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北

 

 

1951年5月，刘复初（左二）、刘凤梧（左四）在满洲里站欢迎志愿军归国访问团。

 

 

1951年5月，市领导与志愿军归国访问团在市委门前合影。自左至右为罗为群（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妇工委书记）、访问团团长、刘复初（市委书记、市长）、贺光（市委副书记）、访问团副团长，前面儿童为刘怀北。

 

 

1951年5月，志愿军归国访问团成员与市领导在市委、市政府大门前合影。

 

1951年5月，刘复初、罗为群与志愿军归国访问团成员亲切交谈。

 

1951年，罗为群与同事们在红军烈士陵园大门前合影。

 

1951年7月，刘复初与长子刘怀北合影。

1951年，中央贸易部满洲里口岸管理局召开奖励劳动模范大会，刘复初等市领导出席。地点在友谊影剧院。

 

 

顶风冒雪奔赴满洲里

1946 年10月中旬，我们来到了哈尔滨，东北局根据父亲的要求，分配他到西满分局报到，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接待了他。

“是复初同志吗？太好了！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李富春书记见到久别的老朋友开门见山地说。

原来，中央红军长征时，李富春同志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1935年l月29日一渡赤水时，他随红一军团进入川南。在古宋县的五村接见了刘复初领导的红军南六县游击队派去请求加入红军的指导员。从那时起，李富春同志就知道了刘复初。扎西会议上，党中央决定留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担负掩护主力长征的任务。李富春同志介绍纵队与刘复初领导的红军南六县游击队会合，共同牵制敌军。1938年1月，刘复初回到延安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同志接见了他，并安排他去抗大第四期干部班学习。在延安两人经常见面，成了至交。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富春同志调西满分局任书记。这次，两人在东北不期而遇怎能不让他们激动和兴奋呢。

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李富春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呼纳盟地区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干部去开展工作，你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武装斗争经验，同时还有过民族地区经历。嗯，就去那里吧。”

于是，父母亲来到海拉尔后不久就踏上了去往满洲里的路途。去满洲里时是11月初，漫天飘着大雪。我们坐的是闷罐车，车厢门还一直关不严，车上生着一个小铁炉，跟没有一样，真的是火车不走，里外一样冷；火车一走，里面比外面还冷。冷风卷着雪花直往车厢里扑，冻得我站也不是，躺也不是，盖着多少棉被都不管用，不久两只脚就失去了知觉。母亲把我搂在怀里，但我还是浑身发抖。火车走走停停行驶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总算到了中国北部边陲的满洲里。

满洲里，一座在茫茫雪原上屹立的小城，整齐的道街上，俄罗斯式的房屋随处可见。

父亲显然有些激动：“到了，到了，我们战斗的地方终于到了！”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险的征程——从延安胜利到达边城满洲里。1946年11月17日弟弟出生在满洲里，父亲便给他取名为“满满”, 以永远铭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史实。

儿时在满洲里的记忆

父亲在满洲里工作期间，他浓重的四川话让很多地方干部听不懂，而当地的方言有些他也听不懂。于是父亲出门下基层常常带上我给他做“翻译”。现在回想起来，在给父亲当“翻译”的过程中，父亲的思想、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为我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满洲里成立人民政府的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贫困的，父亲经常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和城市发展的问题。同时，群众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认识也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事情逐步提高的。

有一次，父亲和市民政部门的邵宏斌带着我到北区四道街西面的居民区了解情况，我们走进一户人家，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的屋子里住着老少五口人，老太太生病躺在炕上，瘦小的孙子依偎在旁边。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儿子在铁路上当装卸工和媳妇做些针线活儿维持。

父亲坐在炕沿上，拉着老大爷的手问道：“你们每天吃些啥子，吃得饱吗？” “沙子？没有，我们这儿不产沙子。”老大爷认真地答道。父亲笑了笑，示意让我给“翻译”一下。我走过去对老大爷说：“不是问这儿产沙子，是问你们吃的啥。”“嘿！看我给扯到哪儿去了！”老大爷笑着告诉我们说：“家里劳力少挣的钱不多，只能买点棒子面掺些橡子面吃。”“吃棒子？” 父亲疑惑地看着我。“是苞谷面，哪能吃棒子！” 我笑着对父亲说。“哈哈……”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父亲转过身对邵宏斌说：“告诉妇联，给这位大姐在哪个部门找个勤杂工的事做。另外，民政部门送一袋面来，老大娘吃不饱怎么能养好病，再说这小孩儿也需要营养啊！” 老大爷激动地拉着父亲的手说：“太感谢政府了！”“不用谢，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应该做的。”“人民政府就是不一样！” 老大爷高兴地说道。

