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知青落户扎赉诺尔纪实

□张燕锋

 

1966年，天津市第25中学“红联”战斗队学生在校园里合影。

 

1966年，“红联”战斗队学生在校园里合影。

 

1966年，“红联”战斗队学生在校门前合影。

 

 

自退休后，周长山的作息变得很有规律。每天清早起来洗漱完毕，穿好衣服下楼，沿着公路往北去老市场里转一圈儿，算是遛弯儿。途中不时还伸伸胳膊、伸伸腿，活动活动四肢和颈椎。若碰到脸儿熟的就相互招呼着一起走过去，与一帮同是矿上退休的老头儿凑到一个背风朝阳的地界儿有的没的闲扯几句。

同是衣着普通，身躯弯垂，一脸褶皱或老年斑，一双青筋暴起、满是老茧的手，69岁的周长山站在他们中间没什么与众不同，就是眼光再独到的人，从里到外细细打量也看不出太大区别。

聊着聊着，等时间差不多时，老周就从人堆里退出来，来到市场里唯一一家还开张的早点摊儿上买点果子和豆浆拎回去，和老伴儿一起吃早餐。

出了正月的灵泉乍暖还寒，小风嗖嗖的，赶上一股子还打着旋儿，猛然间，卷起路上的尘土糊在人脸上，让你睁不开眼。刚才出来还不觉得什么，现在越往回走越觉得冷，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透心儿凉。老周缩了缩脖子，裹紧衣裳，心里又开始抱怨道：“这个鬼地方，就不是好人待的地儿。”

他住的地方位于整个矿区南段，整个居民区里无论公建还是自建房屋都是煤矿人建的，有完全用土垒砌的、有石头的，砖瓦结构算是好的，基本上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建的。其中，那二十几栋且分别散落在该地三处位置上的集中供热、带上下水、四层结构、每户面积只有五六十平方米大小的住宅楼在这里算是最好的房子了。

从这方面衡量，老周算是幸运的，因为在那二十几栋楼房里有一户是他家的住所。

推开铁皮包裹的木质单元门，沿着黑漆漆、脏兮兮的楼道走上楼，身后，寒风透过单元门和楼道里窗户的缝隙呜呜作响……

进了屋，老周把手里的早点递给了闻讯来门口迎候他的老伴儿。随后，脱衣、换鞋，再重新洗一遍脸，镜子里打量一下自己，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餐桌上，老伴儿已经摆好了一小碟咸菜，看他走过来就掀开锅，拿起勺子盛一碗今早现熬的热腾腾的奶茶端给他。刚一落座，他又立马站起来，转身去卧室打开了家里现存一件最老的物件儿——电子管的收音机。这是结婚那年，在天津的父母特意买来送给他们的。这在当时的灵泉或扎区都属于稀罕且贵重的物件，家里能听上电匣子，让周围很多人羡慕呢。后来电视慢慢兴起，这玩意儿才没落了，被各家各户丢进煤棚子里搁置起来。退休后，他接触和活动的范围有限，整天无所事事，最主要是现在的电视里除去时事新闻实在是没有什么内容让他真正感兴趣。

前年，有一次去仓房里找东西，翻腾纸壳箱子时突然看见这个老物件儿，索性把它搬上楼，擦拭干净插上电一试，还真行，搁置了四十多年还照样能用。

同为传播媒介，相较电视，广播里反倒有很多节目是他这个怀旧的人所喜欢的，尤其是曲艺类，如快板、评书、相声、京东大鼓以及经典老歌等，很对他的口味。年轻那会儿，他最痴迷的还是马三立、侯宝林的段子，只是现在难得听见了。

老周嘴里喝着奶茶、嚼着果子，耳朵里听着中央广播电台十套节目早间播报的《健康大讲堂》，再看看身边老伴儿碗里盛着买回来的豆浆，他不禁打趣道：“放着刚出锅的奶茶不喝，偏偏喝这玩意儿，你是呼伦贝尔长大的孩子吗？”相伴了大半生，也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伴儿先是学着李宇春的腔调唱了一句：“究竟是驿站还是分店，你磨的豆浆是甜还是咸。”随即又不无调侃地说了一句：“我这是跟大城市的人学呢！”

这看似一句不经意的话，却触动了周长山麻木多年的神经和尘封已久的记忆，他痴痴地看着面前的妻子，脑海中一幅幅斑驳、泛黄的画面浮现，把他的思绪又带回了六十多年前。

一、天津往事

“潞卫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清人朱珉在《初到津门》这首诗里生动地描述了周长山的家乡天津，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

在当时的天津市南开区南二纬路上，有一个格局呈“F”型，大约住有130户人家的胡同叫做“寿康里”。“寿康里”100多米长，总面积不超过三亩地，共有3个胡同口，一个在南开二纬路上，另外两个在南开四马路上。胡同里共有28个院落，全是青砖瓦房的四合院，大院子里住着七八户，小院里住着四五户。他家院子的门牌号是27，里面住着11户人家，算是整个胡同里最大的院落。

