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勇

 

1903年扎赉诺尔村一角

 

1925年“达兰额罗木河”大坝上的道路

 

俄罗斯人建于扎赉诺尔开矿初期的住宅

 

 

20世纪初扎赉诺尔最早的电站

 

20世纪40年代扎赉诺尔煤矿的子弟小学原址

 

 

在煤矿各井口还没有浴池之前，几乎所有的井下采煤工人在尚未回到家清洗之前，脸上都是由煤灰和汗渍所混合后的图案，颇有点像唱京剧的“黑头”模样。但那时所有的矿工下班后都是一样的“扮相”，所以谁也不会笑话谁，已经见怪不怪了。矿工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脱掉笨重的工作服和内衣，然后擦身和洗脸，洗完后的第一盆水几乎就是黑汤子，第二盆水则是淡如茶色的样子。那时，大多数的矿工住宅都还没安装自来水，都是到就近的水楼子去担水，尤其是灵泉“五六住宅”和“六四住宅”都是依山坡而建，从下边往上挑水一路上坡，一般体力好的人中间也得放下担子休息一会儿，回到家时已是气喘吁吁。夏天还好，到了冬天，陡坡之上都被冰雪覆盖，稍不注意就会滑倒，肩上担的水桶就会掀翻在地，所以，挑一担水很不容易，谁也舍不得浪费。从经济上讲，买一张水票一分钱，在当时一分钱是可以买一斤西葫芦或大白菜的。长期在井下采煤的矿工由于接触日照的时间少，且井下也没有地面上那么大的风，大多数人皮肤特别好，细皮嫩肉的，用老百姓话说就是都捂白了。但他们在井下整日握铁锹把、扛木头、支棚子，无时无刻不接触煤，不仅手是粗糙的，而且手掌上细密的皱褶里早就被煤渍浸成了黑色，无论如何清洗也难以还原本来面貌。这些都是采煤工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井下辛勤劳作所留下的印记。

对于下井的矿工来说，每天最幸福的无外乎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平平安安地去上班，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家；第二件就是回到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人其乐融融；第三件便是吃饱喝足美美地睡上一大觉。而对在灵泉十一号井上班的姑父来说，每次升井回到家后最大的乐趣就是洗漱后端坐在小炕桌前，“惠姑”给他用一只透明的玻璃酒壶烫上一壶烧酒，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小酌，顷刻间三两烧酒就下了肚，酒足饭饱后便躺在热呼呼的炕上酣然入梦（姑父的酒量很大，三两烧酒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自己曾说，喝了这么多年的酒从来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滋味。也许正是因为姑父海量，也许正是因为常年在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所形成的生活嗜好，最终导致晚年的姑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并饱受疾病的折磨）。

以上是笔者按图索骥和依据自己的亲历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生活所做的一番力求翔实的描述，但仍觉意犹未尽，便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儿时居住在扎区西山一胡同大杂院时邻居家那些下井采煤的叔伯前辈们，如与我家大杂院隔道对面院里居住的李叔（李叔的名字好像是叫李庆海，听其口音便知是河北黄骅县人。若干年后，我被调到呼煤集团工作，有幸结识了原扎煤公司总经理杨德敏先生。一次我们到扎兰屯参加盟里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闲聊时方知我们家的老邻居李庆海叔叔竟是杨德敏先生的老泰山，也由此加深了我们彼此间的友谊。记得李叔家有四个孩子，长子的乳名叫“八十”，次子的乳名叫“四辈”，其长女和四子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李叔家的老四是几个孩子中最出息的一个。那时，李叔家居住条件很简陋，连个能写字的桌子都没有，小孩子放学回来只能趴在炕沿上写作业。谁要是阻碍他写作业，他就会急得直哭。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孩子，首次参加高考就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不仅为目不识丁的父母争了光，也为扎赉诺尔争得了荣誉。后来听说他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美国某名校的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拿到绿卡在美国定居。李叔家的“八十”与我年龄相仿，是我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之一。“八十”的性格颇随李叔和李婶，为人憨厚、从不惹是生非。后因我家搬迁到西山后居住，我们之间便渐渐地失去了联系。若干年后，我曾多方打探“八十”的消息，遗憾的是至今仍未得谋面）就是一位朴实厚道、话语不多、齿颊挂人的采煤工人。李叔家的婶婶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温良贤淑。因李叔、李婶脾气特好，我们儿时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到他家里去玩，也因此总能看见李叔上下班时穿着一套被煤尘染黑了的工作服，戴着一顶柳冠斗，肩上要么扛着一长柄斧子（这种长柄斧子是井下掘进时用来支护棚子时用的最基本的工具之一），要么就是扛着一把大板锹，屁股后边总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灯盒子，腰间的皮带上系着用手绢包裹的馒头。到了冬天，李叔黢黑的工作服里面套上了棉衣棉裤，显得比平时臃肿了许多。柳冠斗里面加上了一顶狗皮帽子。不知为什么，冬日里的李叔很少扛着斧子或铁锹上下班，也很少戴棉手套，总是习惯将两只手揣进棉袄的袖子里。也许是下井劳作一天疲劳的原因，下班回家的李叔总是躬着腰走路。后来从李叔的言谈中得知他是在道北“七十四”下井，距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往返一个来回的路程足有十几里地。一年四季，李叔默默地往返于家和矿井之间。这是当年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下井工人的形象。

