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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千里跋涉到满洲里(一)
2019.08.09 50:10
□刘怀北
 
1947年3月28日,在“大黄楼”礼堂召开全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复初为市长。一排右一为邵宏宾、右二为罗为群(怀抱为其次子刘晓民)、右三为罗英朝、右五为刘复初。
 
1947年4月,孩提时代的刘怀北与进入满洲里工作的队员在一起,右侧为罗英朝。
 
1948年11月,罗为群与儿子刘怀北、刘晓民(小名“满满”)。
 
1948年3月,自左至右为罗为群、邱里虹、曲玉霞,前排为刘怀北、常崴克(邱里虹女儿)。
 
 
1948年,罗为群在四道街留影。
 
1950年的六一儿童节,罗为群接受市立完全小学少先队员敬献给市政府首长的锦旗。
 
 
刘复初简历:
 
1910年10月1日(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四川省古宋县同泰殿。1932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任中共宋兴特别支部书记,秘密组织“红军之友社”。1934年春,任中共叙永特区委员会宣传委员。同年夏天,组建叙永特区游击队。1936年1月,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1936年9月,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1936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12月,经周恩来、叶剑英出面营救出狱,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8年2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兼陕北公学民族部政治教员。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视察团副团长,参加延安整风。1946年初夏,受中央组织部委派,同爱人罗为群带着长子刘怀北随干部队伍从延安出发赴东北开辟工作。10月到达哈尔滨,由中共西满分局分配到满洲里,任中共满洲里市工作委员会委员,由于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对外以工作队的名义开展工作。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组织成立搬运工会、渔业工会、妇女协会等群众团体。1947年3月28日,被满洲里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被群众誉为“第一任民选市长”。8月任中共满洲里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市长。1950年1月,中共满洲里市工作委员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改称中共满洲里市委员会,任中共呼纳盟委委员,满洲里市委书记、市长。1952年3月,调任中共呼纳盟委员会委员、盟委秘书长。1953年9月,任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1956年1月,任中共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党委常委、常务副院长。1958年11月,任中共内蒙古林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84年离职休养,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干部休养所任离退休干部第二党支部书记。2000年9月26日,在呼和浩特市病逝,享年90岁。
 
 
 
 
作者简历:
 
刘怀北,1943年4月4日出生在陕北延安,取名“怀北”,即“怀念陕北,继承革命”之意。1946年11月,随父母从延安来到满洲里,从此与满洲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内蒙古发展建设奋斗终生。
1967年,内蒙古林学院毕业。1968年-1970年,解放军168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1975年,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白泥井林场任技术员、达拉特旗文化馆工作任干事。1975年-1989年,内蒙古农林局、内蒙古林业厅、内蒙古农委科教宣传处、农技办工作,历任干事、副处长、处长。其中1985年-1987年,在满洲里挂职任副市长。1989年-1993年,先后为内蒙古农业科学院院长,内蒙古乡企局副书记、常务副局长。1993年-1998年,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同时期兼任解放军呼和浩特市预备役师政治部副主任。1998年-2010年,内蒙古党委政法委副书记、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关工委副主任,内蒙古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委员、自治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特邀巡视员。
 
 
 
 
 
 
 
