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章

 

1956年，姜凤元与侄女姜成云，侄子姜成起、姜成章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7年，姜成云与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合影。

1957年北方照相馆技师与扎区服务公司领导等合影，前排：唐淑珍、关主任、冯会计，后排：王其茂、高吉文、姜凤魁、张德茂。

 

1958年，北方照相馆技师合影，前排：王玉亭、王其悦、唐淑珍，后排：张秀聪、高吉文、姜凤魁。

 

1958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妇与老人（姜宋氏母亲）、长子姜凤魁、长媳宋玉兰、次子姜凤元、孙女姜成云、孙子姜成起和姜成章留影。

 

1964年，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院内合影。

1942年春天，12岁的宋玉兰来到满洲里，将家庭生活的重担挑在肩上。

当一辆拉煤的斗子车经过铁路道口时，赶车老板快速用马鞭捅下两块大煤，没成想招来了发疯般的鬼子军官。

 

15岁时的宋玉兰被迫到日本宪兵队长中川家里当保姆看孩子。

 

苦日子在一天天熬过，祖父也在不停地为父亲学有所用的前途而四处奔波。机会终于来了，满洲里博士大街上的德昌照相馆老板王其悛因准备去北京发展，有意将德昌照相馆出兑。因老板知道父亲学过徒，就托人捎信给父亲，最终由王其悦、张德茂、王玉英和父亲四个人每人出资500元，于1953年11月1日正式兑下了德昌照相馆，王玉英为法人代表。

每当提起这集资的500元，都会让父亲念念不忘当时那些肯借钱给他的亲戚们。为了能让父亲如愿，外祖母东拼西凑地挨家借钱才总算凑够数。可就在四人经手不到三年的时候，由于国营商业的兴起，私营企业在政策的打压下，生存越来越困难，无奈只好到政府报停业。正在此时听说新成立的国营印刷厂招用技术工人，父亲便前去应聘，由于父亲技术好，厂长阿拉坦欣然同意。好心的父亲此时又想到了其他三位弟兄，想把大家一起带过来，但阿拉坦厂长不同意并说“你来我同意，其他人不行”。父亲心想，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因此善良忠厚的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四人中的另一位却没管这些，如愿到了国营企业工作，由此也摆脱了在这以后资本家罪名的牵连，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人。

就在他们余下三位苦等政府批准企业报黄的时候，一个公私合营的政策将他们苦心经营的照相馆收归国有，虽然从此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但一个一辈子让他抬不起头的罪名也从此压在了他的身上。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500元的股份而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和红卫兵的抄家。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在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啊！

四、战争幸运儿

母亲12岁就来到了满洲里，因母亲是家中的头大，从小就把家中的生活重担挑在肩上。由于外祖父常年在达赉湖打鱼，加上满洲里气候寒冷，捡煤、拾马粪蛋就成了母亲少年时代的主要营生。全家冬天的取暖用材和燃料，几乎全靠母亲的一双小手来实现。有时捡的东西太多了，拿不动就只好回家找外祖母帮忙抬回来，至今有一件事让母亲想起来还后怕。

一天母亲看到很多孩子都到铁路东道口那儿捡煤，因那儿离煤场近，再加上马车过铁路时因车轮颠簸煤块容易跌落，母亲也想来此占点便宜。当一辆拉煤的斗子车过铁路道口时，母亲立马紧随其后，尽管车辆颠簸但煤块就是不往下掉。母亲挎着小铁桶一路小跑，心想总会有煤块掉下来的机会。这一切被赶车的老板看在眼里，见是一个小姑娘一路穷追不舍，脸被冻得通红，瞅准四下无人，快速用马鞭捅下两块大煤。还没等母亲缓过神来，突然从路边的特务机关里跑出一个鬼子军官，“八嘎、八嘎”，二话不说就给了车老板两巴掌，然后就来追母亲。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得发疯般地狂跑，就连天天捡煤用的小铁桶也扔了。当快临近家门时邻居大婶急忙问：“姑娘你跑什么？”母亲说：“鬼子追我！”大婶说：“哪有鬼子啊？”母亲这才敢回头，其实鬼子早已无影无踪。母亲为什么这么害怕日本鬼子，因为她知道，凡是被抓进三道街宪兵队的中国人，几乎都没有活着出来的。

外祖母家当时就住在市政街与二道街交汇处的鱼菜铺后院，隔一道石头墙就是日本鬼子的宪兵队。大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好一点的俄式房屋都被日本军官霸占了。有一个名叫中川的宪兵队长，开始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中川的女人平日就观察到母亲不上学，于是就动了心思，相中了文静、干净利落的母亲，准备让母亲给她看孩子。开始托邻居说，外祖母未同意。尽管外祖母不同意母亲上学，但她也绝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给日本人看孩子。于是翻译官又亲自上门，外祖母还是不同意，翻译官一听瞪起他那本就睁不太开的小眼睛，恶狠狠地说：“太太相中你家姑娘是抬举你，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劝外祖母同意吧。

