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

 

上世纪70年代，满洲里市第二医院同事们合影。前排左三为母亲姚淑琴。

 

上世纪70年代，父亲陈万金与母亲姚淑琴在家中庭院合影。

 

上世纪70年代，父亲陈万金与母亲姚淑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上世纪80年代，母亲姚淑琴与朋友合影。

 

上世纪80年代，父亲陈万金与母亲姚淑琴在大连合影。

 

 

1969年后，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我们这个偏远的边境小镇也未能幸免。在“清队”扩大化、深挖新“内人党”运动中，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因所谓“罪行”遭到审查、批斗、游街，甚至有的被逮捕或被关押在“群专”（群众专政）指挥部里，制造了内蒙古最大的、震惊举国的特大冤案。1969年2月，对于我们家来说绝对是一个最暗淡的时刻，首先是2月6日正在上班的父亲在单位被隔离审查，遭到长达14天的批斗，而后被打成“内人党”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2月24日母亲也被单位隔离审查，3月8日下午，区革委会在矿区电影院召开批斗大会，“群专”工宣队人员把母亲五花大绑地从单位押到会场，直接恶狠狠地将她扔到台上，在台上强迫她一次又一次地低头下跪，叫她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问她谁是介绍人，让她认罪。母亲不认罪并和他们争辩，他们就拿来一块布不怀好意地堵住了她的嘴，不让她说话，一直批斗长达四个小时到会议结束，她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并怀疑是“内人党”，然后用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大大的白纸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几个血色的字。这时的母亲早已站不起来，也无法说出话来，痛苦地蜷缩在台上，他们就硬是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出去扔到冰冷的解放汽车上，直接把她押送到矿区“群专”指挥部。在“群专”指挥部里，母亲遭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都昏迷过去。这样的非人折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母亲以她超越常人的毅力忍受着、坚持着，一定要活下去是她唯一的信念。

父母被抓后，家里只剩下可怜的四个孩子，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每天都处于惊恐不安之中，三个多月里，我们几个孩子在仅仅14岁的大姐看护下，心惊胆战地熬着、等着、盼着。在这最无助的时刻，我们的大姐用她小小的身躯担起了家庭重任，她真的像大人似的早起晚睡，洗衣做饭，照顾着我们，守护着家，盼望着父母早日回家。后来，当时受到“内人党”运动牵连的叔叔从黑山头部队被迫提前转业来到我们家，我们总算是有了大人的照顾。父母被抓如同天塌了下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父母被迫与我们分开的三个多月里，感觉天都是灰蒙蒙的，空气都是苦涩的，稚嫩的我们只能相互依偎着，战战兢兢地活着，每天都在巨大的恐惧中度过。

这期间的一天，一位“群专”里的张姓工宣队干部来家里通知，说可以去见母亲了，我便跟随大姐一起去“群专”大院探视母亲。所谓的“群专”大院是原来的服务公司，在原中央大街西头南侧，老北方照像馆的后面，文革运动开始后这里便成了“群专”大院。这个大院实际上距离我家并不远，不到500米，即使这么近的距离我们母子也难以相见。我和大姐在张姓工宣队干部引领下来到“群专”的一间屋子，一会儿功夫，一个人把颤颤巍巍的母亲带到我们面前。母亲穿着自己的那身紫红色上衣，蓝色裤子，一双布鞋，脖子上用麻绳挂着一个编号XXXX的白色牌子格外刺眼。母亲瘦了，一脸憔悴，多日不见的母亲竟然长出了白发。母亲看到我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突然间上前紧紧地把我和姐姐拥在怀里，亲吻抚摸着我的头、脸颊，她的手是那么的温柔却又那么的冰凉。我抬头看见她呆滞的目光里闪着泪花，但并没有掉落下来。平日里爱笑的母亲被折磨得好像是变了一个人，惊恐、不安、陌生，可见在这非人的环境里面她是怎样熬过日日夜夜的。母亲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不哭！不哭！”我们俩哭着喊妈妈，撕心裂肺，哪个孩儿受得了，哪个孩儿不想娘。“关在里面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在牵挂着你们，在不受审讯的时候，我经常望着窗外，那一刻最幸福，因为窗外就是家的方向！”她这样说着。实际上，那个窗向南，家在西。她叮嘱道：“我在这里挺好的，过几天就会出去了，孩子们别乱跑，把自己照顾好。”在我们心里，只要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过了一会儿，母亲悄悄地告诉我们，那个工宣队的张叔叔是个好人，他对关押的人都很好，只有他从不歧视和打骂这里的人。打那儿之后，虽然我们见不到母亲，但母亲在里面的情况都是由张叔叔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把一些药品、字条和糖果夹在衣物中，通过张叔叔带给母亲。在那段恐怖的日子里，多么庆幸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方式与母亲联系，每一天我们都在盼望着能有母亲的消息传出来。