1946年7月,一支不寻常的队伍走在黄土高原东去的路上。队伍中有三十多名干部和二十来匹骡子,骡子驮的多半是行李,少数骡子一边驮的是行李,一边驮的是躺在摇篮里的孩子。这支队伍在二十多名警卫战士的护送下,离开了革命圣地延安。
这是我童年记忆最深的一个黄昏,橘黄色的火烧云染红了半边天。我被放在摇篮里,大人们在紧张忙碌中严肃地说着:“该带的带好,但不要多拿,够用就行。”
“有些文件尽快交给组织,来不及交的就地烧掉!”
“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牲口驮子一定要系好,特别是驮小孩儿的牲口!” 
……
这种气氛深深感染了我,总觉得要有大事发生。这时天阴了下来,顷刻间便电闪雷鸣,刺眼的闪电和轰鸣的雷声让我既紧张又害怕。随父母离开延安的这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1946年根据党中央“万名干部进东北”的部署,我的父亲刘复初、母亲罗为群与文功元、邓荫南、安平(高锦明同志的夫人)等三十多名干部,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遣奔赴东北开辟根据地,支援东北战场,迎接全国解放。
当时,中组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安子文同志找父亲谈话,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坚定地说:“我希望到东北最边远的地方开辟工作。”
“我们会把你的请求转告东北局。鉴于你和为群同志的孩子才3岁多,而为群同志又身怀有孕,是不是把孩子留在延安保育院,由组织上为你们照顾?”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保育院留下的孩子够多了,我们自己带上一起走吧,不给组织添麻烦了。”
就这样,我成了这支革命队伍中的特殊一员。
听父母说,同队的还有安平阿姨的女儿“毛桃”,一共七八个小孩儿。在这些孩子中,我和毛桃算是大哥大姐了。
从延安到东北需要绕过敌占区,穿越敌人封锁线,翻山越岭,渡河过江,两千多里的征程中,我记不清有多少艰险。但对我刺激最大的、惊心动魄的事却铭刻在记忆中,以后听父母讲起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写下这些故事。
过洮河九死一生
干部队伍走到察哈尔地区时正值雨季,洮河刚刚发过一场洪水,河面异常宽阔,望着滚滚涌来的河水,一时难以涉足。举目远望,河面上既没有船只又没有桥梁,男同志还好说,女同志和小孩儿怎么渡河成了一道难题。父亲和大家商量决定,男同志用绳子连起来,会游泳的男同志走在前面开路,选择浅些的地方涉水过河。说是浅水也有齐胸深,稍有大浪就会被冲倒。女同志和小孩儿坐在簸箩里,由从农村请来会水的老乡推着游过河。这些簸箩比大铁锅大不了多少,还是柳条编的,遇上激流就会被打翻。然而,这也是最好的方法了,何况此刻在敌占区又不能久留。
为掩人耳目,傍晚时分大家开始过河。男同志五六个人一组,首先蹚水过洮河到对岸试试水势。过去三组后,女同志和孩子们由老乡推着簸箩一个一个地过,岸上还留些男同志殿后。我记得父亲带领第一批人过河,母亲与我被编排在第二批的前面过河。
老乡推着簸箩蹚到河中间,由于水流太急,一个浪过来簸箩斜向一边,我的头栽倒在水里,呛到了几口水便大哭起来。我越呛越哭,越哭越呛,水里岸上一片紧张。
虽然母亲的头也浸到了水里,但她十分冷静,一只手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一只手抓住老乡不放。
两岸的男同志见状纷纷跳下水,一部分人组成人墙挡住去路;一部分人蹚水来到簸箩旁,把我们母子的簸箩拉上对岸。
后来听父亲讲,如果不是动作快且方法得当,我和母亲还有她怀着的老二(刘晓民)都会被水冲走。
穿越封锁线的幸存者
一支非战斗队伍长途跋涉去东北,一路上还要照顾有身孕的女同志和大大小小的孩子,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还要越过晋绥地区和东北地区敌人的封锁线,有时还会遇到武装土匪,免不了要交火,土匪见是训练有素的部队不敢轻举妄动,打一阵子就退了。最麻烦的是通过封锁线,国民党军队自恃人多武器好,对小股民主联军(我党派往东北部队的统称)根本不放在眼里。
记得有一次夜间通过封锁线,父亲让母亲把我喊醒,免得突然枪响会被吓哭。父亲还交给母亲一枚手榴弹,以防万一。对我严厉地说:“一会儿要和敌人打仗,不准哭!敌人要是知道我们队伍的底细,冲过来就把你们都抓走了知道不?”看到我害怕的样子,父亲缓和下来又说:“有我和你妈在,有叔叔们在,你别怕!” 
父亲说罢转身和武装起来的男同志走了,我们这些母子队悄然地在夜幕下一路向北行进。
突然,不知哪位阿姨的孩子哭了一声。“什么人?”敌人的哨兵喊道。随即手电照了过来,然后就是一顿机枪射击。
父亲告诉负责监视敌人的同志们:“不要还击,敌人搞不清虚实就不会贸然出击。”并通知女同志们隐蔽前进。
敌人果然虚张声势,用机枪不停地扫射,封锁着路面,就是不出来追赶。
机枪响声却吓坏了我们这些小孩儿,几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大哭起来。其中一个太小哄不住,他的母亲就用力捂着孩子的嘴,一会儿他不再哭了,所有的人才松了口气。
折腾大半夜,队伍终于通过了敌人封锁线,可那位阿姨却发现孩子已经窒息而亡了,她悲痛至极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天放亮了,大家到了安全地带,匆匆地掩埋了孩子的尸体后又继续北进。
安平阿姨后来对毛桃说:“你们都是穿越封锁线留下的幸运儿,一定要好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车轮下救出的小生命
九月的骄阳晒得大地很燥热。
队伍从察哈尔起,仅有的两三匹骡子只能驮着大家的行李,而我们几个小孩儿只能由大人们轮流背着徒步行军了。
我当年3岁,在这支队伍中算是大孩子了,父亲有时就让我自己徒步行走,他去搀扶已有七八个月身孕的母亲。
我走的时间长了,两只脚非常疼,两条腿也迈不开步了,就坐在地上喊道:“爸爸,我的脚杆昏得很!” 文功元和邓荫南叔叔刚好走过来,文叔叔一边背起我一边逗趣地说:“我们轮着背上你,你就不会再昏了。”
就这样,全队同志互相照顾着,继续向东北进发。
走到热河省北部地区,地方党组织帮助找了四辆胶轮大车。有了马车坐,虽然有些挤,但条件真的好多了。
四辆胶轮大车一路小跑,三四十人挤在上面热得透不过气来。
我和父母坐在第三辆车上,在村里的一条小路上,胶车走歪了,轧到路边的石头,大车向右侧一斜,就把坐在右面车尾抱着我的父亲甩了下来。紧跟在后面的马车眼看就要轧过来,他把我搂在怀里趴在地上,用力拱着腰。跟在后面拉车的马被惊吓到了,任车倌怎么喊喝、拉缰绳就是停不下来。车上的人赶紧跳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胶车从父亲的腰上辗了过去。
父亲瘫软地趴在地上,我在他身子下面吓得哇哇大哭。
如果不是父亲拼命扛着车轮,我恐怕就没命了。
而我的二弟,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整天长途行军,吃不上喝不上,营养不好,出生后一直体质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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