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典军

 

 

三道街北侧（海关路至兴华路段）。富豪购物广场，兴建于2002年4月，竣工于2002年10月。（2010年摄）

 

三道街北侧（海关路至兴华路段）。回民商店小区综合楼，兴建于1984年8月，竣工于1985年6月，2001年被拆除。（1985年摄）

 

 

四道街北侧（海关路至兴华路段）。国际商贸中心，兴建于2001年5月，竣工于2003年6月。（2019年摄）

 

 

四道街北侧（海关路至兴华路段）。彭士祯列巴房（右侧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卫洪州姥爷、苏连柱、姚瑞文、张玉祥住宅，2000年被拆除。（1992年摄）

 

 

五道街北侧（市政路至海关路段）。富边综合楼，兴建于1993年5月，竣工于1994年7月。（2019年摄）

 

 

五道街北侧（市政路至海关路段）。彭士祯面包房兼住宅（烟筒前俄式建筑），1993年被拆除。（1992年摄）

 

 

 

立于山东省莱州市（原掖县）前小朱村口的石碑。由村民委员会立于1990年。

 

石碑背面记载着小朱村是在明朝末年由四川省的李、孙、彭、毛四姓人家迁此立村。说明彭、李两家的历史渊源之久远。

 

全家合影，前排为彭世祯与郑芝珍夫妇，后排为（自右起）：长子彭典军与长媳井秀英夫妇、二子彭典宏、女儿彭子达。（1961年春节摄）

 

 

 

 

 

 

苏军光复满洲里

1945年8月9日凌晨四时，苏联红军便用坦克和大炮将日军“东大营”炸毁。我家当时已迁至四道街石头房居住，房子的东北墙角也被一枚炮弹击中，巨大的炮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于是我们全家迅速躲进地窖（地下室）。

天亮之后，母亲便告诉我：“往后若有人问你是什么人，你要告诉他‘我是中国人’。”这是第一次知道我是中国人，结束了我做亡国奴的童年。这时，人们开始到日本侨民居宅去捡“洋落”，所捡到的多系一些旧衣物、茶具和厨具。

应该客观地说，进入市区的苏军先头部队的军纪还是很严明的，对老百姓也很友好，特别是其军官见到中国小孩儿时，有时还会将随身携带的食品送给孩子们，我就接到过一名军官送给我的一盒午餐肉罐头。而随后进驻的“骚达子”（士兵）可就糟糕透顶了，闹得家家房门紧闭，许多年轻妇女不得不剃成光头扮作男人。被临时收容在伪满警察厅地下室的日本女性侨民，因不忍受辱，便放火欲把警察厅烧毁，在逃亡途中全部被击毙于南山的荒坡之上。（后来听说，这“骚达子”兵均是刚刚被释放出来“戴罪立功”的刑事犯罪分子，并非苏联的正规军。）

苏军光复满洲里之后，米吉便回国了，三道街列巴炉也就从此关闭了，李来庆便将库存的面粉、砂糖作为工资分发给大家。

 

 

 

 

 

随父亲去路北“八乍市”卖牛奶糖

在社会治安平静下来之后，父亲便用从三道街“列巴炉”分到的砂糖熬了一小铜锅牛奶糖，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盘里，让我端着随他到路北“八乍市”去试卖。我见有人手举一根香肠在高声喊着：“格巴沙，那达？”我问父亲：“他喊的是什么意思？”父亲告诉我是俄语“香肠要吗？”我又问父亲：“俄语的牛奶糖该怎么说？”父亲告诉我是“干肥达”。我随之便高喊起“干肥达，那达”来，很快一盘牛奶糖就被在路北“八乍市”巡逻的苏军士兵买光了。我便高高兴兴地随父亲回到家中，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经商吧。

此后，我不但去“八乍市”帮父亲卖牛奶糖，还在家里帮父亲包牛奶糖。开始我包糖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父亲，但在经过大约半个月的练习后，我包糖的速度差不多赶上了父亲。之后我就一边包糖，一边看着座钟的分针计数（看一分钟能包多少块糖），最后终于超过了父亲的包糖速度。但我包糖的质量却远不如父亲，父亲包的糖纸与糖果紧密而不易散开，而我包的则比较松散，容易开。父亲告诫我：“不但要包得快，更要包得好。”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无论干什么，不能只求速度而不求质量，必须质量与速度并重才行，这个道理使我一生受用。

 

 

 

 

