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吉（生卒1900——1985年）

 

盛福荣（生卒1900——1964年）

李德昌与杨月华新婚照。（1950年摄）

 

李占吉老人留给儿子李德昌的德国怀表。

 

 

李氏家族在山东省掖县前小朱村的家谱。

 

李占吉老人留给儿子李德昌的德国剃须刀。

 

 

李德昌女儿、女婿2012年回前小朱村制作的影集封皮。

 

李占云（左侧）、杨师傅于满洲里合影。（约上世纪30年代摄）

 

 

李德昌与杨月华金婚合影。（2003年摄）
 

□李德昌

题记：

最近，在王铁樵的工作室阅读到彭典军从深圳寄来的《满洲里第一代面包师》一文的手稿，文中提到了我的父亲李占吉（文中“李来庆”为父亲的号）与典军父亲彭世祯在满洲里三道街列巴炉师徒做面包的过往经历。而且李、彭两家同为山东省掖县前小朱村世代至交，一起闯关东来到满洲里，几代人乡音乡情一直传续下来实属不易。典军提及的往事历历在目，触及我灵魂深处以至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将三道街列巴炉记忆和家族故事讲述出来，作为典军一篇的补充与呼应，一吐而快，轻松释然了。

 

（一）

据家谱记载，我的祖父李榛和他的弟弟李松为祖辈从四川迁至山东掖县前小朱村的第十代传人。祖父李榛结发妻子为李原氏（我的亲祖母），李原氏病逝后祖父又娶李千氏为妻。祖父李榛育有三儿四女，即长子李占吉（我的父亲，1900年生人）、次子李占洪、三子李占云，四个女儿名字不祥。

我的父亲李占吉（号为李来庆）早年在家乡读书，青年时期只身到北平（今“北京”）学习裘皮缝制加工手艺。转年父亲赴哈尔滨，开始在道里区石头道街俄国人开办的列巴炉学徒打列巴，从此开始了他从事烘制面包的生涯。后来听说满洲里能挣到更多的钱，父亲就索性来到满洲里谋生，开始与苏侨米吉在三道街警察厅楼房的地下室做列巴了。

后来我父亲李占吉与米吉一商量干脆就合伙出来单干吧，接着就在三道街警察厅的斜对面租下了门市和厂房，列巴炉开张营业了，并在现头道井子开办了牧场。我父亲在三道街经营列巴炉，而牧场就由米吉主管经营了。

1925年，典军的父亲彭世祯从山东老家来满洲里投奔我父亲，并拜父亲为师学习打制列巴，我的母亲盛福荣与典军的母亲郑芝珍拜了干姐妹，我的亲大舅与典军的父亲彭世祯是磕头兄弟，两家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来，我的三叔李占云来到满洲里，也在三道街列巴炉做面包，一直干到1945年三道街列巴炉歇业。

做列巴有着一整套制作工艺，一是面粉的选择，当年多用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生产的高精粉。二是鉴别面粉的面筋大小、吃水量多少。三是真菌酵母（列巴花）的培植，这种培养基购买回来放在一锅清水里面熬成引子录。“鼓窖子”（发面）的好坏是关键环节，一般下午揉面叫“小窖子”，而半夜起来再揉一次面称为“大窖子”，用拳头反复捣击面团。十二小时以后，将面团揉制成一个个剂子，均匀放在一个个圆形的薄铁盘里，再一盘盘地摆放在醒面的木架上面，再过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放入炉内烘烤列巴了。

三道街列巴炉用红砖砌筑而成，顶端用红砖砌成拱形穹顶，炉高有1米半左右，宽度为3米，炉内纵深长度为6米。列巴烤制程序为，先将木柈井字型均匀叠摞在炉内中央，在几个点火口点燃木柈直至烧成木炭，待木炭烤热四周砖壁、穹顶和底面后，迅疾将木炭掏出，并用蘸水的长把拖布在炉内逆时针拖式将星点木屑抽出，把炉内清理干净。然后用6米长的木锨将揉制好的列巴一一成排成列地摆放在炉内，这可是一个“麻线”（技工）的技术活计，运用木锨将面团送至准确位置，迅速抽出木锨，使得面团稳落在炉面上，60个面团工工整整、横成排纵成列地均匀摆放在炉面上。最后关紧炉门，红砖的传导系数低，四周上下的温度大体相当，在炉内余热红外线的作用下，列巴一边膨胀一边封皮着色，经过45分钟的烘烤，一个个黄褐色香喷喷、暄腾腾、热乎乎的列巴就可以出炉了。烤出的列巴形状各异，有枕头样式的、有锅盖样式的，大部分还是圆团型的小面包。走在三道街的行人闻到列巴的香味儿都会慢下脚步，深深呼吸几口气。

而由米吉经营的牧场亦是五畜兴旺，草原上放牧着牛群、马群、骆驼群、羊群，还开垦土地，种植了大片的铃铛麦，这是喂养牲畜的主要饲料。秋初开始打草的时候，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样样机械俱全。牧场按季节雇用了几个人放牧，有一名苏侨老太太常年在牧场看守。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满洲里，将牧场的牲畜群全部予以没收赶至奥特堡尔（后贝加尔）了，留下了打草机、捆草机等机械设备，以后我家陆续将这些机械出租给牧户使用。后来牲畜恋家，一些牛、马、羊又从奥特堡尔跑回牧场。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驾驶着马车到小煤窑拉煤，然后出售给住户。

