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吴志彬遗稿整理）

三、开展秘密工作，培养发展党员

我在扎街先后发展了四名党员，分三种情况： 一是在秘密工作时期培养与发展了一人，即李广林；二是在秘密工作时期开始培养，而在公开工作时期发展了两人，即亚鸿德与马长山；三是在公开工作时期培养与发展了一人，即王福顺。另外，还有些人如闫景旺、曲振东、宁洪林、战德敏等人，虽然入党介绍人不是我，但却是我在秘密工作时期物色与培养的。由于当时环境和条件所限，工作的进度只能处在物色与培养对象阶段。个别的人如李广林虽然是在秘密工作时期发展的，那也是在1945年“九三”期间。以下着重介绍物色与培养发展对象情况。

隐蔽政策前两句“深入社会、将根扎下”是手段和方法，后两句“蓄积力量、配合反攻”是任务和目的。因此秘密工作的重点是党的建设。在敌占区建党与根据地不同，不能先暴露政治面目，而首先是要采取广交朋友的方式从中物色对象，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莫逆之交，才能进行阶级教育，条件成熟吸收入党。

在扎街我的社会关系较广，有老一辈的关系可用，也有同辈关系，如小学的同学很多仍在扎街。其中不少人是两辈人的关系，相处就更为密切，如李广林弟兄、闫景旺、亚鸿德、芦瑞森等皆是这种关系，这是广交朋友的有利条件。我回到扎街之后，这些人都来我家探望，所以没有找到公开合法的职业之前，也没有影响交朋友与物色对象的工作。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也产生了副作用。满洲里苏侨格力什，我们也是老少两辈人之交，我父亲被害后，他曾领一个苏联青年到我家，当时感觉这个青年根本不懂汉语，而第二次这个苏联青年单独来我家时却能说出虽不流利但是也能听得懂的汉语。他向我母亲表白他是红党，对我父亲吴殿臣被害表示极为悲痛，并劝慰我母亲节哀，一定要振作起来。他还说苏联对日寇残暴行径不能坐视不管，这笔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以后这个苏联青年再也没来过我家，听格力什说他已返回苏联。因为日寇敌视中苏两国人民交往，所以在1937年我与弟弟返回河北原籍之后，我母亲和格力什父子几乎断绝了往来。格力什听说我从关里回来，特意从满洲里来我家看望我。他对我母亲去满洲里不到他家作客，两家友谊疏远而感到不快。这次格力什来看望我也询问我在关里做什么，我只能简要回答是做买卖，这次回来是照看老妈妈的。但格力什的来访确实产生了副作用。从此，我发现一个伪警察化装成矿工经常在我家门旁盯梢。建国后，扎矿区委书记李富同志和我提起，肃反中得知确有一个日本宪兵队的特务专门跟踪我，每日都向日本宪兵队作汇报，我如不离开就要遭到不测。是否全是由格力什来我家带来的副作用难以断定，至少格力什来我家带来了这方面的隐患是确定的。

我的社会关系比较多，开展工作总是要有阶段性的，所以我采取了选择重点单位、重点联系人员、重点培养发展的方法。我选择的重点单位分三种类型：一是能掌握情况的部门。如扎矿事务所（矿本部）是指挥机关，其劳务系、会计系能掌握职工情况与经济状况。物色了劳务系的芦瑞森、南煤沟劳务系的亚鸿德、会计系的张锡范。二是要害部门。物色了机关库（火车机车库）的车工战德敏，南煤沟电工闫景旺、曲振东，井下保安工李国瑞。三是我所在单位，矿卫系李广林、李广胜、吴玉章。这些人是与我有关系的人，所以由我直接与他们联系。

另外，我认为是重点单位，如发电厂是要害部门，把头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但那里的基本群众和我没有关系，只能采取间接方式进行工作，以交朋友为名，通过李广林弟兄俩去结交工人。我家房户中医吕大夫是河北沧州专区人，随把头招工而来，与把头是同乡，在把头账房当会计，我打算通过他的关系逐步深入到工人中去。

