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勇

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工

 

1903年扎赉诺尔煤矿4号矿井锅炉房

 

1923年的得利矿(北煤沟)

 

得利矿剥离出的煤层

 

1951年10月1日扎赉诺尔煤矿九号井胜利恢复

 

 

大概是1980年前后，扎赉诺尔煤矿到林区招工，双河和他的爱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为了给孩子们今后谋个出路，同时也考虑到扎赉诺尔地区尚有乔家众多亲属可以帮衬，所以下决心离开久居的好里堡，到扎赉诺尔灵泉矿去下井采煤。双河一家人来到灵泉后，开始的生活状况和居住条件非常艰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双河夫妇肯于吃苦耐劳，一切从零开始，而且能够忍辱负重，主动地融入扎区和灵泉的乔姓亲属和诸多老乡们之中，渐渐地生活出现了转机。如双河夫妇来到灵泉之前与家住灵泉老社宅的乔福增老太爷一家并不熟悉，但双河夫妇到灵泉后见两位耄耋老人生活不便、难以自理，就主动承担起侍奉两位老人的义务，使两位老人得到极大的慰藉。双河夫妇的诚恳与付出感动了两位老人，遂承诺百年之后将自己居住的老社宅的房子转赠双河夫妇。再如，家父病重期间，作为本家孙子媳妇的风琴每隔几日就从灵泉赶到满洲里家中参与护理，悉心地给家父擦身、喂饭，甚至接大小便。家父弥留之际，她一直守护在病榻前，直到最后亲手为家父穿上装老衣裳，如今每逢我父母祭日她几乎一次不落地从灵泉赶来参与扫墓和祭奠。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境遇，双河夫妇决定在自建的位于荒郊的宅院内搞一个饲养生猪的猪舍，家父健在时曾与我和妹妹商量各自拿出一点钱作为他们养猪的启动资金。由于他们夫妇以及孩子们共同努力，养猪规模逐渐扩大，渐渐地搞成了一个小型家庭猪场，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如今早已是儿孙绕膝。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但风琴却从没忘记曾经给予他们帮助的诸亲友。年近七旬的侄媳风琴动辄提着几十斤重的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乘坐公交车送到我家或我岳母家，每年春节前杀年猪也要挑上好的部位给我家送来。家父在世时如此，家父故去后亦如此，我和妻子颇为感动。这多年来，我们家与双河家一直相处甚好，虽然他们晚我们一辈，但在我们心里始终将他们视同哥嫂一般。

除了上述本家外，吾还有两位乔姓长辈也曾经在灵泉工作和居住过。叔伯叔叔乔书元（我称其“书元叔”）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河北老家投奔姐姐来到灵泉谋生，因为他有手艺会做木匠活儿，来扎区后先是给人做家具、干些零活儿，后来入职灵泉砖厂。书元叔虽然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算太高，但他敏而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砖厂在生产和管理上的技艺与流程，不久就升为中层管理干部，到后来担任灵泉砖厂副厂长之职。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兼并灵泉砖厂后，书元叔选择了退休，随即家也从灵泉砖厂院内的职工住宅搬迁到街里西大营满达路一带居住。

叔伯叔叔乔庆元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从河北老家来到灵泉矿十一号井下井采煤的，当时我们两家来往不是很多，所以对他们家的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只记得庆元叔家孩子较多，家住在灵泉的“五七住宅”一带。记得是一个夏天，庆元叔因故来我家，无意间说到他们家养了百十只短毛兔子，并说如果我喜欢的话可以到灵泉他家去抓一对回来养。我少年之时酷爱养狗和兔子，终于盼到放暑假，我兴致勃勃地去了庆元叔家，并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他家人口多，到晚上睡觉时一铺大炕挤得满满的，想翻个身都很困难。晚上关灯后不久，我因换环境而难以入睡，突然间感到身上一阵阵奇痒难忍，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动，开始还能忍受，到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不得已打开灯查看。这一看我被吓得目瞪口呆，只见墙壁上、炕席的缝隙间到处都是爬动的臭虫，再看我的身上已被臭虫咬得全是一片片隆起的包块。就这样，一个漫漫长夜我几乎是在恐惧中挨过去的。第二天早上我赶紧提上一对事先挑选好的灰色皮毛的兔子逃之夭夭，以后再也不敢去庆元叔家玩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为了缓解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精简下放一部分干部、职工，庆元叔家也被列在其中，无奈之下只好举家搬迁回了河北老家务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煤矿为当年被精简下放职工落实相关政策，庆元叔家的四子乔海森来扎赉诺尔煤矿接其父亲的班，安置在扎煤十二列电做技术维修工。海森弟来扎区后一度暂住在我家，后来搬入列电职工宿舍居住。也许是庆元叔家与灵泉的缘分未了，海森弟娶的媳妇不仅家住灵泉，而且还是灵泉矿下属农场的职工。

