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勇

 

 

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职工浴池理发店。

 

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职工小粮店。

 

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招待所房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卫生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劳动服务公司开办的副食品商店。

 

 

对灵泉本家“惠姑”和姑父的忆念

乔俊英是家父尚未出五服的叔伯妹妹，我一直尊称其惠姑。据家父说，惠姑的丈夫王金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先行从河北景县老家来到灵泉煤矿下井挖煤，惠姑是之后从老家投奔丈夫来到灵泉的。打我记事时起，惠姑家就住在灵泉的“五六住宅”靠近后山坡的位置，她家的房子位于“五六住宅”最后一排的南房山头最边上，房山南侧是一条虽宽敞笔直但却西高东低的自然巷道，站在惠姑家门前东望，正好对着满航路往十一号井去的那条马路，而且清晰可见十一号井的井架。家父与惠姑往上数是一个祖父翼下的子孙，故而我们两家相处甚好，来往频繁，除了年节互相走动外，有时家父也会领着我到灵泉惠姑家去玩。待我到幼学之年时去灵泉玩已是轻车熟路，要么是去“五八住宅”的福增爷爷家找海元叔玩，要么是去灵泉南边“五六住宅”的惠姑家去玩。虽然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但每次去玩惠姑和姑父对我都很热情，若赶上中午饭口定会款待我一顿好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是计划经济的巅峰时期，各类生活物资极度紧缺，肉、油、蛋、糖等副食品都限量凭票供应，一般人家最怕来客，要肉没肉，要菜没菜，家里平常储存的除了土豆和大白菜之外几乎别无它物，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或这样，我每次到惠姑家至少也能吃上一盘香喷喷的葱花炒鸡蛋）。也许正是因为惠姑和姑父对我热情款待的原因，我到惠姑家去的次数相对较多。

“五六住宅”顾名思义就是1956年兴建的住宅，是灵泉地区除日本人早年建的“老社宅”之外建造最早的矿工住宅。惠姑家的房子不大，外间屋是厨房兼杂物间，里屋是卧室，满打满算加起来实用面积也不超过20平方米。卧室里的陈设很简单，炕上靠近西墙的位置上有两只箱子，箱子上面是白天叠放被褥的地方，整个卧室除了一盘火炕之外，余下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火炕和南墙之间靠西墙的地方摆有一张旧的双屉桌，桌子的长度估计也就是1.2米左右，根据桌子的长度推测，卧室里除了一盘火炕之外，留给家人来回走动的空间也超不过4平方米。虽然房子不大，屋子里的陈设也很简单，但惠姑一家四口人依然是其乐融融。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跟大杂院里的张景绪爷爷学做木匠活儿，当我刚刚学会做箱子和橱柜的时候就主动向惠姑提议，可以将这个双屉桌改装成桌柜，不仅可以多装东西，还比原来美观。我之所以向惠姑提出这样的建议，一来是为了练手艺，二来是为了答谢惠姑家多年对我的热情款待。将双屉桌改成桌柜，再涂上栗子色的油漆，惠姑家终于有了一件像样的家具。再后来，惠姑家在满航路和往十一号井去的路口下边即“双零号”的位置上新盖了一间面积相对较大一点的房子，并套有一个大院，院里有一块园子，夏天可以种些蔬菜，自此生活环境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并在这个“干打垒”的房子里居住了许多年，直到近年扎区政府实施棚户区改造政策，才从这里搬迁到新区居住，终于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惠姑虽然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但天性聪颖，为人热情豁达，善处邻里关系，是左邻右舍公认的热心人，也是大家围绕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五六住宅”居住的时候，一趟房七户人家，再加上前后趟房的数家邻居，惠姑犹如族长一般，与大家和睦相处。谁家来了客人缺少油盐酱醋，惠姑知道后立马就主动地送过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像姑娘出门子、孩子过百天，惠姑都会跑前跑后地帮助张罗个不停。家里若做点好吃的，给这家送点，给那家送点。步入古稀之年，不知受谁的影响，惠姑开始信奉基督教，对惠姑信奉基督教之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信仰上来说我都不大赞同。即或抛却政治角度，我也不赞成信仰舶来的基督教，原因很简单，华夏大地有根植于几千年文明的佛教和道教，即或要信仰也不该是基督教。但惠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又是吾之长辈，我不好说三道四。虽然每次见面惠姑都不厌其烦地向我讲授信仰基督教的好处，但我是有四十多年党龄的党员，我只信仰马列主义，对惠姑的善意我只能充耳不闻或一笑了之。但后来我从惠姑身上发现了一些端倪，惠姑自从信奉基督教之后，每日有事情做，且到处奔波，精神状态较之以往大好，特别是晚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竟然度过了一场情感上的危机。对此，我绝无褒奖宗教之意，但却从惠姑信仰基督教这件事上看到些许社会问题，尤其是部分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群众要么因为情感问题遭遇困境，无法自我解脱；要么因为老伴去世，孤身一人感到极度落寞和孤独；要么因为生活一度陷入窘境，感到生活无望；要么身患重病，经济拮据，转而期冀神灵保佑；要么是家庭关系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期冀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缺乏人生信念、随波逐流之人。这些人之所以歧路亡羊，大多是在纷繁的生活困境面前，由于得不到来自于社会的强有力疏导和帮助，转而在社会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争夺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通过宗教去麻醉自己的心灵，而且是个颇为虔诚的教徒，除了定时参加教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外，平日里还与其他教友一道开展一些扶危济困活动，并乐此不彼。虽然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这些做法乃慈善之举，也确弥补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足，但从深层次上看无疑是对党和政府的一种否定和挑战，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做的还不够完善。