与李叔家同住一个院的还有一位叔叔，姓名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在沟东的十一号井上班。这位叔叔不苟言笑、深居简出，与左右邻居来往不多，所以大家对他也知之甚少。他家与李叔家门挨门，但我却从未进过他家的屋子。这位叔叔家的长子叫喜庆，也是我儿时的好伙伴，经常聚在“八十”家一块玩（此次整理《曾经的圣泉》一文时，我到扎区赵兰芳先生家去讨教时幸遇多年未见的喜庆，寒暄之后便忍不住地聊起了我们儿时在一块玩耍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小学只上半天课，老师留的作业也不算多，所以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扔下书包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们玩耍，要么聚在一起打瓦、扇啪叽、打巴斯克、藏猫虎，要么到西山坡上的荒地里去玩“骑马”打仗。每每大雨过后，我们就拎着铁锹到胡同口的过道处去“堵河”，看谁堵得“水坝”高，看谁堵得雨水多。到了冬天，大雪过后，纷纷跑出家门，先是在自家门前堆雪人，看谁堆得最高、最漂亮。接下来就跑到后山坡上效仿《地雷战》电影中埋地雷、炸鬼子的方法在雪道上挖陷阱，搞恶作剧；要么在山坡下靠近菜地的围栏处积雪厚的地方效仿《地道战》电影的情节掏雪洞，雪洞里有长廊、有居室，躲在里面不出来；要么就将小伙伴分成两伙，各自在雪地上构筑阵地，然后相互冲锋、打雪仗。总之，我们儿时虽然生活条件差些、玩具少些，但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天然环境比现在的孩子要丰富得多。后因我家迁居，彼此间便失去了联系。若干年后，我在扎区乘坐20路公交车时偶遇喜庆的老姨，便急忙打听喜庆的消息，方知喜庆小学毕业后没再读初中，也没按父母的意愿去煤矿上班，经亲友介绍去了灵泉国营饭店，在饭店先后做过服务员、厨师，在国营商业辉煌的后期还担任过灵泉国营饭店主任之职。在那个“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家属”的特定就业模式的年代，喜庆能到灵泉国营饭店上班并转为正式职工，在同时期的小伙伴中已经是佼佼者了。喜庆乃一矿工子弟，能在国营饭店做个服务员就已经很不易了，最后能执掌饭店主任之职，足以可见他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在我们家大杂院上边，跨过原解放街小学教师宿舍大院的上一个大院，居住的是伪满时期在煤矿下井的老一代矿工金明秀老人。家父曾说，金明秀老人早年也是投亲靠友来到扎赉诺尔煤矿下井采煤的，由于他早年上过私塾，在文盲居堆的矿工中绝对是凤毛麟角，且金明秀老人处世精道，颇受矿上管理者的赏识，逐步从一个普通矿工被擢升为当时煤矿的几个大把头之一。或许是有文化的缘故，或许是骨子里的品德所致，金明秀老人在矿上当把头期间从不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不仅如此，还经常接济那些生活困境的工友，所以光复后不仅没遭受政府镇压，还得到矿工们自发的保护。而那些依仗日本人的势力飞扬跋扈、为虎作伥、手上沾有矿工血债的大把头，如“高大马棒”之流则被我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镇压。金明秀老人因为有文化，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属扎区大家公认的开明人士，所以退休后又长期担任解放路一胡同及其以北一带居民组的组长之职，深受广大居民的拥戴。