成立市人民政府后，我们一家从四道街的工作队住址搬到了三道街的黄楼。因为市委、市政府在一起办公，所以有个机关食堂。食堂厨房养了一条大黄狗，由于管理不好，这条大黄狗经常去吃居民家的鸡，时间久了受害的市民很多。可是由于“打狗看主人”的观念，群众一听说是政府食堂养的狗都敢怒不敢言，影响很坏。

一次，父亲和市政府秘书科的杨金兰去马车运输社了解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情况，把我也叫上一起去。在马车运输社，一位年轻人拉住我说：“市政府食堂养的狗经常出来咬死老百姓家的鸡，跟市政府的厨房管事的人说说拴住点儿。” 

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在回来的路上，他又去问了一些黄楼周边的群众。回到市政府后，父亲把政府办公室管后勤的同志和食堂管理员找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对他们说：“听说厨房养着一条狗？” 管理员回答：“是养着一条大黄狗。”“他咬死很多市民家的鸡，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群众纪律，影响很坏，要枪毙！”他转身对杨金兰认真地说：“你和政府办公室的人负责落实，并请一些群众参加。”

第二天下午，邵宏斌拉上我说：“怀北，跟我到后院看打狗去。听说是你说给你父亲的，嗯，办了件好事！” 到了厨房后院，已经有些群众和两名公安队持枪的战士在那里，大黄狗被捆在北墙根。杨金兰说：“根据群众反映，厨房养的这条狗咬死很多市民家的鸡，严重地违反了共产党的群众纪律，损害了群众利益，这是政府绝不允许的。刘市长命令，枪毙这条狗。现在就进行处理！” 随着两声枪响，在场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家说：“人民政府真是处处为民做主呀！”“狗仗人势吃不开了！” 是啊！在全国还没解放的时候，不要小看打死这一条狗，它在群众心中划清了旧政府和人民政府的界线，使群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1950 年6 月25 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名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把矛头指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 月19 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为标志，满洲里成了确保朝鲜战场军需物资供应的后勤枢纽和咽喉要塞，每天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从苏联运到满洲里，然后再换装转运到朝鲜战场。仅1950 年11 月20日到12月中旬，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令，满洲里口岸就紧急运送1500 辆汽车赴朝，支援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同时到达和发出的列车共计933 列。当时，虽说中朝军队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战争打得还是很艰苦。原志愿军副司令员、80年代的军委副主席洪学智上将说：“朝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拼的军需物资保障能力。这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 

在满洲里车站西面的油库，装有大量准备换装运出的汽油。1950年3月的一天，中共预备党员、油库换装工梁国柱和其他工友一起到油库上班。当完成换油工作关闭电闸时，由于冒出的火星使油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十分凶猛，油库如果爆炸，将会使油库储存的大量进口航空油毁于一旦，满洲里西部的居民生命财产也将受到影响。同时，也将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在这关键时刻，梁国柱毫不犹豫地拎起燃烧的油桶向远处跑去，直到他被烧得昏倒在地。由于火源被引开，从而避免了一次巨大的损失。

父亲和市民政、工会的领导赶到医院看望他，我也随同前往。只见梁国柱的两臂、上半身、头部全都烧伤，身体右边有的地方都烧焦了，我吓得躲在大人身后。

父亲含着眼泪对刚刚醒来的梁国柱说：“梁国柱同志，是你的英雄行为避免了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国家各类物资运输的畅通，党和人民感谢你，你不愧是党的优秀党员、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梁国柱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只是按照党教育我的，在紧要关头要挺身而出。”他看了一下大家接着说：“我可能不行了，枕头下有几元钱，请拿去替我交党费。”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掉眼泪，我虽然当时还不懂更多的革命道理，但这场景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永远抹不掉。

梁国柱牺牲后，《东北日报》报道了梁国柱的英雄事迹，中共满洲里市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号召全市人民群众向梁国柱同志学习。梁国柱被安葬在道南烈士墓地，和梁国柱葬在一起的还有在车站警卫中牺牲的两名解放军战士，金在万（朝鲜国人，1948年冬牺牲）、乔同和（共产党员，1950年冬牺牲）。

父亲离开呼伦贝尔盟多少年以后又几次回到满洲里，无论多忙都要到梁国柱墓前为他扫墓、献花圈，寄托哀思。

1985 年7 月，我到满洲里挂职任副市长，临行前父亲还一再嘱咐我要到梁国柱的墓前扫墓、献花圈，一定要尽力修缮好烈士的墓。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