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勇

 

灵泉百货旧址

 

灵泉糖业烟酒商店旧址

原灵泉矿医院旧址

 

扎赉诺尔工商银行灵泉分理处旧址

 

扎赉诺尔矿务局机电总厂灵泉分厂旧址

 

扎赉诺尔区邮电局灵泉邮电支局

 

 

 

矿工居住环境之今昔

新中国成立前，作为生活在灵泉地区的矿工与家属是没有生活保障设施的。因为，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权者、资本家和把头们的眼里，中国籍矿工是贱民、是苦力、是被奴役和剥削的对象，甚至视挖煤工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当年，俄国人凭借着洋枪洋炮和不平等条约不仅垄断了扎赉诺尔地区的煤炭资源，而且是该地区社会政务的实际主宰者。所以，煤矿的管理者、俄籍工程技术人员和员工不仅薪酬高于中国籍矿工数倍，而且在住房方面享有特权。除此，还有员工俱乐部，可以定期看电影，跳交谊舞。而这些都与中国籍矿工毫不相干（扎赉诺尔煤矿先后历经俄国人统治和日本人统治，客观地说，在俄国人统治扎赉诺尔煤矿期间，虽然中国籍矿工属于低贱的“老脖带”，但俄国统治者还没有丧心病狂到草菅人命，当时中国籍矿工只要下井挖煤至少还能拿到微薄的薪酬，还有人身自由可言）。到了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急转直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罪恶目的，在“沦陷区”内对国人实施强制性的奴化教育，推广其“大东亚共荣”意识，妄图泯灭国人的民族思想。配合奴化教育，建立秘密监察机构，实施恐怖政策，推行保甲制，伪满警察、日本特务遍地横行，稍有不慎轻则皮肉之苦，重则牢狱之灾，还有的人被关押后而失踪。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意志，构建所谓的“满洲乐土”，日本人打着“康生院”的幌子，鼓励国人出资办大烟馆，倾销烟土，谋取暴利。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中国人吃橡子面、穿洋灰袋子的现象绝非偶然。然而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若偷吃白面和土豆就是经济犯。由于饥寒交迫，常有矿工路死街头，被称之为“死倒”。所有矿工入矿时都要按手印，指纹纳入档案管理系统，若有矿工因不堪凌辱而逃跑，被抓回来大都生死未卜，其入矿担保人也会因此遭受牵连。为了支撑其侵略战争、为了多出煤他们全然不顾矿工的死活，矿难事故频频发生。日伪时期，在扎赉诺尔煤矿下井挖煤的矿工究竟有多少人惨遭厄运，谁也说不清楚。住“大房子（单身矿工居住的简易棚舍）的矿工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就会被强制隔离，很多尚奄奄一息的病人就被强行拖走掩埋于荒郊野外。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国人特别是在井下挖煤的矿工毫无基本人权可言，生活保障设施更是无从谈起。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入扎赉诺尔和中国东北地区。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入扎赉诺尔和灵泉地区，取缔伪政权，组建民主政府，恢复市场供给、恢复矿山生产，昔日的“煤黑子”一跃成为国家和矿山的主人，至此结束了国人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历史。东北民主联军和民主政府曾一度接管扎赉诺尔煤矿，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的复杂原因所致，随即又根据上级指示将煤矿管理权交由“中长铁路局”管理。在此期间，党和民主政府只能通过其他途径组织矿工进行生产自救，局部恢复生产，尽可能地多出点煤，在满足自身燃煤需求的同时，给矿工们发点工资支撑其拮据的生活（有资料记载，在1946年——1949年间，扎赉诺尔煤矿包括灵泉坑共计生产煤炭62.5万吨）。从1950年开始，国家开始投资恢复矿山生产。经过历时三年的恢复、改造和发展，到1953年时扎赉诺尔煤矿年生产能力就达到了65万吨，相当于前三年煤炭生产的总和，矿工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当时，由于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处于全面恢复生产阶段，国家还暂时拿不出钱来用于改善矿工的居住条件，所以，在那段时间内矿工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依然是很艰苦的。虽然当时生活条件与环境很艰苦，但作为矿山主人的矿工们却从未因缺吃少住而影响工作热情，而是以从未有过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矿山的恢复和建设之中。到1956年时，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于是国家适时决定在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改善矿山工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灵泉地区职工住宅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中可以料戾彻鉴。