后来老人家以年事以高为由，主动让贤，辞去居民组组长职务，并力荐家母担任居民组组长一职（家母在原籍河北景县老家土改时期就是村里农会的积极分子、妇救会主任，还是党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五十年代初投奔家父来到扎区后一直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参加过街道组织的“扫盲”活动，在邻居中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人。由于金明秀老人的力荐，加之家父身为政府干部的良好政治背景，特别是家母在邻里中的声望较高，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举并当选为居民组组长，后来又当选为居委会主任。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家母不负众望，风里来雨里去，不挣一分钱，为了街道工作可谓是克尽职守、鞠躬尽瘁，一直干到我们家从解放路一胡同大杂院搬迁到西大营新居为止。家母堪称是党的街道工作的忠实执行者，是善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感情使者，是一部播洒爱心的播种机，亦是深受辖内居民拥戴的居委会干部。家母不仅在街道工作中成绩卓著，年年受到嘉奖，在家中也是贤内助，从不让家父为柴米油盐之琐事而烦恼，也从不给家父添一点麻烦，全身心地支持家父的工作。“文革”期间，家母与家父同进退、共患难。家父曾经这样深情地说过：“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如果没有爱妻素英同志的百般呵护，我恐难以有信心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在邻里之间，家母亦是大家公认的善解人意、古道热肠、乐善好施的好人。夫妻间因生活琐碎而发生龃龉，都愿意找家母倾述；有邻家生小孩也要跑来恳请家母帮助去找接生婆；有的人家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家母就会倾其所有给予帮助；有邻居出门办事，来不及将钥匙交给家人，常常会把家门钥匙交给家母代管。凡是和家母有过交集的人无不为家母握瑾怀瑜的品格所折服。家母走在街上，不时会有孩子跑过来“大娘”“婶婶”地叫个不停。家母长期担任街道居委会干部，经常要处理和协调一些邻里纠纷等矛盾，难免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被人误解为是在“拉偏架”等，甚至有人会产生不虞之隙。对此，家母从不与人计较，也从不怨词詈语。家母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只要为人处事心不歪，早早晚晚都会明白的。而在周围邻里们的眼里，家母就像菩萨一般，有求必应，善做度人之舟。古时“孟母三迁”为的是择邻而居。然家母不管迁居何处，都居不择邻，与邻为善，相邻相亲。如今家母已故去多年，吾从当年家母膝下的一个不谙世事的稚子也迈入花甲之年，但每每回忆家母之往事，崇敬之情都会油然心生。若让笔者寥寥数语来评价家母，吾觉“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放在家母身上似不为过也）。