 

 

给路南“大成祥”送面包

父亲在熬制一段时间牛奶糖之后，便又利用俄式家庭烤箱开始打制小列巴、列巴圈儿、饼干等小食品。我也开始跟着父亲给各杂货商店送货。

我跟着父亲去路南送货的第一家是“大成祥”杂货店，当时店主戴老先生和他的夫人、儿子全都在前店站台。戴老先生也是山东掖县人，他亲切地让我管他叫姨夫，管他老伴儿叫姨，管他儿子叫根庭哥哥。从此以后，我父亲就不再去路南送货了，而每次都是根庭哥来我家上货。当他每次到路北上货时，必先到我家上些小列巴、列巴圈儿，然后再到路北“八乍市”去上牛肚、牛头肉、羊蹄儿等熟食。有时他也会带我一同到路南的他家去玩耍，途中总会给我撕一块儿牛肚，或拿一只羊蹄儿给我吃。他对我像亲弟弟一样，在我幼小的心里觉得他为人特别憨厚老实。但不知为什么，他当时的未婚妻却看不上他，一直闹着同他解除婚约。在这件事上，我同母亲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同情他的。母亲说他的未婚妻“没福”。我也认为根庭哥他好人必有好报，以后肯定会找到一位很好的爱人。我一直不知道根庭哥的大名，时光过去了七十多年，直到最近看到王铁樵编著的《百年满洲里》图文集后，才从有关文章中得知根庭哥的大名叫戴兴庭，并知道了他的生活经历，了解到他与妻子单秀菊甜蜜的爱情故事，如今他儿孙绕膝，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幼年记忆已至耄耋之年，我由衷地祝愿根庭哥与嫂子健康长寿。

 

 

 

 

 

五道街“面包房”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与“面包房”一起迁至五道街市政路至海关路北侧一栋俄式建筑里（此前，这栋房子是由杨培恩的父亲开设“中药店”的）。在五道街父亲建起的“列巴炉”与三道街的“列巴炉”是完全一样的，其所用的全套设备也是从三道街“列巴炉”搬迁过来的。当时所用来打面包的面粉也同样是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生产的“砂子面”，所以打出来的面包与以前质量完全一样。

可是不久，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而被烧毁的磨面机是从德国进口的，但由于当年西方对中国的全面禁运，所以在短期内“双合盛”面粉厂难以恢复生产，这就使父亲不得不更换所使用面粉的牌号。由于对新品牌面粉的性能不了解，所以打出的第一炉面包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口感上都远不如过去用“砂子面”打得好。于是父亲便决定对这一炉面包一个也不卖，而将其全部切成面包片儿，再烤成面包干儿，压成面包末儿，处理给饮料厂做“格瓦斯”，并宣布“面包房”暂时停产。直到经多次用新品牌面粉试打出质量与“砂子面”打的面包质量一样后，才正式恢复生产，从而保证了五道街“彭氏面包房”的质量与声誉。

 

 

 

 

 

父亲与市食品加工厂

1954年初，父亲被招聘到满洲里市食品加工厂做面包师，他便又按三道街“列巴炉”的原样重建了一处“列巴炉”，并将我家五道街打列巴的全套设备也无偿地搬了过去。由于家庭列巴房打制面包从发酵到出炉整个工艺需要12个小时，父亲为了适应加工厂的8小时工作制，就反复试验压缩工艺流程，并每天起早上班、晚些下班，从而保证了市食品加工厂成立伊始打出的面包质量完全同从前一样。父亲是一位具有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的人，是一位敢于思索并在传统工艺上有重大革新的人。由于父亲所打出的面包质量好，又保有原俄罗斯列巴的风味儿，所以被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餐车选用。父亲也因他精湛的制作手艺和肯于吃苦的劳动态度，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后又被内蒙古自治区推选去北京参加全国技术革新能手群英会，时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临北京现场观看了父亲打制面包的技能表演。同时，父亲被大会授予全国劳模级奖章。父亲载誉而归之后，继续兢兢业业在食品厂制作面包，一直到年满退休。

