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述宽

 

 

1956年4月1日，扎赉诺尔矿区中医联合诊所开诊典礼留影，前排中为张边一。

 

1958年9月18日，扎赉诺尔矿区中医联合诊所灵泉分所开诊留念，前排右五为张边一。

 

 

1960年7月1日，庆祝扎赉诺尔矿区卫生院成立合影纪念，前二排中为张边一。

 

1956年7月20日，张边一当选扎赉诺尔矿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当选证书。

 

 

1958年4月22日，张边一当选扎赉诺尔矿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当选证书。

 

 

在东北军当医官的那些年，我祖父还和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很有名的大医家有过一段交集，这位中医大家就是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民国大名医张锡纯。张锡纯先生曾在奉天搞过一个叫做中西医汇通学习班，给东北地区的中医大夫讲授西医课，可以说张锡纯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的鼻祖。我祖父有幸参加了一期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的西医知识，这使得我祖父在行医生涯中如虎添翼。后来我祖父回到山东老家还给乡亲们做过痔疮等一些小手术，使得同行很是惊讶。

作为军人，我祖父虽然不是参战人员，但他也积极地学习军事知识，是东北讲武堂的一期学员，其教务长便是大名鼎鼎的人称“郭鬼子”的郭松龄参谋长。后来郭松龄倒戈反奉被张作霖镇压，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经过了许大医的亲传，又学习了西医知识，我祖父医术日渐精进，在军队里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东北军官兵都知道有这样一位医术很高的军医官。我祖父也结交了许多中高级军官，那个年代流行“拜把子”，在我祖父的把子兄弟之中，有好几位师长、旅长。有一年春季，奉天城里闹“春瘟”，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性感冒，那时候不像现在去医院化个验、拍个片子，再打几天点滴就好了。那个年代“春瘟”是很可怕的，奉天城里死了不少人，东北军队伍里也已是大面积流行，出现了很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我祖父根据时令特点、发病情况及时诊断，准确处方，在军队里用几口大锅煎熬中药发放，很快瘟疫得到了控制。接下来用同样方法在城内向奉天的百姓发放中药，挽救了无数百姓生命。为此我祖父被授予一枚二等勋章，也因此晋升为高级军医官。这枚勋章曾在家里保存了很多年，在文革时我父亲被关押的时候，家里人怕惹麻烦就连同一张我祖父的军装照一块儿丢掉了，很是可惜。

后来，我祖父被派随韩光第旅长驻防海拉尔。说起韩光第旅长可是个人物，他早年在警官学校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毕业后归国又在东北讲武堂就读，是一位饱学之士，又是军中精英。在东北军他步步高升，从排长干起，一步一步升至少将师长才三十出头。1928年东北军易帜后进行改编，韩将军改任步兵十七旅中将旅长。在我祖父作为军医官随韩旅长驻防海拉尔期间，中东路战争爆发了，韩旅长奉命率部开赴满洲里边境。中东路战争的起因说起来并不复杂，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中国的中东铁路是沙俄政府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为制衡日本进而在中国东北攫取更多的利益而修建和参与管理的。苏联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便接管了沙皇时期沿袭下来的中东路制辖权，东北军易帜后，国民政府认为苏联人在中东路享有的特权太多了，属于越权管理，当时已执掌东北军帅印的张学良司令便下令驱逐了苏联管理人员，强行要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斯大林元帅为此勃然大怒，遂派出了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蒙古骑兵营大举压境，在多处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而满洲里、扎赉诺尔战场只是整个中东路战争的一部分。在满洲里战场，梁忠甲将军的十五旅和韩光第将军的十七旅与苏联红军展开了正面战争，东北军完全没有预料到苏联会派出那么多军队，当时苏联红军参战人数、武器装备等都明显占优，战争呈一边倒的局面。但两位旅长表现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率部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经过了无数次激战，东北军弹尽粮绝，最后全军覆灭，梁忠甲将军被俘，韩光第将军为国捐躯。韩将军的十七旅二千多人除绝大多数死伤外，所剩极少的军人也被打散了。我祖父不是参战人员，但东北军溃败后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后来一位幸存的团级军官找到了他，告诉他韩将军阵亡后几位官兵掩埋了他的遗体，并做了个记号，他希望我祖父在扎赉诺尔生存下来，找个营生谋生，也好照看好韩旅长的坟墓。就这样我祖父便在扎赉诺尔留了下来，先是找了一家赵姓人家的药铺给人家当坐堂医生，在扎赉诺尔便使用了他的字——张竹堂。赵姓药铺原来的坐堂医赵老先生在当地也很有名气，但年老体弱，难以支撑局面，正在发愁之际，我祖父出现了，两相合适，我祖父得以安顿下来，赵家也雇了个好大夫。再后来，我祖父在扎赉诺尔开了自己的医馆，名叫“泰和堂中西药堂”，这便是我们张氏家族在满洲里地区行医的开端。