长山家当时6口人，父母领着他和弟弟妹妹还有年纪最长的奶奶。父母整天忙着讨生活，三个孩子全是奶奶从小带大。那会儿家里每月的收入不过百元，平日里仅够温饱，任凭怎样精打细算仍是月月光，存不下啥钱。更难受的是住得太挤了，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屋里，老少三代人根本住不下，无奈只有在每日睡前搭个上下铺凑合着。

那时，他们三个孩子年纪还小，啥也不懂，反倒觉得这样还挺好玩，总是喜欢在床铺上爬上爬下，翻着筋斗打打闹闹。

孩子的童年是最快乐的，童年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平日里，无忧无虑地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闲暇时大的领着小的去找邻里的孩子玩儿。胡同口靠东墙跟儿里长着的那棵大柳树是他们的根据地，好几个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都云集于此，爬杆儿、捉迷藏、弹玻璃球、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个个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家里的欢乐是孩子们的，家里的担子却是父母的。为了养家糊口，支撑和维系这捉襟见肘的平淡日子，父母终日忙碌，少有空闲。他们都是经历过两个社会的人，父亲在解放前跑过小买卖，当过“织箩底”行业的小手工业主。解放初期还干过个体的“合线厂”，1956年公私合营时被并入“百花床单厂”。相较父亲，母亲的经历简单得多，就是个一辈子任劳任怨在厂子里做工的普通人。她不识字但干活是把好手，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凭着双手挣点儿辛苦钱，以求温饱。

记忆里，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母亲总是爱唠叨，埋怨父亲懒惰。后来，随着家里三个孩子渐渐长大，这种事情也就很少发生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整个院子里基本上都这样，各家各户从人口到经济条件等都差不多，每日挖空心思都在为钱粮的那点事儿算计着。

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邻里关系相处得却是极好。那时无论老的、少的有空就愿意凑到一起拉拉家常，窗户跟儿下、院儿门前、胡同口儿，找个马扎儿随便一坐，人堆就算聚起来了。大人们摇着蒲扇，茶水瓶子随地一放，孩子们也围在一起打打闹闹、蹦蹦跳跳……

大伙儿在一个胡同住着，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但凡谁家有事，众人相帮。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哼着这首跟同院儿的哥哥、姐姐学来的少儿歌曲，不知不觉中长山8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1957年9月里的一天，早晨起来穿戴整齐后，他被母亲领着走进校门，天津市四马路上的“南开第一中心小学”是他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在这里上到四年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当时学校里学生实在太多，现有的师资力量和校舍面积都不足以应对的缘故吧，把他们转到了新建的“义兴里小学”，该小学在南丰桥南边一个好几百亩大的水塘子边上。

由于时间久远，小学时的很多事情现在长山已经记忆模糊，他印象最深的只有这么几件事。比如每当班级里要求学生填报各种表格时，他的家庭成分一栏填的是“小手工业主”，而很多同学填报的却是“工人”。他在羡慕人家的同时，经常会问爸爸是何缘故、解放前是不是没有吃过啥苦。此时的父亲表情尴尬、脸色铁青，被问急了会说：“我自有我的心酸血泪史。”那时，长在红旗下年少不经事的他们不懂，总觉得是因为家庭的缘故让无辜的他们在同学中间矮人一头。

那会儿从小学四五年级直到初中都有书法课，教书法的老师也都很专业，从书写的坐姿，执笔的手式，如何顿笔、回笔，直至如何除去墨汁的臭味儿都讲得仔仔细细，这让他们这群学生受益良多。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同学彭文俊，该人也是和他一起下乡、一起在煤矿退休，后来又回到天津的老知青，多年来一直在社区老年大学里教书法课。

相比较来讲，长山那会儿动手能力比较强，他自己曾尝试安装制作矿石收音机。花几元钱买到矿石、耳机、线圈、可变电容器等物件儿，组装到一起后，在自家房顶上立起一个接收天线就能收听到广播。当主持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时，他很有成就感。

让长山终身难忘的还是挨饿那几年，父母为了能让一家老小肚子里有食儿充饥，终日愁眉紧锁、忧心忡忡。孩子饿了，随时可以哭着叫嚷，大人们整日里一肚子苦痛，心跟针扎一样，却不能发泄，反而更难受。

家里没了粮食，平日里只能四处寻找瓜菜充饥。长山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妈妈经常会带着他们几个去“墙子河”西边的“李家园子”地里挖野菜、捡白菜叶的事。

1963年，刚挨过食不果腹的三年困难时期，天津市又连降暴雨，海河上游洪水暴发，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流域相继出现特大洪峰，海河上游中小型水库大都溃坝，洪水直泄下游，汇集在城市周围，形成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险些把整个天津市淹没。那时候，周围一片汪洋，涉及河北省多个县、市上万亩土地受灾，中共中央和省委、市委动员天津市百万群众奋起抗洪，在最危急的时刻炸开了南大港海挡，让洪水通过静海东部和大港地区漫流入海，这才保住了天津市的安全和津浦线路的畅通。