惠姑的一生相夫教子，看似平淡，但她作为一个矿工家属却是默默地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姑父退休前，惠姑竭尽心力地承担起全部家务，保证在井下采煤的姑父能够吃得好、睡得足，不为家庭琐事干扰，心无旁骛地干好本职工作。姑父退休后，原本老两口可以相依相伴愉悦地度过晚年，但没想到姑父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疾病后期精神恍惚，生活难以自理。作为糟糠之妻，惠姑不离不弃，精心呵护，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使姑父在浓浓的爱意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除了照顾有病的老伴，她还主动地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确保他们能安心地工作。可以说，姑父作为灵泉煤矿一个普通的矿工，为煤矿发展付出了自己的青春，而惠姑作为一名矿工家属也为姑父付出了青春与年华。姑父之所以能安然地度过他生命中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完全是得益于惠姑的蕙质兰心。

姑父是个本本分分、地地道道的矿工，从来到灵泉之日起就一直在井下采煤，直到退休为止。姑父下井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险情，但却从未出过工伤事故。说句唯心的话，姑父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如果说句唯物的话，姑父下井几十年最根本的“护身符”就是遵章守纪，从不胡来，从不走捷径。有一年春节去姑父家拜年，我突然冒傻气地问：“姑父，你们矿上冒过顶吗？”我的意思是想问姑父在井下干活遇没遇到过冒顶事故，还没等姑父说话，父亲在一旁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小孩子家胡说八道什么（回到家后，父亲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大过年的图的就是个吉利，尤其是下井采煤的人最忌讳说这类事情。哪有大过年问人家遇到过冒顶事故没有，显得多没家教和不懂事。井下冒顶和瓦斯爆炸是最严重的事故，那是要死人的。以后再不能信口开河地胡说，想要说什么一定要思量好再说）！”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姑父并没有因为我的冒失而生气，反而很平静地对父亲说，这些年下井也算是有了经验，井下出事故大都是因为违规作业和不遵守操作规程而导致的。比如说，在井下干了一天活儿，升井的时候还要爬几里地的巷道，肯定很累，有的年轻人偷懒不愿意往上爬，就偷着到运输巷去坐往上运煤的轱辘马子车，搞不好就会挤伤胳膊腿。姑父的宽容让我免受一顿训斥，从而更增加了我对姑父的敬意。姑父平时话语很少，也没有什么交往，下班后回到家除了睡觉外，要么是帮惠姑干点家务活儿，要么就是坐在炕边上听听“电匣子”打发时间，所以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似乎有点冷漠。殊不知，姑父为人处世不仅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而且心里有一团火。十年文革开始后，父亲遭受到猛烈的冲击，戴高帽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审查、群众专政、监督劳动等，每天背着一块写有诸多罪名、打着红叉的白布而“招摇过市”，平时被老乡们尊为先生的家父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好多亲友都唯恐避之而不及。尤其是父亲被群专关押期间，我们家几乎无人敢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料有一天中午，姑父从灵泉专程到我家来探望。家母对前来的姑父说：“你哥现在被打成了坏人，又被群专了，你今后就不要再来了，免得招惹上是非。”姑父闻言后说：“别人我不管，也管不了，但我不怕。不管我哥今后怎么样，咱照样还是亲戚，该来还是要来。我就是个煤黑子，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姑父这番掷地有声的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且终生难忘，从那一刻起，姑父在我的心目中形象越发高大起来。在我们家最困难、最期望得到别人理解的时候，唯有身为矿工的姑父不怕受牵连，依然故我，而且这件事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另外一种社会现象，看似平日最贴近你的人很可能就是在你失势时躲得最远甚至是落井下石的人，而那些平日里似乎与你若即若离的人反而是在你落魄的时候能给你关心和呵护的人。父亲“落难”后，对父亲批斗最起劲、急于撇清自己的恰恰就是他原来手下的几个大干事，整父亲黑材料的也是他原来身边的人。谁说矿工粗俗？谁说“煤黑子”不懂人情道理？实际上心地最善良、最纯洁、最仗义的恰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采煤工人。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我在姑父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具有的品德与性情，也从姑父身上学到了做人的起码道理。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甚大，也让我对“煤黑子”刮目相看。文革结束，父亲终得落实政策，官复原职，然姑父却自此很少再来我家，但我对姑父的敬重却依然如故。姑父退休后，特别是后来患病后，我只要有时间就到灵泉去看望他老人家。此时的姑父已病情加重，大多时候已经不认识来看望的人，但只要在他面前提起陈年往事，他的思维意识会立即清晰起来，甚至会泪流满面。我猜测，在他看似平静的人生旅途上一定有许多旁人难以知晓的往事与回忆。即或姑父离世后，我仍然坚持逢年过节带着礼品去灵泉看望惠姑。我觉得一个人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当你落魄或者失意的时候曾给过你关心和温暖的人，应牢牢铭记一个道理，即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姑父去世后，我每次再去看望惠姑很少留下吃饭，因为我不忍心再给她老人家添麻烦，增加她的经济负担。我的本意虽好，但却给惠姑留下一些错觉，觉得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不似从前那样实在了，或者是嫌弃她家条件不好了。其实不然，姑父去世后，惠姑没有工作和收入，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姑父的遗属补助金，我实在不忍心让她破费。

