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述宽

1960年7月1日，扎赉诺尔矿区中医联合诊所纪念由集体进入全民所有制全体合影，前排右四为张边一。

 

1961年6月19日，扎赉诺尔矿区卫生院全体人员欢送首批赴农业第一线三位同志合影，前二排右六为张边一。

 

1982年11月10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医学会向张边一颁发的会员证书。

 

1982年12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授予张边一为自治区卫生部门先进工作者的证书。

 

1962年5月1日，扎赉诺尔矿区中医中药师生合影，前排中为张边一。

 

1962年6月23日，张边一当选扎赉诺尔矿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当选证书。

 

1963年12月2日，张边一当选满洲里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当选证书。

 

1980年12月24日，张边一出席满洲里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和诗里的意境非常相似，我祖父离家时还是青年，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了。夫妻见面后没有想象中的热烈、激动或者哭诉、抱怨，我祖母平静而喜悦地迎接丈夫的回归。我祖母有着中华民族妇女的传统美德，丈夫虽然有着自己的苦衷和无奈，但毕竟是一走二十七年，期间也给家里捎钱回来，但母子还是受尽了困苦和磨难。我祖母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竟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仿佛要把这些年埋在心里的那份真情全部甚至是加倍地献给在外漂泊了二十七年的丈夫。现在看来，可能会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在我祖母的心里，男人就要做大事的，自己的丈夫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原因和道理。我祖母的大度也为我祖父树立了威信，家乡父老没有人觉得我祖父是个不管家的男人，乡亲们都非常尊敬他。

我祖父回到了家乡，很快就成了家乡父老的身边医生，开始只是给人们开方子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抓药，后来发现农村配方困难，我祖父干脆就开了个小药房，开始了在家乡的行医生涯，渐渐地名气越来越大，方圆几十里地的病人都前来就诊。后来家乡的东冢乡卫生院来请我祖父去应诊并帮着带一下基层的中医大夫，他便一周三天去乡卫生院出门诊，在本地很快便有了很大的声望。后来乡里、县里的领导也特意来看望我祖父，县医院也有意要聘请他前去坐诊，我祖父说自己年高体弱，便坚辞不就。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想在家多陪一下老伴，补偿多年来对夫人欠下的感情债，我祖父其实也是一个有情有意的人，这二十七年的骨肉分离也确有个人的无奈。回到家乡十年以后，我祖父在家中病逝。这之前，我已经在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矿区出生了，我祖父在有了四个孙女以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孙子，在信中嘱咐我父亲将来让孙子继承中医事业，并和我父亲商量着给我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张述宽，是希望我心宽、路宽，人生一帆风顺。乡亲们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我祖父这样一位有着传奇人生和高超医术的医者，他在满洲里和家乡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人们会永远记着他。

扎赉诺尔中医事业的开拓者，我的父亲张边一

我父亲1927年在山东老家张家寨出生，当时我祖父正在奉天东北军呢。我父亲自幼聪明、好动，学东西很快，就是顽皮。我小时经常听老人们说起我父亲小时候的“英雄事迹”：上树摸老鸹，爬房捉家雀，下湾逮蛤蟆……虽然淘气顽皮，但我父亲却很有礼貌，知老知少，从不欺负弱小，是个精力过盛的“孩子王”。在私塾上学时也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先生很是喜欢。在私塾学习了七年的光景，便和他大伯父一起干农活儿了。

我父亲兄弟二人，伯父叫张景森，比我父亲大十一岁，为人诚实稳重、勤奋能干，此时他已经在北京学完生意，成为了一家鞋帽店的二掌柜了。就这样我父亲在家干了两年活儿，在17岁的那一年我大伯父便把我父亲带到了北平，去一家绸缎庄学生意。此时我父亲已是一位身高体壮的少年郎，因为勤快能干，眼里有活儿，深受东家器重，加上面目端庄，所以东家有个应酬什么的总喜欢带着他当跟班，这让还是青少年的我父亲长了很多见识。就这样我父亲在北京这家绸缎庄一直干到24岁才去满洲里找我祖父，走时已经升职为三掌柜了，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中层管理岗了。