以上所列举之我们乔姓诸家在灵泉地区居住、工作、生活之陈年往事绝非是想借此文而记述谱牒之事，意在借此说明在灵泉百年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人家都是当年为了谋生而不惜背井离乡、千里迢迢闯关东来到扎赉诺尔和灵泉地区，并在达赉湖北岸这个地下藏有乌金、地上泉水潺潺，曾经水草丰茂的矿山安家落户，凭借着一代代人的艰苦努力建起了一座令人瞠目的煤城，为扎赉诺尔的百年建设，为满洲里口岸的改革开放乃至为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然灵泉这块风水宝地就像一柄红烛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如今的灵泉睹之让人无不感叹唏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矿工生活剪影

笔者虽然生活在扎赉诺尔几十年，但没有下过井、采过煤，缺少对矿工生活的真实体验。但吾家之亲属、同学和旧日之邻居有好多都曾在井下采过煤，耳濡目染也好，道听途说也罢，对采煤工人的生活还算是有一些粗浅的了解。笔者在整理该文时又参阅了一些资料，力求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采煤工人的生活状况做一个概述。从1902年沙俄开采波罗尼科夫矿开始，一直到日伪统治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生产都是采用小立井和斜井片盘开拓的采掘方法，这种采掘方式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采掘技术。无论是采用立井和斜井采掘方式都区别于露天开采，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在百米以下或几百米的地下作业，所以都必须有一整套井下采掘和运输系统。当今井下采掘和运输系统乃是现代化的综采技术和配套的强力运输机，而上世纪初时，由于井下平巷运输没有机械设备，完全是靠人工挑土篮的办法将煤从巷道深处运出来，然后装进炭车，再通过地上绞车系统将炭车提升到井上，有时井下巷道很低，人站立不起来，只能靠人弯着腰、两手伏在地上，像马拉爬犁似的将装满煤的柳条筐拖运出来，其劳动强度可见一斑。在沙俄和日本人统治时期，井下采煤工人基本没有劳动保护，采煤工人在干活的时候几乎是裸露着身体（由于没有工作服，也没有井下防水用的雨衣或雨披，再加上当时布匹价格昂贵，矿工在井下作业时只好赤裸着身体），上身光着膀子，下身只穿一条裤头，直到升井之后才穿上自己用来遮身掩体的衣裤。在极其简陋、恶劣的井下生产作业的环境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采煤工人的肩上不知要磨出多少血泡，肩上、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老茧，身上一处处创口被汗水、污水浸泡而发生溃烂，甚至因无钱医治感染破伤风而导致死亡。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采煤工人的的确确是在用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来换得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采煤工人鲜活的生命在殖民者的眼里无非就是他们用来疯狂攫取地下煤炭资源而抛出的一枚枚铜子而已。从日伪统治初期到1945年光复之前，井下平巷运输开始以人推车和马拉车为主，看似生产劳动方式有了较大的改进，其实这完全是殖民者出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之所需，而绝非是为了改善采煤工人的作业环境所为。因为在残暴的日本把头和监工的皮鞭下，每一吨煤都是采煤工人用手镐在煤壁上一镐一稿地刨出来的。尤其是在日伪统治的后期，日寇为了支撑其摇摇欲坠的侵略战争，不惜采取疯狂掠夺的开采方法，完全不顾及矿工们的死活，矿工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大小矿难频频发生。即或矿工因矿难死亡也没有任何抚恤可言，只有一副薄薄的棺材板被草草地掩埋于荒冢之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扎区电视台周边的山坡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横七竖八、半埋半掩、没于荒草之中的因矿难而死亡的矿工墓穴，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坟头，不知道这里掩埋的究竟是谁。由于风雨剥蚀，薄薄的棺木或裸露或腐烂，上面覆满了蒿草，蒿草间有白骨可见。有的墓穴已完全塌陷，一场暴雨过后，蜿蜒的山路上到处可见被雨水冲刷而出的累累白骨，凄惨之状无以言表）。