灵泉最早的住宅史称“老社宅”。据有关知情者介绍，“老社宅”位于原灵泉食品商店的后身，是日本人统治灵泉坑时所建。“老社宅”依坡就势，成排成栋，据说有百余户规模。在日伪统治时期，普通的挖煤工人可否有资格入住其中不得而知（从“老社宅”残存的规模看，仅百余户住房，恐当年只有在矿上担任管理和技术工作的日本人和部分在矿上担任大小把头的监工们才有权利居住，普通的采煤工人是绝对住不进去的。直到光复以后，“老社宅”随“五号坑”“六号坑”等才一并划归扎赉诺尔煤矿所有。此时，“老社宅”作为国有资产才终于有条件分配给普通矿工居住）。与“老社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比邻其北侧的“地窨子”，这些“地窨子”乃是当年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矿工们于无奈之中而搭建的仅能遮风御寒的原始住所。这些“地窨子”依山坡而挖，大半卧于地下，地上面露出一小部分，就势棚上几根粗细不等的木檩条，上面铺上草袋子、洋灰袋子和蒿草，覆上一层干土，然后再抹上一层大泥，就算是房子了。据说，当年好一点的“地窨子”上面才留有一小块玻璃“天窗”，在“地窨子”的入口处装上一道用木条钉的门。就是这些“地窨子”伴随当年灵泉坑挖煤谋生的人们度过了无数煎熬的岁月，这就是当年在日本人铁蹄和皮鞭奴役下的“煤黑子”们的真实生活缩影。

灵泉地区光复后，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扎赉诺尔煤矿和所属的灵泉矿开始逐步恢复生产。1953年以后，国家投巨资开始建设新的矿井，由于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又有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当时国家尚无力投入资金为广大矿工建设住宅，改善生活条件，大家也只能自己动手脱土坯、干打垒，因陋就简建造低矮的平房。于是在泉子小桥、原国营饭店、土产商店以东，铁道线以西的这一区域内陆陆续续建造起了一片呈狭长状的参差无序的居住区，这一片住宅区是灵泉矿在实施大规模建造矿工住宅前的一个较大规模的自建行为，这片居住区乃是灵泉地区地地道道的棚户区。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扎赉诺尔煤矿和灵泉矿在基本完成矿山恢复的基础上，在国家投资建设新矿井的同时，开始拨付巨资在灵泉地区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壮观的职工住宅建设工程，先后在灵泉地区建设了各具规模的“五六住宅”“五七住宅”“五八住宅”“五九住宅”“六零住宅”和“六四住宅”（在灵泉砖厂以北、满航路以西位置上，达赉湖渔场罐头厂还建有一片相对集中的职工住宅区，有百余住户）。这些住宅区的规划建造特点是：大部分住宅都分布在满航路西侧的山坡之上和“老社宅”的南北两侧，住宅均按栋依次建设，排列有序，每栋约有七家住户，每片住宅区的栋数不等。因当时经济条件和居住理念所限，住宅建设标准较低，除“五八住宅”是砖木结构住房外，绝大多数住宅都是以毛石为墙基、土坯为墙体的瓦盖房。住宅区内的生活配套设施也非常简单，主要有“水楼子”和公厕（居住区内“水楼子”也很少，百余户人家共用一座公厕。那时的住宅区内尚没有污水井和垃圾房，居民生活污水和垃圾排放呈随意状态）。由于住宅区大多建在东低西高的山坡上，住宅区内的东西向的巷道自然形成较大的坡度，夏季还好，到了冬季路面上几乎全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再加上巷道两边的住户向路面泼倒污水，行走颇为困难，尤其是从坡下往坡上挑水，稍不注意就会滑倒，唯有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能从中寻得乐趣，借助坡道打滑出溜玩。那时的矿工及家属没有太大的奢望，能分得一套住房就已经很知足了。当时建造的住宅每户一般都在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室内只有一室一厨，卧室相对厨房的面积稍大一点，一侧是通盘火炕，一侧是摆放简易家具和家人驻足的地方，如若家里同时来几位客人，顿时狭小的空间里转身都非常困难。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与环境对于原来没有房子或者住“地窨子”的矿工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尽管有的家庭是三代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居住，但他们的内心所感受到的依然是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他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寒暑，孕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矿山的建设者，为灵泉煤矿的发展贡献了青春和力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灵泉矿职工住宅建设的高峰期，并由此奠定了职工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但社会在发展，原有的居住环境与条件已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灵泉矿作为大国企，几十年来解决了职工住房方面的需求，然而面对职工家属新的一轮住房需求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显然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又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这显然不符合大国企的思维模式。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一种职工与企业共同出资建设职工住宅的新方法，即“自建公助”（职工向所在单位提出“自建公助”申请，经单位审核同意后，个人向地方城建部门申请建筑用地，获批后，单位给自建房的职工提供4000元建设补助资金）模式。于是，在灵泉罐头厂以南至灵泉电厂北坡下，泉子以北至消防队南侧，灵泉自来水厂以南、“五八住宅”以西、南到灵泉食品商店后山坡一带很快形成了三大片以“自建公助”为模式的新的住宅区。“自建公助”这种建房模式不仅改变了煤矿原来大包大揽解决职工住房的传统思维，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有效地调动了职工自主建房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满足了部分职工在建造住房方面的差异性需求。从表面上看，职工在“自建公助”的过程中得到了企业一部分无偿的资助，而实则是企业通过这种资助建房模式“以小博大”，从中获益多多。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住房观念再次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矿工和矿工家属已不再满足原有的平房居住模式，也不再满足圈大院、种园子、养鸡养羊的庭院居住模式，住楼房成为他们时尚的追求（除了居住观念上的变化之外，经济原因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实施计划商品统一物价管理时期，煤矿职工买一吨煤扣除单位煤补后也就是几十块钱，七八十平方米的平房一年大概要烧七八吨煤，总计取暖成本也就几百块钱。随着国家逐步放开煤炭价格，国内燃煤价格不断攀升，地销煤即居民用煤价格也不断攀升。2000年后扎区民用煤售价每吨已上涨到接近200元，现在已经涨到接近400元。相比之下，同等居住面积住楼房一年所支出的热费比自己买煤取暖还要便宜。再者，住楼房不用再为买煤、收煤、烧土锅炉、掏灰等诸多事情而烦恼，不仅经济、省心，还干净。所以，经济因素也是促使人们改变居住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灵泉地区最早建设的楼房区是位于灵北的八栋楼，虽然当年矿务局建安处建造楼房的水平一般，但在久居平房的矿工们眼里谁能拿到八栋楼的钥匙，不仅可以享受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体现。特别是那些新生代矿工在生活观念上与之父辈们截然不同，没有楼房绝不谈婚论嫁。八栋楼建完后，由于僧多肉少，能拿到八栋楼钥匙的人恐非一般人也。于是，乔迁新居的兴高采烈，没得到楼房的则久怀慕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灵泉矿尚处于计划经济的“后辉煌”时期，依然是财大气粗。继八栋楼之后，1979年在灵泉西小区建了20栋住宅楼，1980年在“老社宅”区域建了6栋住宅楼，1981年先是在三斜井一带开发了一片平房住宅，紧接着于1983年在三斜住宅区域内又建了10栋楼房。