这年秋天，13岁的长山升入初中，成了天津市第25中学的一名在读生。班级从初一就开始教授俄语，他们的俄语教师叫程慧玲，是个没上过大学的本校高中毕业的留校生。程老师教课非常认真，为了让学生们准确理解和掌握，一个颤音字母“P”的发音在课堂上就反复纠正了很多遍，个别同学还接受课后单独辅导发声。记得上初三时，班上开联欢会还请了两个苏联人来观模，外宾用纯正的俄语表演了诗朗诵，班上有位同学还用俄语演唱了《三个坦克手》。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中学那几年，按照上级指示和要求，学校积极组织全体师生全身心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如学校曾选拔一些“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有无线电这方面兴趣爱好或特长的学生来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长山被选上的时候很激动，感到光荣的同时，满以为可以借此学到拼装电子管收音机的技术，没承想教授的和他想学的不太搭边儿。学习小组每天就教他们练习听信号、写数字和动手操作按键发信号，除此没涉及别的。长山在小组里的领悟能力是最好的，学的东西能很快掌握，在南开区中学生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比赛上，他曾以每分钟抄收240字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除此之外，学校里还号召学生锻炼身体，积极参加农业劳动。记得曾去过西湖道南面的一个农场，还徒步去过西郊周李庄、西站附近的邵公庄、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和增良庄、北郊的青光农场等参加支农义务劳动。犁地、拔麦子、割高粱、刨茬子、拉耠子……凡是跟农耕生产相关的活儿基本上都干过，真可谓是全面发展了。

和学习农耕技术比起来，学生们尤其是男孩子更喜欢参与体育活动，他们学校男生那会儿最擅长的是游泳。每逢夏天，男生从校门出来基本上都不回家，一帮人沿着马路往西走，穿过兴业里胡同再走六七分钟就到了红旗河，红旗河30多米宽，往南一直通到“五顶堤”。这条河其实就是个水库，春天由此抽水灌溉附近的稻田，给田地洗碱，秋天再把水放回河里。

到了这儿把书包往岸上一扔，脱了衣服就下河了。一开始就是瞎扑腾，没人指导、没人教，全凭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后来越玩儿越有心得，先是狗刨、然后踩水……一帮人动不动就比试谁最快，渐渐地啥泳姿都学会了。长山的好水性就是那时候练就的。

1966年6月，当他们这届学生正在进行毕业考试，六门功课已经考完一半的时候，变故来了。

受当时的大环境影响，长山头脑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认识等无疑也是紧跟那股潮流，但他毕竟是老实本分人家孩子，遗传的谨小慎微基因约束着他的行为。但他却徒步去了延安，这可能也是这期间他最激进的举动了。

当时，与长山一同徒步去延安的共有10人，都是25中的男学生。队伍于1966年11月12日上午8点自学校出发，用一个半月时间跨越了河北、山西、陕西等数省，行程3000余里，途经太行山脉、龙泉关古长城隘口、五台山、吕梁山脉和黄河，参谒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平阳千人墓、刘胡兰纪念馆等。12月27日抵达延安后，又瞻仰过宝塔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凤凰山李家石窑毛泽东旧居、王家坪、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等。 

在延安待了一段时间，当1967年党中央发出指令后，他们就返程了。这支10人的队伍先从延安搭乘汽车到铜川，再坐上火车至西安，由西安至北京，1月12日回到天津。

当年3月中旬，听闻征兵工作开始，而且招收的还是无线电通讯兵，长山本人包括父母都满怀信心，因为觉得他身高、体能都不错，收发报技能又是此前练就的强项，入伍参军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但在体检过程中发现他肝脾肿大，让他错失了这个难得机遇。

在长山他们这一届学生上到初三的时候，教课书中又增加了一本有关农村生产队会计知识的教材，政治课上也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教育了。

本就是年少轻狂的年龄，未曾涉世的他们自然紧跟潮流而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外面的广阔天地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有吸引力的，从小在城市里长大，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流再加上巴掌大的一块儿灰色天空早看烦了，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单调，反倒是对脑海里臆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里的景观、气象充满期待和憧憬。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去实践，和当年的革命老前辈们一样有所作为，这就是长山他们当时的想法。

1968年8月17日，一个晴朗的中午，似火的骄阳把天津的柏油路面烤得软软的，行人在路上每走一步都能留下清晰的脚印。此刻，天津火车站的五号站台上人挨着人，几乎就没有再能挤进去落脚的地方了，他们都是来送站的，停靠在站台边上准备开往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知青专列就要出发了。送站的都是列车上知青的亲友，人数要比车上的人多好几倍。这时候，他们全然不顾拥挤，争相向车里的孩子们喊话叮嘱，每节车门口、每个车窗前都有人在交谈、在哭、在牵手、在拥抱……尽管现场人声鼎沸，但仍然让人觉得气氛悲凉、凝重，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笼罩在众人心头。

突然间，一声长笛响起，紧接着列车缓缓启动，车厢里的人探头的、挥手的、放声哭泣的到处都是……站台上，人流缓缓移动，每个送行的人脸上也都是同一种表情。此刻，长山眼里全是泪水，但他强忍住没有哭出声，透过车窗深情地凝视着天津站，车上和站台上送行的亲人们想的都是——何时回。宿命安排的却是——就此无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