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博
1961年，一周岁时的邱桂荣。
1963年，生活在满洲里的王华。
1964年，生活在满洲里的邱桂荣。
1995年，生活在满洲里的部分“国家的孩子”合影。后排左起为李建军、齐秀梅、郭丹，前排左起为赵菊凤、邱桂荣、王华、隋秀芳。
2019年，于1961年来满洲里的“国家的孩子”代表看望刘秋萍阿姨，她曾经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孤儿们。前排左起为：郭丹、刘秋萍、齐秀梅，后排左起为王晓东、尹国才、关福生。
1962年，满洲里从无锡市集体领养婴儿原始登记簿。
1962年，满洲里从无锡市集体领养婴儿原始登记簿。
1962年，满洲里从无锡市集体领养婴儿原始登记簿。
1962年，满洲里从无锡市集体领养婴儿原始登记簿。
第三章 第二故乡
这里成为这些南方孩子的第二故乡，孩子们将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是3000多个被送到内蒙古的上海孤儿中离家乡最远的一批孩子。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呼伦贝尔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受着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草原枯萎，牛、马、羊大量减少，许多乳品厂因为奶源不足而被迫停产，粮食供应也开始不足。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老百姓靠种植土豆、白菜、大萝卜和草原上的野菜可以勉强度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指示后，热情的呼伦贝尔人还是伸出双臂，以草原母亲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在困境中挣扎、孤苦伶仃的南方孩子们。1960年至1961年，内蒙古自治区接收了300多个孩子，其中，满洲里市一次性就接收了52个。从此，这300多个“国家的孩子”成为不幸中的幸运儿，大部分在草原上生活了近60年，呼伦贝尔草原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甚至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成为了真正的蒙古族人。
在1960年初，满洲里就曾经提出过接收南方孤儿的申请。但是由于满洲里地处中、俄、蒙交界的地方，加上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里成了反苏防苏的最前线，所以并未得到批准。
1961年，满洲里市再次提出申请，上海市和江苏省无锡市派人专程来满洲里考察，被这里的景色和热情的群众所征服，而且满洲里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在当时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们相信，孩子们送到这里一定会幸福的。回去后，由于当时上海市孤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就从孤儿比较多的无锡划拨了50多个孩子。
在无锡市档案馆我们看到了一份当年《无锡市婴幼院婴儿领出登记簿》，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满洲里市1961年3月15日集体领养孩子52名，只可惜上面只有编号、性别和领养日期。据一位知情人说，过去曾经有过详细的登记，可惜在多次档案移交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在满洲里市卫生、民政、档案部门查索，我们没有任何收获，在呼伦贝尔市也一无所获。据过去负责为这些孩子检查身体的原扎赉诺尔矿区中蒙医院张边一院长说：“当时关于这些孩子的身体情况，领养记录都是非常详细的。因为所有的领养家庭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经济情况调查的，不符合领养条件是不可能领养的。”后来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文件，以及各盟、市的移入婴儿计划、安置方案、汇报材料和资金使用情况汇报。关于呼伦贝尔盟的档案，我们只看到了一份当年呼伦贝尔盟保育院为孩子们订的食谱：
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也许在今天的孩子看来，这些食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在困难时期，这样的食品意味着什么，问一下家里的长辈，他们也许会为这些当年难得的食品而落泪！
这些在后来我们拜访连续几十年在呼伦贝尔保育院工作的87岁的莫得格额吉时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们：“除了这些，每天还要保证孩子们有足够的肉食和蔬菜，每周还要保证让孩子们吃上动物内脏，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孩子享受不到的。”
第四章 在草原上成长
这些来到内蒙古的孩子们和当时那些在灾难中挣扎的孩子们相比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来到了草原，在这里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疼爱他们的阿爸、阿妈。从此，他们有了一座遮风挡雨的毡房，品尝到了温润、香浓的奶香，还吃上了强身健体的牛羊肉。内蒙古草原以慈母的襟怀拥抱和抚养了这些孩子，让收养孤儿的故事变得更加具有传奇色彩。
在那艰难的年月里，这些生命的花朵显示出和格桑花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内蒙古草原这块沃土上绽放了美丽。中华民族以一种人性的美德书写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使之魅力无穷。三年，五万无家的孩子北迁；三年，三千“国家的孩子”来到草原。这是一次壮举，这是民族团结的壮美诗篇。苍穹之下总有一种力量带来向往，环宇之间总有一片火花给人希望，“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草原母亲发出了铿锵的誓言。
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几乎所有孩子都不适应。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开始有了记忆的孩子更加抵触，他们想父母，想一起玩耍的兄弟姐妹，除了吃饭，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得很不耐烦，因为他们饿怕了，再也不想过吃不饱饭的日子。活泼好动的经常扭打起来，拉都拉不开；性格孤僻不爱说话的，常常是一个人在那里几个小时也不动，搞得保育员阿姨也手足无措。有些孩子被养父母领回家后，好长时间都不肯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
