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博
1961年，乌兰夫主席看望生活在草原上的上海孤儿。
内蒙古自治区1960年移入儿童劳动计划。
内蒙古自治区1960年移入儿童劳动计划。
内蒙古自治区1960年移入儿童劳动计划。
1960年—1961年，无锡市育婴院婴儿收容原始登记簿。
1960年—1961年，无锡市育婴院婴儿收容原始登记簿。
1960年—1961年，无锡市育婴院婴儿收容原始登记簿。
1960年—1961年，无锡市育婴院婴儿收容原始登记簿。
第一章 格桑花一样孩子们
小的时候，奶奶每年都把一种开着五颜六色花朵的八瓣小花种在菜园的边角，这种小花一旦开放，我家的菜园就会变成花的海洋。奶奶告诉我，这种花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它的名字叫“扫帚梅”。
后来，河北老家来了一位老乡，这位老乡是一个花匠，和花草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告诉我：“其实这种花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格桑花。”
格桑花俗称扫帚梅，她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叫格桑梅朵。在藏语中，“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
相传元代蒙军入藏，西藏划入中国元朝版图时期，元朝的蒙古族人把一种可用于治疗瘟疫、中毒症等疾病的翠菊种子从草原带到了西藏，从此这种翠菊在西藏生根开花。那个时代正是西藏历史上继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出现的空前盛世，被忽必烈赐为“国师”的八思巴在那时缔造了辉煌的萨迦，并成功地使元朝皇室接受了藏传佛教，八思巴也成为元朝帝师。蒙古族人带来的翠菊在寺院和很多人家种植盛开，从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把它叫格桑花。
格桑花花瓣单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可风愈狂，它身愈挺；雨愈大，它叶愈翠；太阳愈曝晒，它开得愈灿烂。格桑花寄托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格桑花是所有野花中最具生命力的花种，它生命力顽强，虽然只是一种普通的野花，但是它却有一种傲然的骨气，因此也被誉为平民之花。在草原、在路边、在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格桑花都有着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品格，即使到了冬天，花儿凋零了，它也会把像针一样的种子深深地扎入大地，等待明年还会傲然开放。它历经风雨依然挺立，象征着人们世世代代繁衍的勃勃生机。
2018年春天，我结识了一些来自内蒙古各地有着与格桑花一样品质的同龄人，他们都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自于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孤儿，在内蒙古人们叫他们上海孤儿，也称他们为“国家的孩子”。
1958年，全国农村在一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影响下盲目跃进、虚报产量，亩产虚报产量持续飙升，从2万斤到3万斤、4万斤、5万斤，特别是安徽、浙江、江苏一带，最后竟然出现了亩产13万斤的神话。由于虚报产量，农民就不得不按照虚报的产量交公粮，使得一些家庭交完公粮后便没有了粮食。这一切也间接导致自然灾害来临时，灾害的危害被无限放大，很多人因为没有粮食开始逃难，并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开始是老人，后来发展到中青年人和孩子。
孤儿院中，由于孩子数量的迅速增长，很快便出现了粮食危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生活，当地政府出台了对孤儿院的补贴政策，这也使更多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中。不堪重负的孤儿院很快便没有了进一步收容孩子的能力，于是许多农村的父母便把目光转向了大上海，他们几经辗转来到上海，认为只要孩子到了上海就一定不会再挨饿。
其实，这时的上海市也同样陷入了困境，已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天堂了。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弃婴，本来人满为患的上海孤儿院营养品和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1959年收容婴幼儿3525人，1960年1至3月就收容弃婴5277人。在成百上千的婴幼儿时刻都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向中央求援。
当时中央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首先知道了此事，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把情况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并提出：“要马上组织一批奶粉运往上海。”
听完康克清的汇报后，周恩来总理眉头紧锁，他对康克清说：“克清同志，奶粉的事您可以直接去找乌兰夫，他可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上海的事，中央会做出安排的。”其后，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
康克清立刻找到了在北京开会的乌兰夫，乌兰夫听完康克清的情况介绍后说：“奶粉的事我来解决！”
其实那个时候，内蒙古也正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牛、羊的大量死亡，本来不太发达的乳品加工行业受到进一步冲击，不少乳品厂都已经停产了，奶粉也早已经是供不应求。但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奶酪。
接到任务后，呼和浩特周边盟、市马上行动起来，很快一车皮奶粉集中到呼和浩特，由铁路紧急发往上海。
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乌兰夫顾不上休息，马上召开了党委会。他首先通报了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所有孤儿院中的孩子已经严重超员，由于已经断粮造成严重营养不良，患病、夭亡时有发生的情况。他说：“单靠运送几车奶粉，那是杯水车薪。这样的紧急援助也只能解决一时之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想一个长远的方案，让孩子们渡过难关。”
一个又一个方案提出来又被否决……党委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结果。这时，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站起身来回走动，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定是又想到了好的办法，只是还没有考虑周全。折返几个来回之后，他停住脚步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
乌兰夫听后大手一拍桌子说：“此法甚妙！”
由于那时牧民缺儿少女，他们非常喜欢小孩儿，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牧民来抚养既可以减少上海等地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的问题，对将来草原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
把本来是汉族的孩子接到草原来，送给牧民们抚养，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首先，孩子们要从汉族变成蒙古族，这关系到民族政策问题，必须要向中央请示。乌兰夫首先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周恩来在电话中说：“你们的想法很好，这是一个一举三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接着他又说：“上海那边的情况很紧迫，你们最好抓紧时间准备，先把孤儿接管过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同他们磋商。”最后，周总理再三叮咛：“这些孩子是‘国家的孩子’，你们一定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这是炎黄子孙又一次和大自然的抗争。面对自然灾害，新中国一次又一次让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展现。
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大饥荒中的新中国，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甚至希望新中国被这场灾难摧垮。
新中国的人们开始齐心协力，用他们艰难的和饥荒搏斗的手臂托举起了灾难中这些幼小孩子的希望，宣誓了超越生命的誓言，向无情的天灾人祸宣战。在这场灾难中，成功地完成了五万多幼小生命的大迁移，并以“国家的孩子”为这些幼小的生命命名。
这个重大的决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上上下下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行动，就像战争年代一样，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各族群众参加，由自治区卫生厅牵头组织力量，安排人力、财力负责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市、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要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乌兰夫的指示更是简洁而果断：“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一决策的另一个作用在多年之后开始显现，二十几年后，这些孩子成为了内蒙古的建设者，这对于人烟稀少的内蒙古来说也是一种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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