于是15岁的母亲被迫到了中川家看孩子。中川家有一个3岁的女儿和一对刚1岁的双胞胎男孩儿，那时给日本人看孩子，只管饭没有任何报酬，能填饱肚子也算幸事了。因日本统治时期每人每月只供应18斤粮，全部是带壳的高粱米，外祖母买到供应口粮都要在石碾子上碾碎去壳才能吃。大米满洲人（不能叫中国人，只能称满洲人）不能吃，吃了犯法。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一天母亲听说中川家要搬家了，搬到三道街临街的一栋漂亮的木刻楞房，想让母亲跟着走。此次翻译官又登门威胁，最后日本女人看外祖母实在不愿意，就答应和以前一样，白天去晚上可以回家。话说到此，外祖母再没有拒绝的理由。

刚开始的几天，外祖母每当女儿离家时都要偷偷落泪，生怕女儿在日本人家中有个闪失。转眼间，母亲去了一年多了，日子一久，外祖母自然也就习惯了。可谁知有一天，宪兵队长中川骑着高头大洋马，腰挎战刀，在持枪卫兵的护卫下，亲自来到外祖母家，这可把外祖母吓坏了。翻译官说：“你不要怕，中川队长有话和你说。”中川终于开口了：“我要去前线打仗了，太太一个人在家睡觉害怕，就让姑娘和太太做伴照看孩子吧。”外祖母一看这架势，不字还没说出口，望望中川那阴森森的脸，再看看身后那日本兵寒光闪闪的刺刀，心里暗自琢磨着，男人走了给女人做伴也无仿，就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母亲成了中川家的全职保姆。

母亲到了中川家后发现，往日那个摆设奢华的家已经将贵重物品全部打起了箱包。几天后，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凌晨3点，窗外的夜空突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母亲知道木刻楞房后院有个洋铁铺，怎么洋铁匠半夜三更还敲打呀？仔细一听，是爆炸声而且越来越密集，母亲急忙趴在窗户上向外眺望，只见一道道火光划破城市夜空，直指东大营方向（日本兵营后为铁路中学），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此时，日本女人也焦急呼喊：“妮桑、妮桑，要打仗了！”正当母亲不知所措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几个日本兵进入屋内，原来他们是奉命前来转移中川女人和孩子的。就这样母亲与中川女人背着小的、领着大的和这队日本兵一齐走出了木刻楞房。刚走不远，借着微弱的月光，发现前面有一队人，仔细一看竟是外祖母领着7岁的大舅和街坊邻居。原来外祖母她们也是因为鱼菜铺后院离宪兵队太近，而要逃到五道街亲戚家避难。此时，城市的东方已渐渐开始露出鱼肚白，苏联红军的战斗机不停地在城市上空呼啸掠过，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声。母亲和外祖母虽近在咫尺却不能同行，邻居大婶尖叫道：“姑娘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她？”听到呼喊，母亲只能用含泪的目光望望外祖母，但又不敢忽视身后那寒光闪闪的刺刀，一句话也没说眼含热泪地与外祖母擦肩而过。这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坦克车进城的声音，再回头望望，宪兵队大院和东大营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清晨5点，苏联红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满洲里。驻守满洲里的日本侵略军除一部分事先撤回海拉尔要塞外，其余全部被歼灭。8月9日早晨满洲里全线解放，全城老百姓房屋无一损坏，可见当时指挥官的指挥有多么得当。

再说母亲随着这队日本军官太太和孩子，被几个奉命转移的日本兵，趁着天没亮被带到了一个高大空旷的大房子里，在几盏昏暗灯光的影射下，只见黑压压挤满了日本女人和孩子。稍待安静后，中川女人从腰间包袱里取出水果罐头，给她的三个孩子吃，昏暗的大屋子里，女人们都席地而坐，虽然人很多但这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静得出奇，连吃奶的孩子好像也知道日本人的末日要来了，全都变得鸦雀无声，室外的战况更是一点不知。

大约上午10点左右，黑屋子的门终于打开了，一道刺眼的光透了进来，真有在漫漫黑夜里突然迎来黎明的感觉。一个头戴红星帽的黄眼睛、大鼻子的苏联红军军官用铁桶式扩音器高声喊话，翻译用日语、汉语同声传话：“请大家不要害怕，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给大家发饭团！”话音刚落，苏联红军士兵把事先准备好的大米饭团发给大屋子里的每一个人。

用完餐后，那个头戴红星帽的大鼻子军官又高声喊话：“你们当中有没有中国人？请站出来。”母亲一听吓呆了，以为苏联人要把给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川女人从母亲手中接过孩子，又从腰间掏出了50元满洲币给了母亲，这可是母亲一年多劳动的报酬啊，而且还是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恐怖环境下获得的。随后，中川女人又想把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交给母亲，母亲虽然知道里面全都是贵重的金银手饰，但还是没敢担这个风险。至今母亲还清楚记得，当她离开中川女人和三个孩子时，只见她们母子的眼中都噙满了泪水，恋恋不舍地留下绝望的表情。母亲走出大门时，苏联红军士兵让母亲伸手检查，看到50元钱但并未说什么，就放母亲出了大门。

 

 

 

图片由姜成章提供  画作由姜成章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