惠姑和姑父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庆忠，次子叫王庆华。庆忠弟的乳名叫柱子，所以，我很少称呼他的大名，总是习惯称呼他的乳名，觉得这样更亲切些，我们哥俩关系甚好。他参加工作在灵泉露天矿线路段上班，后来他将工作关系挂在别的单位开始干个体，先是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搞运输，后来又搞过小规模的拆迁工程，还搞过汽车修理，大半生奔波不已，活没少干，力没少出，只是运气不佳。由于长期操劳，生命透支，不到知非之年竟患上重疾。在哈医大看病期间，我曾通过儿媳同学的关系帮助他联系专家做手术，术后回来一段时间还不错，但不久又复发。在矿务局总医院住院期间我去看他，只是觉得他身体有些虚弱，但没想到他那时已经病情加重。我还劝他戒烟，还把他放在上衣兜里的香烟给藏了起来。几天后我公出去南京，到南京的当天晚上接到惠姑打来的电话，得知柱子弟不幸离去，但终因路途遥远和时间所限没能送表弟一程。柱子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倔强又执拗，但他对亲属和朋友却是热心肠。我母亲过世后，每年的祭日他都从灵泉赶来参加祭奠活动。2006年我还在海拉尔上班，计划于8月份将我母亲的遗骨与父亲安葬在公墓的骨灰并骨一处，于是，我就给柱子弟打了个电话，想请他帮忙在灵泉找个木匠做一个“小材”。柱子弟闻言后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到并骨的那一天，他带着事先做好并上过漆的“小材”从灵泉赶到扎区西郊我母亲原来安葬的地方，跟着一直忙到并骨结束方匆匆返回灵泉。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表弟的一番真诚。不管别人对柱子弟看法如何，我一直视他为挚友，因为他不仅为人正直，且特别热忱。再者，他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愿意找我商量，而且我说的话他也能听得进去，只可惜柱子弟英年早逝，让我痛失了一个至友。

家住灵泉的本家侄子乔双河和侄媳田风琴一家

乔双河一家来到灵泉的时间是吾乔家诸多亲属中最晚的。我还小的时候就常听家父说，我们乔家四代人先后闯关东（据家父说，我祖父一辈共有兄妹六人，其中兄弟五人，在这五人当中唯有我五爷乔福章没到过扎赉诺尔，其他兄弟四人都前后来过扎赉诺尔，其中我的大爷爷乔福堂和我的祖父乔福印均是于上世纪初就来到扎赉诺尔，最后都长眠于这里。家父还说，我的曾祖父乔胜魁也曾来到过扎赉诺尔，短暂留居后又返回河北老家），大部分都来到了扎赉诺尔并在这里立足，其中有一支到了根河的好里堡，还有一支到了黑龙江的亚布力。到根河好里堡的这一支有本家的一个叔伯叫乔景元，景元叔膝下有一男一女。还有我本家的一个叔伯哥哥叫乔木臣，木臣哥膝下有三儿一女，长子叫乔双河。大概是1977年，乔双河和好里堡的几位同伴来达赉湖渔场基建科打工，来之前他就听说扎赉诺尔有一本家叔伯爷爷，但具体在扎区哪个单位上班、家住在哪里都不清楚。说来也巧，我们家山北路的一个邻居恰好就在渔场基建科上班，乔双河无意间听说了我们家的消息，自此，多年来一直没有音信往来的乔家两支终于在边城扎赉诺尔不期相逢。1978年，我在扎区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曾随同区核查办的一位领导到根河得耳布尔林业局进行外调，返回时路经根河。笔者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骨子里却是一个颇重乡情之人，于是，我向同行的领导请了一天假，只身前往好里堡的双河家去探望。在双河家我终于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叔伯哥哥乔木臣和大嫂，还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那位本家叔伯叔叔。1979年中秋节期间，家父又携家母专程赴好里堡做客（此时正值十年文革结束，原来强加于家父身上的一切诬陷之词终得彻底平反，挣脱了政治上的枷锁，也解脱了被长期监视、监督的生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而此时的家母身体已经显现出微恙，于是，家父与家母商定到林区的好里堡去看一看，一来是见一见久违的本家叔伯兄弟和侄子及全家，二来也想借机陪我母亲出去散散心，使家母能够摆脱长期遭受迫害所形成的精神上的压抑状态）。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家与双河家建立起了互相往来的密切关系。

 

 

 

 

 

□本版图片由张明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