人。

等我记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灵泉五八住宅了。石头砌的房子，和以前的土坯房一样也是里外两间屋，一栋房大概有八九家住户，左邻右舍就只隔了一道墙。当年邻里间和睦相处、一团和气，平日里大伙儿总爱串串门、一起上街，生活上互相照应着。因为这些人不光年龄都差不太多，工作基本上也都是矿上的，家里的经济条件也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就是和小伙伴玩耍。我被一栋房子里住着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领着到处疯跑、做游戏，跳绳、跳皮筋、打布子儿、躲猫猫、叠纸飞机、扇烟盒，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吃了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出来玩儿，和一群熊孩子在一起疯淘。

我小时候是个腼腆、害羞、沉默寡言、不善显露的男孩儿，胆子特别小，在家里三个孩子中又是年龄最大的，上边没有哥哥、姐姐领着，所以常常被人欺负。

挨了打不敢还手，尽管有一肚子委屈也只会跑回家呜呜地哭，自己承受痛苦。妈妈很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尽管她心里比我更难受，但是每次在她安抚我的同时都严厉地苛责、训斥我，想改变我这软弱的性子，但是天性使然，我生来就是那种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想改也改不了。

我直到现在都一直坚持认为我小时候的这种性格或者说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没什么不好。最起码不具有攻击性，不会随意伤害到别人，不会主动去破坏规则和挑战秩序。可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在后来受教育的过程中，在成长道路上，让我心灵上、肉体上饱受伤害。沉默的羔羊往往是会被认为软弱可欺，任意凌辱。

二

时光飞逝，我懵懵懂懂地长到了7岁。这一年，因为家境窘迫，父母常常去山上开采石头，以赚钱贴补家用。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把我们三个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带到山上又不方便，于是母亲把我们三个送去了灵泉区学前幼儿班（位于扎赉诺尔区灵泉小学）。

因为当时年纪非常小，上的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在班级里，跟同学之间发生的事记不住了。我只记得班主任是岳淑范老师，她是一位很会和孩子相处、很随和的人，从不随意打骂或侮辱孩子。除了她，另外还有一位老师印象也很深刻，但是名字始终不知道。只记得她当时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举止优雅，身材修长，一头披肩长发映衬着白皙的皮肤和俊俏的脸庞。她常常喜欢在下午时给班级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弹钢琴（现在想来那应该不是一架钢琴而是脚踏风琴）。很多时候，我们这群孩子就是听着她弹奏出的优美琴声不知不觉趴在书桌上睡着的。

在那里上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离家较远，来回接送不是很方便，等到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就不让我们去了。去不去上学，在孩子心里都觉得无所谓，能每天睡到自然醒，能每天吃了饭就出去找小伙伴玩儿，才是孩子们最高兴和最愿意做的事。

童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什么都不去想，仿佛生活中只有甜没有苦，好像哭过或者挨了打在心里也不会留下任何阴影。尽管那时候身上穿的衣服是带补丁的，尽管喝的是稀粥，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就着咸菜条，但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好像都是蜜糖的味道。

三

过了年，我8岁了，到了该正式入学的年龄。妈妈领着我去学校报了名，又特意给我买了新书包和各种文具。带着新鲜和好奇，懵懂的我走进校园，开始了受教育的日子。

当时，一同入学的不光有邻家的小伙伴，还有附近住的很多年龄相仿的孩子，一个班级里大概六七十人。那时候上学，女孩儿背的基本上都是用手工缝的花布书包，男孩儿有很多是捡家里哥哥姐姐上学时背的绿军挎当书包用。在这群孩子当中，最辛苦的要数灵北那边住的同学了。当时还没有成立“扎局第十小学”，因为距离较远，他们每天很早就得从家出来，手拎饭盒、肩背书包，成群结伴徒步走上好几公里来到学校。中午就在教室里吃饭，一直到下午放学才能回家。那时候，无论孩子年龄大小、上学路途远近，校方或家长脑海里根本没有接送的概念，早晨出去家门就不管了，全都是自己走着上下学。

我家住的地方距离我上学的扎局第四小学非常近，从家出来只需七八分钟就能到。记得那时学校的院墙都是土垒的，朝东方向开了两个门，一大一小全都是用木头栅栏做的。顺着小门进去能看见一棵杨树，杨树北侧是供应热水的水房，西南方向就是我们的教室。教室是石头砌的房子，外墙被粉刷成土黄色，两个窗户旁边是房门。因为是南北走向，门窗朝东开，所以里头始终是黑咕隆咚的。

