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英

 

 

第二代国门

 

 

第三代国门

 

第四代国门

 

第五代国门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满洲里

 

 

笔者上年策划满洲里市博物馆的布展过程中，偶然发现郭满喜老师所提供一代国门的原图颇有看点。顺着铁路向右看，即往东不远处竟坐落着一群房屋。这一发现的价值，不亚于对一代国门本身的发掘。于是笔者继续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了一张拥有中式门楼院落的图片，院落位于第一代国门以东。经过辨认，院内共有土木结构的平房4间，其中正房2间。铁路在营房以南经过。院落前有一近身的身着戎装的大清国士兵。难得的是上面写有俄文说明，译系“满洲里边防哨所全貌”。这张图片为我方在马其也夫斯克以东边关交通要塞之地拥有驻在哨所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可以推想，作为大清国沿边诸多卡伦（清朝特有的一种防御、管理设施），随着两国铁路走向的选定和开始勘测，必然会酌情重新选址定位。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苏克特依卡伦，该卡伦原驻霍尔津布拉克（即满洲里），具体位置在今铁路机务段北侧水泉（系一涌泉）附近。通过阅读史籍得知，东清铁路勘测结束的时间是1898年，那么卡伦西迁到边关的时间必然早于勘测结束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铁路确定走向后，勘测开始之前，即1895年或1896年。还有《满洲里市概况》（日文译本——笔者注）中写道：“原来本市在公历1898年正当东清铁路修建时，由于筑路人员的聚集，而成为一个村落”。这样看，于铁路关口设立卡伦的原因很简单，俄国担负测量和设计路基这些运作前期任务的人员入境，是要接受检査才能到霍尔津布拉克村落落脚的。卡伦若还在原址，当然不便于在关口上对俄罗斯进出境人员的检査与放行。

据史籍所载，在霍尔津水泉（布拉克）及霍尔津河之南岸，曾经的苏克特依卡伦由于铁路设计的走向南移而日受重托。至于该营盘大到什么程度，卡伦迁走后的1900年，拥有上百人的俄国马巡队曾在卡伦旧址驻扎，从这一情况得知，没有十间八间房屋是住不下的。

从诸多迹象上看，前面谈到的名为“满洲里边防哨所全貌”的图片，乃是西迁并再建的苏克特依卡伦营盘无疑。笔者数了一下从一代国门到我方边防哨所的电线杆，10个左右，哨所距国界当为“一里许”。

作为镇守边关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根据铁路的铺设和下一步需要开通边关这一实际情况，对沿边卡伦所在位置根据需要及时做出调整，当为必然的选择。比如后来，在沙拉松以南，马其也夫斯克之西南，地处我国境内的哈兰诺尔南岸（一说察罕赦拉山之南坡）曾设有察罕敖拉卡伦，后来就因铁路的建设等诸多原因东迁到察罕诺尔西岸，位于满洲里车站西南，十八里小站以南，就近看管因铁路建设蜂拥而来，取道满洲里的一些非法穿越的俄罗斯人。

清末由于边庭空虚，加诸不合时宜地签订了《满洲里界约》（尽管中国历届政府均未承认），又逢1912年的“蒙旗独立”，内乱不已，助长了沙俄屡屡向东、向南蚕食我领土的野心。时至民国初期，准确地说是1913年以后，马其也夫斯克附近之国界标志，意即笔者“赐名”的“国门”已不复存在。

关于第二代国门的发现和认知与第一代国门的发现和认知可谓异曲同工。

编史修志期间，笔者在大连图书馆有幸拜读了民国时期史学家许同莘所著的《改正中东铁路站名议》一书。据载：“满洲里今为胪滨县治，八十六号小站尚在其西，亦称十八里小站，则以俄里计算，此为华界尽处，站有牌坊一榜，曰：‘国门’”。又说：“故满洲里以西之十八里小站应属华，而不属俄，此为两国已正之疆。理载在盟府，更无异说者也”。十八里小站 （因距满洲里站十八华里而得名）是中国方面的称谓，中东路战争后曾名奥特堡尔，今名后贝加尔斯克，俄国人最初曾名之为八十六号小站（或叫会让站）。许同莘亦通晓俄文，明确了八十六号小站的俄文地名的写法， 是“P·No 86”。1918年2月，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部向该站派驻了警察所，租用了两节铁路客车，稽查出入我国国境人员。