满洲里光复以后，三道街列巴炉停止生产，再以后米吉携妻子、女儿去了澳大利亚，从此失去联系。典军父亲先后在四道街、五道街开办列巴炉，50年代进入市食品厂当上了面包技师，一直到退休。我的家由二道街海关路口搬至四道街南侧防火联络站后院居住，父亲又自己开设列巴炉，大约有几年的光景就歇息不干了。我的母亲盛福荣1964年去世，享年64岁。我的父亲李占吉1985年去世，享年85岁。
 

（二）

我于1932年10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前小朱村。1938年与我妻子杨月华订了娃娃亲，缘分源自于双方父亲的一次赶集。1938年，我的祖母去世，父亲从满洲里赶回老家奔丧，给祖母办理后事。我的父亲与岳父在集市上不期而遇，在闲谈中得知岳父家有一女孩儿，我父亲就询问道：“这个姑娘有没有茬（“茬”即“订婚”之意）？”岳父回答：“没有。”当场两位老人就给我与杨月华（1929年5月24日生人）订了“终身”。1939年，我时年7岁开始上学，同年随母亲盛福荣在亲大舅护送下离开老家，乘汽车转到大连坐船，而大船靠不了岸边，又倒腾至“小铁锅”式小帆板才将我们送上岸，一路辛苦赶到哈尔滨。大舅在哈尔滨给我父亲发电报派人接应，父亲派出同乡二哥彭德和（后在“马车队”上班）将我们母子从哈尔滨接到了满洲里。

我的家在满洲里的第一个住处为二道街与海关路东南角的石头房，刚搬过去时院内杂草丛生、一片狼藉。记得当时此房未有人敢居住，原因是在这里发生过杀鞑子（背死狗）事件。据母亲回忆，有一天晚上听到拉门的声音，从门对面的一面大镜子中隐约看见进来一个人，身着浅灰色长衫，只是站了一下转身就出去了。母亲赶紧下炕查看厨房、地窖都没有人，推门出去也未见到人影。这里有时就出现一些扑朔迷离的怪现象。

母亲刚刚来到满洲里，不知道酸菜为何物，有一次父亲买了一棵酸菜带回家让母亲炖酸菜，母亲将酸菜放在锅里炖上一阵子仍是不熟，索性就将酸菜倒至后院了，父亲回到家一看哭笑不得。山东人哪懂得东北人腌酸菜这一码事呀，时间长了，母亲才逐渐习惯和适应了满洲里的生活习惯。我来到满洲里后在市立完全小学读书，一直到1946年毕业。

当年，三道街列巴炉专有一辆送列巴的带有斗篷的马车，米吉赶车将预定的列巴送至诸家商铺和各家各户。我偶尔也送过面包，记得1945年前后，列巴炉对面的警察厅地下室关押着一批犯人，就在列巴炉订餐由我每天送至地下室，由警察发放给犯人吃。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满洲里，炸毁了警察厅楼房的一个墙角。1946年，党的工作队进驻满洲里，地方政权回到人民手中。

1948年初，我参加工作到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进口科上班，现场在四号库，我作为货物检验员负责货物在换装时清点数目，每天与住在大白楼（后来的铁路医院）、大红楼（后来的铁路中学）的换装工人打交道。当年进入现场都是要经过搜身的，怕的就是将火柴等易燃物品带入现场引起火灾。那时由上级统一发放苏联式棉服，集体食宿，每周六回家探亲一次。

1949年5月，我请了长假回到老家掖县前小朱村与杨月华结婚。杨月华当年21岁，土改时就是积极分子，当上了青妇小队队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掖县城推进社（“农村供销社”前身）工作，当上了干部。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她非常大方、健谈，见我开口就问：“你政治问题解决了没有（询问是否入党）？”我小她三岁，平时缺少锻炼，见到姑娘就紧张，一句话就把我问蒙了，随口便说：“没有。”实际根本没弄明白人家问的是啥意思。本来杨月华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因为父母包办，双方未见过面，我又远在满洲里。但是架不住她母亲半逼半劝，一再说“好人不离婚，离婚没好人”（过去将订婚就视为结婚了）的道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就算勉强同意了。婚礼在前小朱村办得红红火火，新娘乘坐大花轿，头顶红盖头，一路吹吹打打将其迎进门，在院子里办了宴席。原本商量我是独自返回满洲里的，而且已经出发，可是道路不通畅，无奈只得返回前小朱村暂住些日子。最后天随人愿，爱人杨月华与我一同到县上坐汽车，而后改乘火车一路奔波来到满洲里安顿下来。

1949年回到满洲里后，由于我脸皮薄，多日未归不好意思再到西满军区办事处上班，就算自动辞职了。之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薄铁工，1950年3月，经吴喜文介绍，在市人民政府工商科工作。一生多次调动工作，几十年在工业、建筑、城建部门工作过。而妻子来到满洲里后承担了所有家务，为我生儿育女，照顾一家老小。妻子本来头脑聪明，要求进步，为了我和这个家贸然来到满洲里，丢掉了“政治问题”。1956年她重新入党，长期担任居委会书记、主任职务，还曾担任永红生产队书记、民政福利鞋厂厂长职务，将一生的年华倾注到基层街道工作中。现在办理了“57工”，有了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