1946年，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收复了矿山，昔日的“苦力”终于跃升为矿山的主人，政治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俄籍管理者一时还来不及改善矿工井下生产作业环境与生活条件，只能动员和组织广大矿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放到恢复发电和恢复矿井设备与生产上。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随着扎赉诺尔电厂所有发电设备恢复供电，各大矿井经抢修后全面恢复生产后，井下生产作业方式才逐步得到改善，淘汰了原井下平巷运输以人推车、马拉车为主的生产方式，改为机械牵引炭车运输，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煤矿井下全部实现了皮带化运输。1988年以前，煤矿井下掘进依然是采用人工爆破和用原木支护巷道的掘进工艺，这种掘进开采方式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突发冒顶事故。随着国家煤炭安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1991年灵泉矿率先引进和使用了综掘机，1992年铁北矿使用了第一套综采设备，2005年灵泉矿也使用上了综采设备。至此，井下采煤工人的安全问题才有了根本性的保障，工人的劳动强度也随之降低，井下劳动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井下生产作业时间为三班倒，俗称“白班”“二班”和“夜班”。每个班次下井作业时间理论上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实际上一个矿工从离开家门上班开始到下班回到家中为止，全部时间加起来至少要超过十个小时以上。一般矿工的住宅距离上班的井口都比较远，且那时的矿工绝大多数都没有自行车，矿工上下班都是步行（当时绝大多数的矿工都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当时经济条件所限，上有老，下有小，一人上班挣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再者那时的矿工家属基本上都没有工作和收入。二是当时自行车属于奢侈品，是家庭生活的“三大件”之一，要么是因经济原因买不起，要么是因该类商品极度紧缺而买不到。三是受当时人们的消费观念所限）。矿工上班到井口后的第一件事是先去挂牌，类似于现在企业员工班前签到、打卡，第二件事是到坑口的灯房子去换灯盒子，第三件事是参加班前例会（那时候，各坑口都有班前例会制度，特别是每周必开的安全生产会，下井工人必须参加，不参会者按旷工处理。如遇班前会，上下班的总计时间还要在平时基础上延长）。做完以上全部准备工作后才能正式下井。那时矿工上下井没有运载工具，全部是靠步行，一般从井口下去再走到工作的掌子面近则三五里，远则十余里。到了工作的掌子面，一把装煤用的大板锹握在手里（那时井下工人装煤所使用的大板锹是特殊定制的，且不说铁锹本身的重量就已经很重，每一锹撮上来的煤足有一二十斤重，还要高高地扬起装进炭车中，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一天劳作下来，不仅汗水湿透了衣服，还要穿戴着全部行头，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升井步行的坡道从地下几百米深处一直走到井口之上，然后再走回到家中。那时矿工下井犹如战士上战场一样有一套固定的行头，包括一身厚重的工作服（那时矿工配发的工作服与在地面上工人配发的工作服差异很大，是用小帆布为原料制作的，优点是厚实、耐磨，缺点是太重，而且遇冷水后很坚硬。要想清洗工作服则必须先用温水浸泡，然后用当时特有的一种竹根刷子刷洗才行。矿工的工作服新发下来时是白色的，但穿不上几天就变成了灰黑色的。好多年我都疑惑不解，为什么井下采煤工人穿的工作服是白色而不是浅蓝或黑色的，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个中原因。矿工在井下作业，除了支护巷道用的原木不是黑色的外，其余绝大多数井下物品、设备都是黑色的，如煤层、电缆、铁轨、炭车等。这些黑色的物品和设备在头灯的照射下几乎没有色差，而矿工身上穿的白色工作服和脖子上围的白色的羊肚子手巾尽管被煤灰染得已经接近灰黑色，但在头灯光束的照射下，与四周漆黑的煤层和设备等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色差，这样便于互相识别，发现周围活动的目标，有利于安全生产）、头上戴着一只柳冠斗、屁股后面背着一个长方形的灯盒子（为头灯提供电源用的蓄电池）、肩上扛着一把大板锹、腰带上系着用手帕包裹的馒头、脚上穿一双长筒黑色胶皮靴子、脖子上扎一条羊肚子手巾（脖子上扎一条羊肚子手巾是那时下井矿工的典型特征之一。