经过查阅史料和笔者探访得知，该国门位于十八里小站以东，横跨在铁路之上。1952年，时任后贝加尔车站分拨处处长的阿里洛夫讲：“关于这个门，我知道的很详细，是1920年建立的”。又说：“门面向中国方向写有中文‘中苏门’，面向苏俄方面是俄文”。从图片上看，中苏门三个字应当是写在了国门面对中国方向的门楣上。可以确认，当年《改正中东铁路站名议》所记载的“国门”就是“中苏门”无疑。不过， 阿里洛夫也有记差和记混的可能，1920年他刚8岁，记忆和思维尚不够健全。况且当时苏俄红军与谢米诺夫白匪在赤塔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频繁作战，1920年6月，谢米诺夫还在满洲里成立了“白俄远东临时政府”。在这个背景之下，推想苏俄当局不能于此时修建国门。

1922年底，苏俄红军基本平定了白匪，于此之后，才有修建第二代国门的可能。从1926年开始，未经中国军政当局的认可，苏联擅自将驻扎在马其也夫斯克的检查机关、驻在部队、铁路管理机构及员工迁至十八里小站。据《中苏边界历史文件集·收黑龙江省长函》载：“苏俄拟将距八十六号站西十八里之马蹄页子站全行移至八十六号站，现在八十六号站开工建筑营房，拟修四所，可容二百人……”另有记载，当时满洲里人将城区以北八十六号小站以东既有的一个村落，叫北菜园子，苏方称其为博克都力，在此苏联方面也有动作。引文出处同上：“苏俄在距满洲里十三里地方， 现正建筑房屋……现已造成木房一所，尚拟用木石砌房一所。询问该工人等，声称：‘系建卡兵住房’”。

根据苏方此时大兴土木的情况，可以推断第二代国门的修建应是与营房同时进行的。在《中苏边界历史文件集·发黑龙江省长函》中有这样的记载：“苏联在满站西北十三里开工建筑卡房四所，并于十八里小站建设牌坊事情，事关国界边防……此次苏联建房地点，系在中俄接壤界线，未经确定之处”。笔者以为，“牌坊”就是国门。

其后，中苏两国界限（线）实际上已经从马其也夫斯克附近东移、南移于此。为澄清史实，许同莘又云：“中外人士每以满洲里为中俄交界。若此，外三十五里不复属之中国者，实为大误”。

第二代国门由苏联修建后，中方亦称之为“国门”。有这样一封电报可以作为佐证材料，中东路战争期间张学良致王正廷电报中，谈及满洲里的战况：“敌炮兵在国门附近，仍继续向我射击”。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或三十年代之初，即1930年前后，该国门整体被移至后贝加尔车站对面，苏方边防总站院内。

笔者也曾在报端上见过有关“国门”的记述和报道，但往往与史实多有偏差。如1935年4月1日《申报》的一则介绍是这样写的：“日俄非法售受之，中东路沿线重要市镇……满洲里……跨于线路之八十六站附近，立有大门，此门系为中俄纷争后，中国军击退俄军纪念门，名为反击门”。这样的报道不符合史实，甚至容易产生误导。“跨于线路”，即跨在铁路之上。前面说过，国门早已整体被移走。猜测是苏联将八十六号小站更名为奥特堡尔，意为“反击”而产生的误解。

第二代国门被移走后，苏联方面在原国门附近修建了一座铁架桥，又名栈桥，也称天桥、检查桥。这个“桥”在1932年7月就已经存在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将许光达等当年要到苏联学习，曾利用夜幕降临前的昏暗，携六七个人，按我地下交通员的指引从“桥头”附近穿越国境。回忆录是这样写的：“她为我们做了晚饭，大家吃饱后便三三两两作散步的模样走了。老杨还吩咐我们要向西走，别向东走，远远见铁路后，别向南，只往北去，距离铁路三四百米地方便有一个壕沟，马上跳进去向苏联爬，鬼子如放枪，你们受了伤也不能回来。我们到了北山，果然见有一人深的壕沟，都跳进去了，这时桥头的日本碉堡用机枪扫射起来，但我们未被打伤， 却已到了苏联，入了苏联境”。这里提到的“桥”即苏联的铁架桥。“桥头”即桥东，相依的“满洲国”一侧，有日本人为主要成员的“满洲国”国境警察队所建的哨卡及岗楼。

