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杨发勋  文稿整理：管春林

 

1954年10月，中国共产党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首届党代会全体代表合影。黄鸿瑞、刘凤梧等在前排就座。

杨发勋中将

1954年10月，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首届党代会在大楼内举行，黄鸿瑞站长讲话。

 

1955年3月25日，满洲里基地转运站第四届表彰功臣大会全体合影。

 

1954年，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四名干部在俱乐部前合影，背后为影片《危险的恋爱》海报。

 

1955年，受到奖励的积极生产组——勤务二营。

 

1955年，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举行首届运动大会，运动员在大楼主席台前合影之一。

 

1955年，运动员在大楼主席台前合影之二。

 

1955年，运动员在大楼主席台前合影之三。

 

1955年，运动员在大楼主席台前合影之四。

 

1955年，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举行首届运动大会，图为田径赛场。

 

1955年，连队战友在市区合影。

 

2017年盛夏的一天，曾在抗美援朝时期赴满洲里执行转运任务的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杨发勋中将欣然接受笔者采访。他深情回忆了六十多年前满洲里口岸转运进口物资的情况，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满洲里基地转运站。现摘录如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中央军委为适应接收从苏联进口军事装备的需要，决定成立满洲里基地转运站。转运站为正师级建制，并兼满洲里市卫戍司令部，统一组织军事装备的转运工作。首任站长黄鸿瑞，副站长是先期来满洲里接收苏联援助我空军设备的空军驻满办事处主任刘凤梧和同期来满洲里代表海军接收装备的海后工程处处长赵德才。转运站设十个处、科、股，下辖部队一个营。志愿军入朝后，武器的转运量急剧增加，为统一军地双方力量，保证口岸畅通，1951年1月，满洲里市实行军事管制，黄鸿瑞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刘复初、东北人民政府驻满洲里特派员兼中央贸易部满洲里口岸管理局局长原宪千任副主任。中央明确规定：军管会为满洲里最高权力机关，隶属于东北军区司令部。

苏联支援志愿军的武器大多是从满洲里口岸入境，由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负责转运，每天八到十五个军列入境，转运任务异常繁重，转运站的一个营根本忙不过来，满洲里车站成为运输线上的一个塞口。奉上级指示，驻北京的公安一师三团一营迅速驰援满洲里，接受满洲里基地转运站的指挥，承担换装、押运和警卫任务。一年后，三团三营前来换防，同时，团部和团直属队亦迁至满洲里，加强这里的力量。时任团长郭季芳，政委宿璨，我任后勤处处长，当时叫主任。

那时，满洲里地区形势很复杂，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伪警察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为防止敌人破坏，入境的军列需要派兵二十四小时执勤，警卫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冬天，夜里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在冰冷的列车旁战士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很多战士冻伤了手脚，有的战士甚至牺牲在哨位上。由于缺少大型换装设备，武器、弹药箱等许多物资都靠人背肩抗，劳动强度极大。一节车皮的弹药换下来需要三四个小时，战士厚厚的棉袄从里湿到外。每趟军列几十节车皮，都是由两三个战士押送到中朝边境或者驻在祖国各地装备待更新的第三、第十九兵团等部队，一个往返历经四季的气候变化。车停靠时立即下车布岗，车行走时在如同冰窖似的守车里避寒，“一件大衣当铺盖，一个饭盒怀中揣”是战士押运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无法掌握停车的准确时间，途中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的战士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从没发生过一次事故，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

为保障进口武器装备由满洲里站接入后及时换装，满洲里基地转运站于1950年修建了军品装卸站台（俗称土站台），站台长450米，宽12米，站台旁修建仓库1座。转运站还在车站设立了四个办公室，即土站台办公室，负责站台和仓库的换装任务；车站办公室，负责列车编组时的车辆警卫和押送；东吊办公室，负责敞篷车装载的火炮、汽车、飞机的吊装任务；油料办公室，负责油料的换装任务。前两项任务由转运站和我们三团承担，后两项工作由满洲里车站换装所负责。

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满洲里军民密切配合，每批军用物资的转运均按期或提前完成。通过这个口岸运送出去的物资极大地改善了前线部队的装备，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1951年秋冬，美军在朝鲜战场对我军实行“绞杀战”，疯狂轰炸我军后方运输线，很多武器装备还未运到前线就被炸毁。为弥补这些损失，满洲里口岸的进口军品装备量急剧增加。为把满洲里部队、政府、海关、铁路等统一管理起来，确保抗美援朝物资安全、及时地运到朝鲜战场，1951年11月，中央决定撤销军管会，成立满洲里市军政委员会，为满洲里市的最高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主任由东北军区军邮局局长许光庭担任，满洲里基地转运站站长黄鸿瑞、满洲里市委书记刘复初等五人为副主任，军政委员会委员七人，包括我团郭季芳团长、宿璨政委。

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反复强调：满洲里市的中心任务就是安全运输，安全运输的重点是军用物资。地方的党、政、群及国家的金融、企业、商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运输服务的。全市市民都要树立全力以赴为运输服务的思想，形成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这更使三团干部战士深感使命神圣和责任重大。

为保证部队换装、警卫、押运这些繁重任务的完成，作为后勤部门的领导，我经常深入到各伙食单位，查看饭菜的质量和食堂的卫生状况，要求部队千方百计地改善伙食，让战士们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卫生，以保持充沛的体力，不闹病，少闹病，减少非战斗减员。由于满洲里地处高寒地区，蔬菜很少，我们就及时派人到外地调运黄豆和白菜、萝卜、土豆等，组织炊事人员交流烹饪的经验，提高饭菜质量。由于后勤保障有力，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东北军区《前进报》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团努力改善伙食，保证战士体力，确保任务完成的情况。

从1950年到1953年，据铁路部门统计，我们共转运进口物资（其中大部分是军事装备）382.25万吨，进出境火车总辆次达30.93万辆次。朝鲜停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派官员专程赴满洲里举行授勋仪式，表彰中国满洲里市军民在朝鲜战争期间交接、转运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朝鲜人民物资工作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援朝任务有所减轻，但转运任务依然繁重。除了继续转运一些军火外，我们还押送过在苏联印制的人民币等物资以及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设备。

1956年，我调离满洲里，到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职，2003年离休。虽然离开满洲里几十年了，但那段难忘的岁月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图片提供：刘生津 王铁樵）

 

 

 

口述者简历：

杨发勋 ，1928年5月出生，原籍山东省海阳县。 

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班长、会计、股长、团后勤处副处长及处长。1950年，随团在满洲里执行转运任务。1956年，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学员。1960年，后勤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历任教研室副主任，学术研究部副部长，训练部副部长、部长，学院副院长、院长。2003年离休，现居北京。

军衔中将，职称教授。国家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获得者。

中共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

访谈者简历：

管春林， 1949年1月19日出生，原籍黑龙江省五常县。

1968年2月参军，先后为满洲里后字221部队战士、文书、政治处干事。1974年8月，历任石家庄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学员队副教导员，政教室教员、副主任、主任。1991年1月，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教室正团职教员，上校军衔。1993年10月，转业到北京市邮政管理局 ，历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2009年退休，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