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章

 

 1962年，姜凤魁为扎赉诺尔饮食服务公司打草。

 

1964年，姜凤魁、宋玉兰夫妇与子女姜成云、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合影。

 

1966年，扎赉诺尔“北方照相馆”技师合影。前排：王玉廷、唐淑珍、姜凤魁，中排：赵丽荣、张秀聪、栾国华，后排：王世孟、王其茂、张仁政。

 

 1967年，姜成起（右侧）与同学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67年，姜成云与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合影。

 

四人接手的德昌照相馆经营不到三年就公私合营了，从此姜凤魁因为500元入股资金而背上了资本家的罪名。

1958年，姜秀官怀着满腔激情，将家里牛、马、羊、马车、打草机等全部入社。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大食堂。

 

 

 

 

一出大门，母亲才醒悟，这不是二道街剧院吗？平时那么熟悉，今天却如此陌生。于是，就像一匹脱缰野马一路狂奔，跑着跑着，只听邻居大婶喊：“姑娘，你上哪儿去了？你妈都找疯了，都以为你死了，快回家看看吧。”一到大门口，就看到四处寻找的外祖母还领着大舅，母女相见，紧紧搂在一起抱头痛哭，稍一安定，外祖母说：“家也不能回了，家里有一个日本兵死尸，可能是受伤后从宪兵队翻墙过来砸碎玻璃进的屋，弄得满地是血，死在屋里了。”听外祖母这么一说，母亲这才发现，大院门口躺着好几具日本兵尸体，其中大门口还有一个趴在机关枪上死的，到处一片凄惨景象。正在这时，一位邻居高喊：“日本鬼子被打败了，日本人的东西都被抢光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傻站着？”这一提醒，母亲拉上外祖母和大舅快步赶到了她熟悉的中川家，可进屋一看，早被疯狂的人们抢得精光，唯独墙上那个平时挂军帽和军刀的马鹿角还纹丝不动地镶在墙上，母女俩总算没白来，得了唯一一件日本人留下的物品。后来，听木刻楞后院的王婆讲，中川女人和孩子随后也都被释放了。可当中川女人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回到这空空荡荡的木刻楞房时，她绝望了，这个刚毅的女人用棉絮先捂死了三个无知的孩子，然后自己上吊自尽了。临死前还找到王婆，想托王婆的儿子把她那个心爱的手提包转交给母亲，但手提包最后的归宿只有天知道。

和外祖母同院居住的其他日本女人临死前不是将孩子捂死，就是扔水缸里淹死。特别是那些受过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洗礼的日本男人，临上战场前或是战争间隙，他们都要跑回家先把女人和孩子杀掉，然后无牵挂地上战场。听祖父说，当年达赉湖居住的一个日本军官临撤离前，将妻儿全部枪杀埋在一棵树下，战争后他被遣送回国时还专程到树下取走妻儿遗骸带回国。幸存下来的孤儿都被中国人领养，体现了中华民族善良的本性，至今在满洲里还有我熟悉的当年的日本遗孤。

战争是残酷的，这场震惊世界人类史上灭绝人寰的侵华战争留给母亲太多的记忆，她是这场残酷战争的幸运儿。

五、无知酿苦果

俗话说，有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但对忠厚善良、辛劳一生的祖父和父亲来说，就是因为无知而吞下了一颗与劳动付出相悖的苦果，让他们一生都无法启齿挽救。祖父1920年随同闯关东的队伍到了千里冰封的达赉湖，先后经历了沙俄资本家、旧中国资本家、日本渔业株式会社和解放后的国营达赉湖渔场，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祖父仅凭着一腔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激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有着四十多年老渔工工龄的资历，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把家里仅有的牛马羊、车辆，还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德国产马拉割草机、马拉爬子等一股脑全部入了社。听说公社要成立集体食堂，认为有些东西留在家里也没有用了，就连母亲结婚的嫁妆铜洗脸盆、炒菜的大勺等也全部拿了去，结果公社集体食堂只吃了三天就散了伙。