18岁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完婚，我祖母和我外祖母从小就认识，还有点亲戚，所以孩子的亲事两家都很满意。我母亲比我父亲大五岁，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可在当时时兴娶大媳妇。我母亲姓李，大名叫李桂芬，那个年代女人有大名的可不多。我母亲娘家是书香门弟，她的祖父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老大、老二是双胞胎，双双考中了秀才，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本想继续考功名，但始终没能再进一步谋个一官半职。哥俩便在家乡开了个私塾，因为学问高又严谨，所以学生很多，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我母亲的祖父还是很封建的，家里的男孩子全都念书了，女孩子却没让进私塾学堂，但我母亲天生聪慧，在私塾窗外、门外一走一过的时候就学了不少，认识了很多字，什么《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杂字》《诸子治家格言》都能够背诵。后来她祖父见孙女聪明好学也很高兴，便在教课之余有意地教了她一段时间，到最后我母亲差不多能达到小学文化。我母亲记忆力极好，小时候学的东西直到八十多岁还能给孙女背诵。结婚时我父亲18岁，我母亲23岁，完婚后我父亲继续去北京谋生，我母亲就在家中和我祖母侍奉年迈的大祖父、大祖母，又要操持地里的活儿，受了很多的苦。我母亲知书达礼、聪慧贤良、心灵手巧，这一点婆媳俩很像，我祖母年龄大了，眼花了，剪纸的活儿就力不从心了，我母亲就接过了这把家传的剪刀开始剪纸创作，没用多久竟和我祖母的手艺不相上下了。因为家里没有男劳力，家里的活儿不能总是求人，这两个女人便什么都学着去干。后来，我母亲这样一个在娘家娇生惯养的富家女子竟学得一手好农活，犁、耧、耕、耙样样能干。除了地里活儿，晚上还要给一家人做针线活儿，我母亲29岁才生了我大姐，之后生了我们姐弟五个，我们从小都穿戴整齐，我母亲是一个要好的人。

我父亲24岁费尽周折到扎赉诺尔找到了二十四年从未谋面的父亲，前文已说过，就不赘述了。在跟随我祖父学医的几年里，我父亲废寝忘食、手不释卷，下了一番苦功夫，年纪不大就成为了很有名的医生。1956年，国家对个体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扎区成立了中医联合诊所。虽然我父亲资历不是最深的，但因我祖父、父亲两代人在扎区闯下的名气，我父亲又年轻有为、精力充沛，在大家的推举下，经区政府批准，我父亲张边一成为了扎赉诺尔矿区中医联合诊所的第一任所长。当上联合诊所所长以后，我父亲和诊所的医务人员一起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工作，把诊所管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了市、区两级行政部门的好评。联合诊所1962年改建成扎赉诺尔矿区中医院，我父亲继续担任院长，直至1986年退休，担任了三十年的院（所）长，可以说他是解放后扎区中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我父亲为人正直，从不拉山头、搞宗派，无论和谁搭班子都能搞好团结，扎区中医院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风清气正。我父亲廉洁奉公，从不占公家的便宜，更不用说违法乱纪的事情了。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件是有一年的年三十，家里的灯泡坏了，这时候扎区的五金商店都已经放假了，我父亲就让我去找三哥借一个。这个三哥姓盛，是扎区中医院管后勤的，于是便借来了一个电灯泡，年初四一上班，父亲就告诉我去买个灯泡还回去，盛三哥便习以为常地把灯泡收了回去，看来平时中医院就是这样严格管理的。第二件事给我的印象更深刻，我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答应给我买块手表，在那个年代，手表也算是奢侈品了，我就去扎区第一百货看了一下，当时男表只有“上海”和“东风”两种，我一下子就相中了一块黑盘的东风表，因为黑盘的表只有一块，我便赶紧回家告诉父亲。在说的时候，进来了一位客人我也没多在意，就一直催着父亲去买表。谁知这位客人走后不久便又返回来了，并送来了那块黑盘东风表，当时我父亲脸阴沉得吓人，告诉来人要么收下120元的表钱，打个收条，要么把表带走。客人见我父亲真的生气了，把表带走退了回去。过后我才知道，来人是一个药材公司的业务员，因为他们公司的一批药质量不过关被我父亲拒收了，他便给我父亲送红包，我父亲在院务会上把他叫去退回了红包，他还不甘心，又找到家里来，随后便发生了那么一幕。父亲告诉我，作为一个领导，不能贪小便宜，收了他的礼就要收下不合格的药，这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