对于这些，养父母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们不去强迫孩子，而是倾注了更多的爱去感化他们。母亲用肩膀承担了一个家，每次吃饭，她们总是把最好吃的留给孩子，她们常常吃剩饭剩菜。父亲用脊背撑起了一道梁，他们无论吃多大苦、受多大累，也不肯让孩子受一点委屈。“长生天在看着我”，草原母亲永远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放在她们心里，抚养“国家的孩子”是她们对祖国的承担。
虽然所有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在当时家庭条件都很好，但是抚养一个孩子并不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那样简单，需要付出更多的慈爱，更多的温暖，甚至是废寝忘食、含辛茹苦，经常会累得精疲力竭。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来就没有做过父母的养父母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慢慢地，孩子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感受到了养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的心情终于好了起来，渐渐忘记了过去，回到现实之中。终于有一天，他们发出了呼唤，尽管声音很小，但却来自他们的内心：“爸爸、妈妈！”可他们不知道，这两个字竟然让养父母泪流满面，因为这是养父母的企盼。在养父母听起来，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而是足以使河水翻涌、足以撼动山川的呐喊。
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一起度过了春夏秋冬，养父母和这些孩子相依相守、相亲相伴，彼此的心已经紧紧连在一起，彼此的爱已经牢牢记在心间，他们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可以说，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
第一次和敖德巴拉相识，是我们一起去看望1960年曾经在呼伦贝尔保育院工作、为“国家的孩子”做过临时“额吉”、已经87岁高龄的莫得格阿姨的时候。那天，她穿着一身白色蒙古袍，戴着一条红色头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当她拿出一大堆获奖证书向莫得格阿姨汇报时，我震惊了。这样一个瘦小的普通蒙古族女人竟然有这么多的荣誉在身，她一定有许多的故事。
1960年3月的一天，列车徐徐开进海拉尔站，100多个孩子从车上被接下来，这已经不是呼伦贝尔盟第一次接收来自南方的“国家的孩子”了， 刚刚出生三个多月的敖德巴拉就是其中之一。
敖德巴拉是双胞胎，她的妹妹也是同一批被送到内蒙古来的。那时她身体很瘦小，体质很差，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呼伦贝尔盟保育院保育员莫得格阿姨给了她特殊的关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她，使她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并且为她取名叫敖德巴拉。敖德巴拉在蒙语中是“菊花”的意思，莫得格阿姨希望她成为草原上盛开的菊花。
一年以后，鄂温克族牧民高力根和蒙古族妻子南吉勒玛收养了她，从此草原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三个民族的三口之家。
敖德巴拉5岁那年，右小腿红肿化脓，经过医院诊断，结果令全家人大吃一惊——骨结核。医生告诉他们，要想治好孩子的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截肢？为什么要给我女儿截肢？谁敢给我女儿截肢……”敖德巴拉的养母用不太熟练的汉语疯狂地哭喊着。
“我们坚决不同意给孩子截肢，没有了腿她在草原上怎么骑马？怎么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呢？”敖德巴拉的养父也对大夫说。
养父母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女儿的腿。从此，阿爸宽阔的后背、额吉温暖的怀抱成了女儿的摇篮。从未走出过草原的他们卖掉了家里的牛羊，带着女儿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最后，父亲忍痛卖掉了跟随他几十年的雕花马鞍。敖德巴拉依稀记得那一天，父亲用颤抖的手把马鞍抚摸了无数遍。
经过六年多的治疗，奇迹终于出现了，敖德巴拉的腿治好了，她终于又能欢快地在草原上骑马，与同学们一起载歌载舞。
高力根夫妇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之后，对敖德巴拉并没有区别对待。当年，老人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招工名额，一定要敖德巴拉去工作。
敖德巴拉没有辜负养父母，没有辜负呼伦贝尔草原，她骑着一匹枣红马，跑遍锡尼河东苏木的3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为居住在那里的2500多名人民群众服务，她肩负着提高全苏木人口素质的重任。
敖德巴拉是活地图，3500平方公里土地上各个牧点、营盘都牢牢印在她的脑海里；敖德巴拉又是活档案，全苏木560多户牧民的家庭状况她心中都有一本账。敖德巴拉能讲汉语、蒙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她成了这片土地上牧民的朋友，谁有困难都喜欢找她讲一讲。
这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用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张张红彤彤的奖状回报了养育她的土地和人民，真正成为了草原上凌霜傲雪的菊花！
敖德巴拉也曾经回南方老家去寻过亲，但却无功而返。在交谈中她说：“我不想再找亲生父母了……”语气之中明显透露出无奈。我知道，如果能够找到，她又怎能不找呢。她60岁了，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热情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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