在西山坡上（现扎区电视台下面）还住有一位与我们家在原籍老家同住一村的乡亲尹大丰，也是当年十一号井的采煤工人。我们河北老家南申庄村主要由两大姓氏构成，即乔姓和尹姓。村子中间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巷子，巷子的西边住的主要是乔姓人家，巷子的东面住的主要是尹姓人家。因为祖辈同居一村，两姓之间也早就排定了辈分，所以我称他为大丰叔。家母说，尹大丰家是我们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遇上年景不好就得举家出门讨饭度日。因家境贫寒，尹大丰没上过学。但尹大丰颇有内秀，求知欲很强，不仅自学文化可以读书念报，还擅长吹奏长箫。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携妻儿离开老家来扎赉诺尔煤矿讨生活时也没忘记带上那支心爱的长箫。我儿时到大丰叔家去玩，曾听他吹过长箫，虽然不知他吹奏的是什么曲子，但总觉得吹出来的音调很低沉，给人一种催人泪下的感觉。我们家大杂院门前的那条小路是大丰叔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所以我总能看见大丰叔穿着一身被煤灰染得黢黑的工作服，头上戴着柳冠斗，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胶皮靴子，来往于家和坑口之间。赶上大丰叔上夜班白天在家休息时，也常到我家与家母闲聊，临走时还要搜罗一些家父阅读过的书籍和报纸，夹在腋下回家去阅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书籍、刊物和报纸都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大多数人家没有藏书，也不会自费订阅刊物和报纸。家父在当时算是扎区的文化人，闲暇时间最喜欢的是逛书店和买书，还常年自费订阅一些刊物如《旅行家》等，家中的一些报纸也是家父从单位带回家来阅读的。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家里的藏书有几百册之多。我从上小学之后，因为有了简单的阅读能力，就会在完成作业之余翻阅家父的藏书，虽然当时懵懵懂懂的，但我的阅读习惯就是在那时一点点养成的。只可惜这些宝贵的书籍在“文革”期间被毁于一旦）。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采煤工人像大丰叔这样喜欢读书的人尚不多见。大丰叔从来到扎区在十一号井下坑开始，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的大丰叔不愿意闲下来无所事事，于是就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面挂着一个装冰棍的纸箱子，满大街吆喝卖冰棍（大丰叔膝下有五个孩子，大女儿叫喜纯，与我年龄相仿，参加工作后在煤矿建安处上班。长子叫建华，后来也子承父业在煤矿井下采煤。喜纯和建华小时候都是我家的常客，也是颇受家母喜欢的两个孩子。特别是建华，只要有时间就来我家玩，有时候很晚了也不着急回家。我就吓唬他，再不走，山坡上有鬼下来抓你。建华虽然长得弱小，但胆量奇大，一个人走夜路、走山路都不在话下。此外，我和妻子风英弱冠之年确立恋爱关系还是大丰叔从中牵线搭桥的结果。所以，我和妻子对大丰叔始终怀有一种感激之情。有人说，距离产生美，可我总觉得距离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种莫名的淡漠和疏远。我家先后两次搬家，先是从解放路一胡同搬到西大营，又从西大营搬到满洲里，原来的老邻居和亲友之间的走动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渐渐中断了联系。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或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大丰叔家隔壁住着一孟姓人家，姥爷是中国人，姥姥是俄罗斯人，母亲是华俄混血人，父亲是中国人。我记事的时候孟家的姥爷、姥姥已经故去，就安葬在他家不远处的山坡上。孟家的妈妈虽然是华俄混血人，但汉语说得很差。孟家的爸爸原本在煤矿下井采煤，后因所谓苏特嫌疑等问题被强行发配到内蒙古乌达矿务局，而且还严格限制其回扎区探亲。孟家长子俄语名字叫瓦力，也在矿上下井采煤。次子叫苏拉，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帮助母亲养奶牛。三子叫窝窝，那时尚小，与我们很要好，经常约我们到他家去玩。孟家妈妈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很热情，每每会拿出自家做的列巴、格瓦斯招待我们。我对俄罗斯文化的最初了解就是从孟家开始的。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几乎所有华俄混血人都是被怀疑和监控的对象，华俄混血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孟家和扎区诸多华俄后裔选择离开中国而移居澳大利亚。对那些曾经生活在扎赉诺尔、曾经在这里下过井采过煤、原本期望在这里度过平静一生的那些华俄后裔来说，那段无情的“阶级斗争”经历不啻是他们人生中所被迫吞下的苦果。

除灵泉之外，在我们家居住的大杂院前后左右，在西山居住区、南菜园子、三码机、红白房子、“五七住宅”、机械村、沟东老社宅、扎赉诺尔小站、东小屯、“赤卫村”等都是当年采煤工人和家属的栖息地，都留有采煤工人生活过的历史痕迹。虽然若干年过去了，但儿时所嵌刻在脑海里的那些鲜活模样仍呼之欲出，只是囿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扎赉诺尔百年发展的历史画卷中，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那些创造历史的采煤工人。可以这样说，正是当年那些曾经生活和挣扎在腐朽黑暗和殖民统治之下的采煤工人用他们凄惨之境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扎赉诺尔煤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煤矿工人则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为扎赉诺尔地区经济复兴与发展、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与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没有一代代采煤工人的辛勤与付出就没有千家万户的温暖与光明，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繁荣兴盛的今天。采煤工人虹贯乌金、星辉霄汉，不愧为“采掘太阳的人”，是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今天，当我们的共和国以昂扬之势步入世界强国和世界文化之林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忘记他们为扎赉诺尔的昨天所作出的贡献，也不能忘记他们曾经为之奉献过青春的扎赉诺尔灵泉这片土地。

 

 

 

□本版图片由何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