在中医学术上，我父亲有着扎实的家传功底，同时也博采众家之长，没有门户观念。在中医院的工作中，他注重每一位中医先生的特长，定期组织院内业务学习，让大家积极地总结和交流学习体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医疗作风，直到现在中蒙医院那些老同志回忆起我父亲时还常说，在张院长领导下大家干得有劲头。我父亲虽然一直担任院长职务，但始终没有放弃门诊业务，许多时候都是白天正常出门诊，晚上学政策、看文件、写总结，在家人的印象里他总是那样忙。

我父亲一生嗜书好学，在学好家传中医的前提下学习各家学说，并且学以致用。临床上他在内科、妇科、儿科都有专长，同时兼修正骨和针灸，在学术上讲求治病求本，注重培土温阳。他常说，在满洲里这样一个地处寒带的北方城市，加上本地群众好酒嗜肉，所以脾、肾当是固护之本，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他临床上尤其注重培土健脾，兼以补肾，疗效极好，患者对他的医疗水平非常肯定。我父亲虽为一代名医，但不保守，多年经常赴外地学习，如乌兰浩特、齐齐哈尔、哈尔滨、北京等都留下了他进修学习的足迹。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我父亲对后辈也是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他带的弟子后来都成为了中医界的精英和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父亲在四十余年的行医生涯中，始终对中医事业怀着满腔热爱，对患者全心全意地投入。那个年代，扎区的医疗事业还不很发达，到了下班以后，扎区只有矿务局医院和满市二院有个急诊科开放，接诊能力有限，一般只能应付外伤病人。所以一到节假日和晚上，我们家便成了义务诊室，常有病人来家里看病，也有时把父亲接走往诊。那时候扎区没有路灯，路况又不好，只要有病人求诊，我父亲拿着手电筒就跟家属走，从无怨言，无论来人是生人还是熟人，随来随看，随叫随走，只要病人需要，我父亲马上应诊，这一点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影响很大。记得有一次，正值冬天的深夜，从嵯岗来了一位牧民患者又拉又吐，进屋的时候满身都是污秽的吐泻物，人已经几近昏迷了，我父亲二话没说就让他躺在了我的床上，让我拿来一个大毛巾盖在病人身上，他拿来三棱针在患者的肛门部找到了一个紫血疱便扎了下去，紫血喷涌而出，顿时满屋恶臭，不一会儿我盖在病人身上的大毛巾就湿透了，这时病人长嘘了一口气平静了下来，折腾了一天一夜的牧民患者躺在我的床上睡着了，他的家人千恩万谢，患者的儿子给我父亲下跪磕头。我父亲只是平静地说：“不用这么客气，我是医生，应该的。”我看到了这样一幕，既为父亲高超的医术骄傲，又被父亲的医德深深折服。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扎区一提起张院长、张大夫没有几个不知道的。节假日的时候，我父亲也经常被东旗或西旗的牧民请去往诊，并且多次参加政府组织的巡回医疗，到基层为农牧民服务，所以我父亲在牧区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被打成了“内人党”。说起“内人党”案件来，现在人们可能不太知道了，当时据说有个搞分裂的反动组织叫“内蒙古人民党”，被公安机关侦破并粉碎了，可是文革开始后，别有用心的人借着挖“内人党”余孽将运动扩大化，在内蒙古挖出了许多的所谓“内人党”成员，其实我父亲他们这些被打成“内人党”的人连“内人党”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在关押期间，我父亲被红卫兵小将打成了脑外伤，养了好长时间才恢复，后来的CT片子上一直显示陈旧性脑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