最后，还得为我母亲说上几句。我母亲郑芝珍于1908年生于山东省掖县萝头村，外祖父英年早逝，留下三子一女，全凭外祖母独自一人将他们抚养成人，受其家风影响，母亲特别能吃苦耐劳。在父亲四道街“面包房”打面包时，她便帮助父亲使用俄式家庭烤箱制作面包，每日久坐在足有40度的烤炉前，一盘接一盘地烤制面包，几乎一坐就是大半天。冬季还好，每逢夏季便会被烤得大汗淋漓，而她只是用手巾擦擦汗，再喝上两口凉开水，就继续烤下去。搬到五道街“面包房”后，她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整日不辞辛劳地帮助父亲打面包。所以我觉得父亲的劳模奖章，理应有母亲的一半。

我的父亲彭世祯于1975年病逝，享年72岁，母亲郑芝珍于2000年病逝，享年92岁，均由李德昌大哥帮我料理父母亲的后事。

 

 

 

 

说说心里话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始于祖父彭凤章在山东掖县“前小朱村”的彭家历史又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只有我大姑一人留在了老家，并嫁给了当地人孙宝方。我的大姑父孙宝方以扎纸人纸马维持生计，生活惨淡，且不久离开人世，我大姑孙彭氏带着他儿子孙仲吉一直在娘家老宅中住守。1954年我父亲回到老家将老宅拆除，在原址重建一新房。此后，一直由大姑和她的后人守护着彭家的这栋房子。我的表哥孙仲吉长大后曾为“前小朱村”的村长，如今他的儿子孙彬江一家仍住在这栋老房子里。

我曾于1996年与爱人井秀英携二女儿回老家“前小朱村”省亲，看望我的表哥及家族后代，参观彭家留下的老房子。可惜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没电了，未能拍下影像记录。亏得多年后老家的表侄拍下“前小朱村”石碑、祖传家谱、老房子照片发给我，了却了我当年留下的遗憾。这两年又通过王铁樵拍摄的满洲里老城市图片集，寻觅到我家在三道街、四道街、五道街“面包房”与旧居的图片，更加勾起我对往昔日子的回忆。“前小朱村”、满洲里都是我牵挂与思念的故乡。年龄愈大，乡愁愈浓，我虽身居深圳闹市，心情却愈发平静，时常望着这些照片，从祖辈们过往生活的痕迹中追溯尘封已久的家族故事，探究自己家族几代人的“私家历史”，一次次在惊喜、感慨、悲怆中和自己的祖辈“不期而遇”，愈加怀念祖父的人格魅力和在我儿时的印记；愈加怀念父辈们一路打拼来满洲里闯荡天下，至今已有彭氏家族几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愈加怀念彭、李两家始于掖县“前小朱村”，发扬光大于满洲里“列巴”“面包”行当几代人的亲情与友情。我深情遥祝德昌哥哥与月华嫂嫂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在我的家族历史中，虽没有大事件、大人物，却有着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与感动。当年以山东掖县、黄县等诸县人闯关东来满洲里打天下的一代先人，可谓是边城开埠之初第一代经商业者、手工业者。满洲里社会上曾有“掖县嘴子、黄县腿子”一说，即掖县人擅经商，多做买卖；黄县人耍手艺，勤于实业。当年先辈们在各自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精益求精、勇于进取的工匠精神，对当今时代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你能看到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期待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更多的满洲里人对家族故事产生兴趣，拿出更多时间来追寻自己的家族历史，在历史的倒影中看清自己前行的方向。能够从先辈们这种工匠精神中汲取营养，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争当新时代的排头兵，不断夺取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为建设繁荣富裕和人民生活幸福的满洲里，创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伟大佳绩。

 

 

 

 

作者简历

彭典军，男，1938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掖县前小朱村，196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至1960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团总支书记，读研究生，被派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实习；1960年至1962年，在内蒙古半导体研究所主办磁学室；1962年至1967年，满洲里中学教员、中共满洲里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干事，并参加呼伦贝尔盟农村“四清”工作队，留任中共布特哈旗委宣传部副部长；1967年至1969年，“文革”期间参加满洲里市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1969年至1983年，先后任中共满洲里市委常委、共青团满洲里市委书记，满洲里市政府副市长；1983年至1984年，任额尔古纳右旗政府旗长；1985年至1987年，任中共二连浩特市委书记（副厅级）；1987年至1991年，任中共满洲里市委副书记（副厅级）；1991年至1998年，先后任呼伦贝尔盟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副厅级）、呼伦贝尔盟公署副盟长（副厅级），在任副盟长期间分管外经、外事、流通、招商、工商、旅游等部门工作；1998年7月至1998年12月，任呼伦贝尔盟公署巡视员（正厅级）；1999年退休，现定居广东省深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