从此，我们家和张叔叔家成为了好朋友。 母亲被释放后，我们两家保持着密切联系，母亲经常做一些好吃的请张叔叔一家人来家里做客。多少年以后，每当谈起这段痛苦经历时，母亲总是感慨万千，她不讲被关押时遭受折磨的痛苦经历，却经常念叨：“你们张叔叔是咱们家的恩人啊！”

1969年6月，父母先后被释放，他们终于重见了光明！本来父母回来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可喜可贺，可是大家真是高兴不起来。看到父亲遍体鳞伤，脖子上还缠着渗血的绷带；母亲目光呆滞，面无血色，我的心在剧烈颤抖。

1975年，组织上考虑母亲的实际情况，照顾她的身体状况，安排她到满洲里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她非常感谢组织上和单位领导对她的理解、关心和照顾，也十分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她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状态，忍受着病痛给她带来的烦恼和折磨，每天坚持上班，默默地工作，并且从来不给单位添麻烦。当母亲下班回到家里，依然像往常一样精心地照顾老人和孩子，每天照样还是那样忙碌着。家人们劝她多注意休息，可她并不在意，还经常说：“当时没有死在里面，是党挽救了我，等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好好地活着，多做一些事情。”

父母的这次悲惨遭遇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造成了巨大伤害，组织上及时安排他们于1977年到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治疗和康复，母亲在家修养一年。

1978年，父母先后获得了平反，我们高兴极了，一家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可是那段悲惨经历给我父母造成了无法抚平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父亲被打成耳聋、严重的风湿、颈部血管瘤、风湿性心脏病、脊柱严重变形、神经性皮炎等。母亲患上了间歇性精神障碍、腰椎增生、神经官能症、心脏病、慢性肾盂肾炎等。平时母亲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可有时就会出现惊恐不安，甚至身体发抖，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当这场浩劫结束后，我们控诉打人凶手当年殴打、迫害父母的恶劣行径时，母亲却心平气和地跟我们讲：“都已经过去了，当年他们也是年轻不懂事才干了错事。”母亲的宽容和善良令人动容。

凡事母亲都为他人着想，总是想着为别人做一些事，很少想为自己做些什么。当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一些的时候，母亲不顾自己疾病缠身，依然和父亲商量把他们的老人从农村老家接到城里，一是能与老人团聚，二是想让老人过得好一些。那个年代办这样的事谈何容易，首先是交通不便，只有一趟火车，上下火车就两头难，而且我们这里还是边境地区，没有边民证的人是无法进入城里的。再有，老人们从来就没出过远门，需要有人接送才行，家里还要解决好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即使这样困难重重，也没能打消父母要接老人们过来的念头。通过努力，如父母所愿分别把我的爷爷、姥姥从农村接到我们家。随后，我的很多亲戚也从农村举家迁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

我亲爱的母亲，在家里是我们的好妈妈、父亲的好妻子，在单位里是好阿姨、好大姐，在朋友眼中是实实在在的贴心人。她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勤奋工作，自1957年参加工作到1979年退休，她先后获得单位五次表彰和奖励，得到大家的普遍赞许。她用一生精力撑起我们这个家，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四个孩子。她经常引用毛主席讲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要求和鼓励我们，我们也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都在各自岗位上有所作为，分别成为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大校军旅作家、央企高管，母亲为我们的成长、进步和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光荣和骄傲。记得1985年，在部队的哥哥第一次荣立二等功受到嘉奖，民政部门组织人员敲锣打鼓送喜报到家时，我们看到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她不停地为送喜报的同志们递烟敬茶。哥哥的作品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那一年，母亲已经卧病在床。当她头脑清醒的时候得知喜讯后，人一下子精神起来，让我们赶紧把她扶起来坐在床沿上，用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捧着奖状，顿时老泪纵横。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支难忘的歌，一个深深的情怀，一个长长的思念。大草原如此美丽宽广，克鲁伦河绵绵流淌，母亲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在未来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去告慰天堂的母亲！

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小康社会就在眼前。正如母亲所愿：家庭枝繁叶茂，不断壮大，幸福吉祥。

丁香花盛开的时候，万物复苏，我对母亲的爱珍藏在心头；奔腾不息的河流浩瀚无垠，承载着无尽的倾诉。给我千百个理由，何以割舍，草原上永远留下了母亲的温柔。追忆中亲爱的母亲依然那样美丽、慈祥，宛如丁香花，生来坚强，倩丽幽香。         

 （完）

 

 

 

作者简介：

陈雷，又名陈满生，1960年1月出生于满洲里。1967年9月入扎赉诺尔区红卫小学（原解放街小学）读书，1972年9月入满洲里市第二中学读书，1977年9月下乡于扎赉诺尔发电厂知青农场，1979年9月考入扎兰屯师范学校，1981年8月到灵泉发电厂参加工作，2006年9月调入国华投资呼伦贝尔分公司，2020年1月退休。

 

 

 

□本版图片由陈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