此前移至边防总站院内的“门”，据阿里洛讲：“于1949年已被拆除”。“门”当时因风吹雨淋已损坏严重。

至于那个铁架桥，后来又被苏联装饰成了“门”的模样。还用 “C CCP”（苏联的缩写）4个字母做成了4扇窗户。

需要提起的是，二十年代中国军方几次要在十八里小站修筑营房，均被苏方以各种理由所阻止。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中，驻扎在十八里小站的中国军警为苏军驱逐。战后的1930年，中国军方几次要在十八里小站建筑营房，均被苏方寻找托词予以拒绝。中方提出举行议界谈判，苏方又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内忧外患的中方军政当局未能改变再次丢失领土的现实。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下二代国门的发现，笔者2010年赴莫斯科原共产国际档案馆征集满洲里中共六大展览馆布展所用的党史资料，一家名为“嘎鲁”的旅行社接待了我们一行。笔者向他们询问可有满洲里的历史资料，答曰：有中国文革时候红卫兵在满洲里围攻苏联国际列车的纪录片。意想不到的是，该片在铺垫两国友好交往的镜头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横跨在铁路上的国门。笔者再次兴奋不已，凭着多年以来脑海里形成的二代国门的大致轮廓，一眼便确认出这就是魂牵梦绕的笔者所追想的二代国门。

上个世纪初叶，沙俄侵略势力仍然继续不断地向东、向南渗透，中国领土仍然被不断地蚕食，原位于满洲里以西，在沙俄乃至苏俄时期他们先后所建的两代国门，以及后来苏联又建一铁架栈桥，就是其当初不断扩张以至“惯性”带动的产物。随着对方国门的东移、南移，带动着附近国界大幅度南移，致使中国在满洲里附近（含额尔古纳河中的洲渚）丧失了1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时至今日，两国铁路连接点附近之国界走向，大致是依金源边堡（又名成吉思汗大壕）之南划分的，由东北至西南方向的边堡与大致东西走向的铁路之交汇点在俄罗斯现国门稍稍往西不远的地方。

这里倒推一下一代国门的命名，既然中苏门是“门”，那么此前的两个界杆立在了边境线上，按出现顺序把这组双杆也叫成“门”似乎更便于理解其复杂的演进过程。直观地看，铁路两侧各立一杆，只不过缺少“横梁”罢了。前面说过，并排立下两个木杆，从民俗角度称之为门似乎更通顺一些。总不至于说“门”前有“杆”之类的话吧。满洲里与新巴尔虎右旗公路上的分界点立有“苏鲁定”门，系由四根立柱组成，虽然没有“横梁”，但仍要称之为门。

下面简单说说我方的第三代国门。人们以前曾把位于边堡东南方我方一侧，1968年修建的横跨铁路，用于检査进出车辆和站岗瞭望所建之“门”字型，上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绿色铁架栈桥，又称天桥，也叫检查桥，视为国门。因为曾经“共同拥有”此前的两个国门，笔者提出，称之为第三代国门也未尝不可。

话题再转到我们1989年所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门，也是笔者当年所呼吁并已经叫响了的“第四代国门”。笔者将《内蒙古地方志》1990年第一期上所发的文稿有意作了“扩散”，呈送给市领导，其后在满洲里的各行各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欣慰的是，四代国门（现为五代国门）的提出，厘清了国门的存在、迁移和相伴随的故土丢失的“乡愁”。在《内蒙古地方志》上发表《满洲里的国门》的同时，同年，同样在省一级的杂志《龙江文史》上发表了《满洲里界约之形成及其前因后果初探》。上年在构思满洲里市博物馆陈列大纲时，有意识地推出了“边关锁钥”这样的构想。诸位同仁，让我们共勉。记得辛酸，争得欣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补充说明一下，现在巍然屹立的已经是第五代国门。当下，按照笔者的构想，在第五代国门的大厅里面制作了五代国门的浮雕，在国门南面的平台上制作了前四代国门的雕塑。此举形象地展示了笔者多年以来关于国门的诸多追思想象和不容忘却的历史记忆。           

（完）

□本版图片由吴铁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