却说我祖父遵照长官的嘱托，隔段时间便去照看韩将军的坟墓，大概过了快两年的时间。此时中东路战争已经尘埃落定，中方以失败告终，就这样牺牲了几千人生命的、损失无法估量的、历时数月的中东路战争偃旗息鼓。后来东北军派人到扎赉诺尔起走了韩光第将军的骨骸，在东北进行了国葬。而我祖父一是年龄大了，二来在扎赉诺尔已经开了自己的医馆，便没有随军回奉天。

我祖父在扎区安顿下来以后，曾有几个东北军老兵找他商量，说海参崴好讨生活，想和他结伴同行，我祖父考虑再三没有成行，否则我们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祖父在扎赉诺尔开的“泰和堂”日益兴盛起来，这一来是因为我祖父学贯中西医，确有真本事，二来也是因为他为人谦和、低调，人品、医道俱佳，人们在他这里既能看好病，又少花钱。当时我祖父有句名言“有钱没钱先看病”，有的穷人来看病，他便象征性地收点钱，但看病却丝毫不马虎，一样细心认真。他教育后人说，作为医者，无论病人是官、是民、是富、是贫，在医生眼里只有病情之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祖父的“泰和堂”成了扎赉诺尔有名的医馆，当时扎赉诺尔地方很小，方圆不过几里地，听老人们说，解放后建矿务局医院的时候，也就是后来急救中心那个地方，当时扎赉诺尔人觉得那已经是荒郊野外了，现在看来那个地方已经算是扎区老区的市中心了。我祖父的“泰和堂”就坐落在扎区的老中央街，是一个木头垛房子，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拆除。当时扎赉诺尔人口不多，主要是采矿业和养殖业，人口也就几千人，现在看来像个小镇子，街上又有好几家医馆、药铺，所以业务不是很忙。我祖父学问高，为人又和善，是个真正的“儒医”，街上的一些头面人物便会有事没事聚到“泰和堂”来。我祖父是有病人就认真看病，没有病人就和街坊、邻居、老朋、新友谈天说地。也时常有流落在扎赉诺尔的东北军大兵来找我祖父或商量事儿，或借钱度日，我祖父都是热情接待，全力帮助，所以在当时的扎赉诺尔没有不知道张竹堂先生的。有病来诊治自不必说，谁家遇到个不明白或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也要找我祖父请教和商量，可以说人们都把我祖父当成一个可信赖的智者。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这样的日子过了许多年，期间我祖父几次打算回山东老家去，他惦记着远在几千里地之外的妻儿。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想回趟老家极不容易，老朋友们都劝他最好不要走，路途遥远，兵匪成患，实在是不安全，就这样回山东老家的念头便一年年地拖了下来。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这一年扎赉诺尔闹起了可怕的伤寒病，今天我们都知道，即便在现在的医学条件下， 伤寒也是甲类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刚发生伤寒病的时候，一般的医生都不认知，只当一般的腹泻治疗，后来这个病传播很快，病死者日渐增多，人们开始恐慌起来。我祖父因为当过军医，又有西医知识，便很快做出了诊断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治疗手段，收到了一定的疗效，但当时没有足够的抗菌药物，疾病蔓延还是难以控制，我祖父也在给病人治疗过程中染上了伤寒病。在当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染，旧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当时的隔离也只是把病人单独看管，防止传染他人，而对病人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治疗办法，任其自生自灭。