从日伪时期的“地窨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社宅，从七十年代的自建公助到八十年代住上楼房，从旧社会到新社会跨越时代的鲜明对比，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足以可见灵泉矿工几代人在生活环境、生活面貌、生活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在灵泉地区有两片住宅区的名称非常特别，一个是“马号”居住区，一个是“双零号”居住区。通过多方探寻而得知，“马号”居住区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年这一片曾有几十户人家养有马车和小毛驴车，专司给灵泉地区的矿工和居民家送煤，久而久之“马号”就成了这片居住区的代名词。“双零号”居住区的位置大概在原灵泉职工医院的南侧，据说是当年满洲里化工厂在这里建了三座小房，曾组织人员在这里研究开发一种代号为“双零号”的特殊产品，至于这种特殊的产品是什么、做何用途谁也说不清楚，后来研究成功与否也说不清楚。渐渐地“双零号”的那几间房子荒芜于蒿草之中，但“双零号”在灵泉人眼里始终是个谜。“双零号”的那几间荒废的小房西临满航路，南临通往11号井的马路，地势虽低于满航路，但从“双零号”往东却相对平坦，且交通方便，于是在这里选址建房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再后来灵泉矿职工医院也在“双零号”的北面选址建造，在灵泉矿医院的东面又新建了第四中学，这里一度成了大家选址建房的优选之地，“双零号”小房周边渐渐地形成了一片住宅区（“双零号”住宅区的官方名称叫“新兴住宅区”）。

（待续）

 

 

 □本版图片由张明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