我曾好奇地问过在灵泉十一号井下井的姑父，他说别小看这羊肚子手巾，作用大了，在井下干活时可以用来擦汗，围在脖子上可以有效地防止头顶上落下来的煤屑钻进衣服里，冬天上下班围在脖子上还可以当围脖御寒用）。在井下负责巷道掘进和支护棚架的矿工上下班还要扛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子，夏天还好，进入寒冬腊月工作服里面还套有棉袄、棉裤，这些行头缺一不可，累加起来其沉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各坑口还没有浴池和更衣室，矿工在井下劳作一天，汗水湿透了衣服，在升井的过程中疲劳加上负重又是一身汗水。若到冬天，走出井口时凛冽的寒风不仅把工作服冻得邦硬，而且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风，那种冷热对流的滋味不言而喻。当然，现在各坑口的服务设施和条件都好了，工人下井和升井不用再徒步，升井后可以先到浴池去洗个热水澡，然后在更衣室换上干爽的衣服，原来上下班身上的那套行头再也不用背回家中。特别是随着大型综采设备投入使用，井下工人抡大板锹已成为历史，不仅采煤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安全系数也随之大幅提升，而那些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采煤工具如柳冠斗、大板锹、长柄斧子等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据老矿工讲，建国之初，为了改善矿工井下作业条件，让下井的矿工能吃上一顿免费的中间餐，矿上专门设有列巴房（从1947年开始，根据上级指令，扎赉诺尔煤矿由中长铁路接管，并先后派来苏联专家和俄籍矿长，各矿均实行苏联那套“一长制”管理模式。所以，在俄籍矿长执掌管理权期间，煤矿党组织为了维护矿山主权和职工权益，先是成立了煤矿职代会，并在职代会下成立了职工民主管理委员会，后来经过斗争与协调又改成党委领导下的矿长负责制，这种管理模式一直维系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扎赉诺尔煤矿是由俄籍矿长负责，所以才会按照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给井下矿工发放大列巴作为中间餐），到中间餐时，矿山上的后勤管理人员就会把刚出炉的大列巴送到井下作业的矿工手中。但那时的矿工大都来自于河北、山东等地，从小吃惯了窝窝头、大饼子，对这种酸味的大列巴吃不习惯，好多矿工宁肯饿肚子也不愿意啃大列巴，结果配发的大列巴就被随手仍在巷道里，几乎随处可见。为了避免这种浪费现象，后来就取消了中间餐配给制，依然是由矿工自带中间餐。矿工上下班携带饭盒很不方便，最经典的方式就是上班前用手帕包裹上两个馒头系在腰带上，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拿出凉馒头肯上几口，渴了就喝巷道边上水沟里流淌的疏干水。还有一种说法，当年矿上配发的中间餐取消后将其折合成下井津贴（俗称下坑费），即每下一次井且需干满四个小时以上者发给0.8元钱，而且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只是在原0.8元钱的基础上上调到1.5元钱。我记得，在灵泉矿十一号井下井的姑父当时每月工资总额大约是100元钱左右，其中下坑费每月约为24元钱（当时下井工人没有星期天，所以按出满勤30天×0.8元钱计算得出），占全部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月工资100元钱在当时绝对属于高收入，是地方普通教师和行政机关28级干部月工资的三倍。虽然当时下井采煤工作环境艰苦、危险性大，但工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采煤工人不仅工资高，在粮食实行定量供给的时候，普通市民月定量是28斤，机关干部是29斤，而井下采煤工人是45斤。普通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半斤食用油，采煤工人每人每月供应一斤食用油。据传闻，当年煤矿工人孙德玉一次参加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不仅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设庆功宴款待全国劳模。宴会时，周总理问孙德玉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孙德玉说因为井下劳动强度大，现有的粮食定量不够吃。周总理见孙德玉的确是人高马大，于是就特批孙德玉每月粮食定量为57斤，此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本版图片由何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