我祖父被隔离后，腹痛、便血日益严重，已是奄奄一息，几近死亡的边缘。也是命不该绝，这时候一位女人闯进了我祖父的生活，把他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这个女人姓马，从前我祖父给她患有哮喘病的丈夫看过病，她丈夫患哮喘多年，痛苦异常，用现在的话讲得的是肺心病、心衰。我祖父给她丈夫看了很长时间的病，病情有所缓解，主要是减少了很多痛苦，后来她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我祖父就让她记账，先拿药。到底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最后她丈夫还是撒手人寰了，我祖父看她着实可怜，便把记账的药费都免了，马氏夫人很是感激，说下辈子当牛做马再报答恩德。听说我祖父染病隔离，生命危在旦夕，马氏夫人觉得这正是自己报恩的时候，便不顾一切地找到了隔离区，那个时候隔离制度不像现在“非典”时候那么严，她的要求得到了允许。马氏夫人进了隔离区后，一来照顾我祖父的饮食起居，另一方面按我祖父开的药方给我祖父和其他病人煎汤熬药，经过十几天的治疗，我祖父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我祖父的治疗下，有几位年轻体质好的病人也活了下来。大病一场后，我祖父身体极度虚弱，马氏夫人便担负起了侍奉我祖父的重担，每天喂饭喂药，经过几个月的调养，我祖父才慢慢恢复了健康。马氏夫人的这份诚心我祖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时候那些老友劝我祖父娶了马氏夫人。于是我祖父便在扎赉诺尔又成了一个家，在我祖父的眼里，这样既能给无儿无女的马氏夫人一个依靠，同时也是想以此来报答她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后来我父亲来到了扎赉诺尔，很是尊敬这位姨母，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父母精心侍奉左右，并为老人家养老送终。这一来是报答她对我祖父的这份恩情，二来也说明我们张家有着孝道和感恩的家风传承。

我祖父病好了以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回山东老家的打算便搁浅下来，日子又恢复了平静，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日复一日地给病人治病，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迎来了解放。解放了，我祖父积极拥护并参与到了扎赉诺尔的建设中，1951年扎区召开政治协商会，我的祖父张竹堂先生作为开明人士被推举为扎赉诺尔政协委员，参加了政协会，为扎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地建言献策。

解放了，交通安全了，我祖父就开始计划回山东的行程，屈指算来离家已经二十四年了，真是愧对家人，也不知道妻儿现在怎么样了。1950年的一天，我祖父背着诊箱正去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患者家诊病，在路上迎面走来了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人，他恍惚间觉得似曾相识，而对方也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就这样两人擦肩而过。等我祖父诊完病回到“泰和堂”时发现年轻人就坐在屋里，两人相见没用介绍就都明白了，只见年轻人喊了一声“爹”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是的，来人正是我的父亲，我祖父的二儿子张景福，爷俩二十四年从未谋面。就这样我们张氏家族在满洲里地区的第二代中医张景福走上了满洲里的医学舞台，后来我父亲在业界使用了自己的字——张边一。

张家父子见面后，自是千言万语难以诉说，爷俩几乎夜夜长谈，谈家事、谈亲情，也谈这二十几年的分离之苦。当然更重要的是祖父要把这家传的中医传授给儿子，此时父亲是毫无保留地教，儿子是如饥似渴地学，就这样爷俩日夜交流，教学相长，我父亲的医术突飞猛进，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可独立行医了，我父亲的这份稳重和踏实也让我祖父喜出望外。按下我父亲学医不表。且说我祖父看到儿子经过三年多的学习已经是一个中医成手了，家传的秘法他也已经掌握，剩下的就是不断实践和多看书学习，自己已经完全能够放下“泰和堂”的业务让儿子独立打理了，此时我祖父便决定完成多年未能成行的回家愿望。于是在1953年秋天，在我父亲的陪同下，我祖父终于回到了阔别了二十七年的家乡——张家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