本来满腔热情爱社如家的善心，却被残酷的现实开了一个大玩笑。已经58岁的祖父再过三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国家的退休待遇了，千辛万苦闯关东，四十多年的老渔工生涯就因为成立了人民公社，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一个亳无社会保障的农民，又辛辛苦苦地在红旗公社三队工作了十余个年头，直到79岁辞世，祖父没有享受到一分钱退休金待遇。公社的土地性质归现在承包者所有。

近些年，由于开矿造成的农田沉陷、国家征用土地等政策的实施，国家和企业施重金予以补偿，这本来是一次最好的安抚机会，但执行起来却因土地性质国有，只补偿现租赁者，而对当初农民入社的劳动生产资料却完全没做考虑，造成了创造公社原始积累的老社员的后辈多次赴区、进京上访事件，据说至今也没有妥善解决。   

据查证有关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早在1950年3月15日就发布了《关于退休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但当时是建国初期，只在机关、铁路、海关、邮电等部门实施。继而，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5年12月29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并明文规定这个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时执行。从此，我国普遍实行了退休制度。而我的祖父是在这之后的1958年因加入人民公社才离开达赉湖渔场的，虽然是时过境迁的事，但不能不让人觉得命运的不公，就是因为当时国家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了偏差，才人为造成了祖父命运中的苦果。

和祖父相比，父亲的命运也饱受折磨。本来早在1942年就参加了照相学徒工作，后因1946年东北事变照相馆关闭，转而到达赉湖渔场打鱼直到1953年。就凭这两个参加工作的时间，无论哪一个都属于解放前参加工作，理所当然地可以享受国家的工人离休待遇。哪成想忠厚老实的父亲总是认为解放前都是给私人干，真正参加工作的时间应该是1953年11月4日个人集资兑下照相馆开始。由此，一张最初的个人履历表成了他一生因无知自酿苦果的印证。

当年四个热血青年每人出资500元钱兑下了德昌照相馆，也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给他和家庭带来了噩运。没完没了的批斗，红卫兵抄家，上高中的大姐红卫兵资格被撤销，母亲担当多年的街道居委会主任被罢免，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露天放映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也被勒令退场，母亲也不得不强忍泪水拉着哭闹不止的小弟弟回家。一时间，一向老实厚道受人尊敬的父亲被突如其来的“资本家”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清清白白一生，凭手艺挣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资本家”了，为此他暗自流过泪，但他始终相信，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文革中有一件事至今令他倍感欣慰，文革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后来发展到批斗时要给被批斗者戴上带有污辱性的白布条。可是轮到要给父亲戴时，主持者让谁去谁都不去，直到文革结束，只有父亲从没有戴过这种白布条，这是一种何等的人格魅力啊！

文革过后，在纠正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党按政策给了他一定的文革期间的伤残补助，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工商业者的称谓，当年入股的500元钱也按照政策进行了赎买。                        

父亲从那以后更加坚信党、理解党，也更加热爱党。他曾怀着对党无限的忠诚写过多封入党申请书，都由于组织上没有办法对他讲的原因最终没有批准，成了他一生的憾事。但在服务公司和照相馆的光荣榜上，几乎年年都能看到父亲的名字，他的黑白摄影作品也多次在全国、省、自治区评选中获奖。1965年一幅黑白艺术人像摄影作品入选“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1975年和1984年两次由栾国华摄影，父亲暗房制作的艺术人像摄影作品分别入选“东三省人像摄影艺术展”和“第四届全国人像摄影展”，他也被评为国家一级摄影修整技师。懂得摄影艺术的人都知道，一部好的作品不仅要拍摄的好，更关键的是后期暗房制作(当时暗房是不能见阳光的)。父亲为了保证照相馆的整体质量，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怨无悔地为他人做嫁衣，做着别人不愿做的暗房工作。

同时，照相馆是轮休制，不管谁有事，打个招呼父亲都会主动替班。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人，虽然自己入不了党，但看到我们姐弟五人先后都入了党，他感到由衷的高兴，看到我们的每一个进步，他就会对我们说：“你们进步就好。”

 

片由姜成章提供  画作由姜成章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