踩着不知此前曾被踏过了多少遍，黝黑中泛亮的土地，第一次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昏黄的灯光、破旧的木头黑板和破旧的桌椅，整个屋子里的色调给人感觉就是“黑”。之前就听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说起过：“早些年，闹文革时，这里曾打死过人，还闹过鬼。”所以天生胆小的我，腿打颤、心哆嗦，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地被人机械地安排着坐在了座位上。自此，我的小学生活开始了。

我遇到的第一个班主任姓张，人称“张大鼻子”。她当时在学校、在她教过的学生和家长中间，甚至周边几所小学里都是出了名的，是个硬茬。她个子不高、身材臃肿，走起路来就跟戏曲里武大郎步伐是一样一样的，尤其是她黝黑的肤色再配上一双黄眼睛和大鼻子，更显得面相很凶。

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所有的课程都是班主任一个人教，除了语文、数学没别的。这位张老师采取的教育方式是纯粹的“填鸭式教学”，教育手段无非就两样，第一靠“打”，第二靠“每天留如山的作业”。

她专门安排学生家长给她做了一根“教鞭”，平时就用这根一米多长的木头板条来教学和打人。上课时若有谁交头接耳、小动作多，若有谁作业本上写错了字、算错了题，反正只要惹恼了她，揪过来就是一顿打。她打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用教鞭打手板，一种是掐脸、扇嘴巴子。不光自己动手，她还授权班干部也用这种方式打人。平时上早自习，班干部若是发现谁违反纪律、谁没完成老师昨天留的作业，也是动手打人毫不客气。总的来说，她比较喜欢听话、遵守纪律的学生，尤其是女生，男生稍差。这些在她眼里所谓优秀的好学生被她任命为班长、学习委员直至小组长等等，这些同学不光平时忠实地执行她的命令，班级里有什么情况也会随时向她报告。有些相对顽皮的同学，在她上课过程中不认真听讲，私底下摆弄些小玩意儿，随后就是因为这种小报告挨得揍。两年时间下来，光让这位张老师打回家的就有二十几个学生。

我在她手底下挨过揍，挨揍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淘气、不听话，而多是因为前一天留的作业没完成或者课本上做错了几道数学题。回想起那时的我，人很蔫，不愿意吱声，是个中规中矩、毫不起眼的老实学生。怕老师、怕那些班干部、怕被拽到前头挨揍，所以尽量让自己做得好，但我只是个孩子，数学课上算错几道题是难免的，结果被揪到前头，没等挨打，让她大呼小叫两句整个人就已经懵了，于是只能任由她一边咆哮着说我傻、说我笨，一边忍着疼挨打，课堂里还时不时爆出一阵哄堂大笑……

她留的作业我也几乎完不成。给一群刚入学、刚学写字、刚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的孩子每天留十几、二十几篇作业，任务太重啦！我那时放学回家吃过饭就开始写作业，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上早自习，班干部一检查，没完成作业，又得挨一顿揍。现在回想起来，相较大多数同学，我的作业虽然写得特别工整，但是写字速度确实比他们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母亲后来听邻居们说起的，她们说：“她家的孩子其实也写不完，有的是哥姐，有的是父母帮着写的。”

那时候，这位班主任虽然每天都动手打学生，但也是看人下菜碟，她赏识的那几个学生基本上是不会挨揍的，学校教职员工家的孩子她也轻易不会揍的。剩下的多数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孩子，那她可就无所顾忌了，除非你今天不犯错，除非你做对了她出的每一道题。

若说起那时候相对快乐一点的事，可能也就是课间十分钟或者班级里开队会了。整天坐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看着那位拿着棍儿，长得凶神恶煞模样的张老师指着黑板教我们认字、算题，脑神经时时刻刻紧绷着，就像是一根儿长期受压的弹簧。忍啊、忍啊，终于耳朵里传来了叮当的响声，心里头想着外边，但却不敢动，要她说下课才行。

出了班级也就是去趟厕所，然后在教室门前转悠着玩一会儿。男女同学自然而然地分成两个互不接触的群体，各玩各的，哪怕两人是同桌也跟陌生人一样。这都要归功于那位老师和她手底下培养出的那帮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规矩就是这么定的，违反了就得遭举报、挨揍。纵然是这样，能在课间走出教室也算幸运的。每堂课后特别是午间时候，总有几个表现不好的同学不允许出教室、不能回家吃饭，轻则重新做作业，重则挨打和罚站。

 

 

 

□本版图片由张燕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