由于我在扎街秘密工作时间只有一年，上述打算有的实现了，而且发挥了作用。如与战德敏、亚鸿德、闫景旺、曲振东等始终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他们把敌人侦察我的情况及时转告给我。以后日本宪兵队经常到煤矿事务所劳务系查阅工牌、询问我出勤状况，在暗中监视我的行踪，芦瑞森就及时告诉我，并多次提示要我多加警惕。李广林弟兄与我的关系并非一般，已超出同乡、朋友的关系，我们能够并肩斗争，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共商对策，帮助我脱险，在我离开扎街之后，还在经济上资助我。在矿卫系工作期间，个别与他俩讲些八路军抗战故事，作过试探性的政治教育。他弟兄俩都是回原籍结婚的，接触过区村干部，对我党我军印象甚好。他们有民族气节、仇恨日本侵略者。对他俩的培养当时已进入政治教育阶段。事实上他俩对我在关内参加抗战工作、我弟弟的光荣牺牲明摆着是知道的，不过只是“尽在不言中”。自我到扎街以及我离开之后，他们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在政治立场上也经过了事实的考验，他们的革命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工作对象也有落空的事例。如李国瑞和我是亲戚，我到扎街后，他的父亲、叔叔都来看望我，但李国瑞始终不登门，我曾到他家也未见到过他。解放后我俩唠起这方面事情，我问他在敌伪统治时为什么躲着我，他笑起来说：“你在那时候（指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回到扎街肯定有事（指有任务），不仅我不去你家，连他们（指他父亲、叔叔）去我也不同意，怕将来（指暴露后）沾色（受牵连）。”张锡范和我的关系是间接的（他已故妻子和我妹妹是同班学生），而且他在会计系，是管钱的地方，除每月领工资外，接触机会少。

但也发生了另一种情况。我在电厂与把头工人没有直接联系，是通过间接方式工作，后来却发挥了作用。如马长山是把头工人，1945年冬还处于秘密工作时期，他通过李广林和我商议要冲垮马岐山政府（我认为马岐山政府是苏联红军驻防扎街建立起来的，采取行动一定要慎重，故未行动），公开工作时期（1946年我军解放呼伦贝尔）率领群众斗争把头段克保。他是个大老粗，工作认真，后来担任了西山矿长，1971年病逝。发电厂工人宁洪林工作积极，1948年我离开扎街后接替崔锡鹏担任公安局长。在解放后开辟工作时期，我把他介绍给扎矿政委王治安同志，经煤矿党组织吸收入党。入党介绍人不是我，是我在秘密时期物色与培养的对象。和宁洪林情况相同的尚有多人，如战德敏、闫景旺、曲振东等，因煤矿党支部已建立起来，我不能再发展党员，他们都是煤矿党组织发展的，但他们却是我在秘密时期物色与培养的对象。

四、维护工人利益，伺机开展斗争

从现象上看矿卫系似乎是企业中的保卫股，矿卫系的工作范围只是防盗，它的主要任务是看守南煤沟与日本配给所仓库。南煤沟是现在满洲里地方煤矿所在地，在其南北两头的出入道口各有一个门卫房，叫南北“喆所”（日文）。东侧有一个火药库，专门储存井下爆破作业用的火药、雷管。南煤沟堆放着不少坑木，两个门房的值班人就是监视出坑的人，无证不准向坑外拿东西。火药库四周有铁丝电网，出入口也有个门房，值班人看守火药库，不准外人靠近，以防破坏，矿卫从业员专在夜间值班，以防被盗，也在煤矿事务所受付室（收发室）看门，但收发业务都是由日本办事员来办理。这和原中东铁路煤矿更夫的职责一样，所以人们习惯称矿卫从业员为“格勒伍”（苏联语：更夫）。

矿卫系从业员有汉、俄（华俄后裔，日本人称之为“露系”人）、朝、日四个民族。雇员以上都是日本人，有六人。系长和一个雇员在煤矿事务所受付室办公，其余日本雇员每天白班一人在北喆所代班。朝鲜族四人待遇比中、俄从业员高一等，一经采用就是佣员，不用再爬临时工、常役方这两个台阶。中国人十二人。中、朝族从业员主要在南煤沟。华俄五人专门在日本配给所值夜班。

十二名中国人中有一个便衣，名叫李庆先，自称是特务，他原是伪警察，被开除后到矿卫系（常役方），恶习未改。日伪警宪的特务手谍（特务证明书和特务手册）和伪官吏的身份证大小相同，特征是黑皮、精装烫金字。第一页有特务本人照片，记载姓名、年龄、职务等简要事项及发证机关和印章。其余页数有编号，作记事用。李庆先也有个特务日志，封皮是系长藤原的日文字体，下面写着“特务日志”四字。这个人很神气，一般的日本人都不敢管他。当时物资贫乏，工人很劳累，吃不饱穿不暖，身穿更生布，吃的是橡子面。井下工人下井时发给水袜子（胶鞋）上井就收回，有的工人赤脚走路，冬天用麻袋片包着脚，痛苦难言。南煤沟露天堆放着坑木或板材，有人顺便小偷小摸，也是由于生活困苦不得以而为之。这就成了李庆先敲诈勒索的对象，斗争也就围绕反敲诈勒索而展开了。

李庆先一伙有四个人，以李庆先、刘玉瑶为核心，其余两人是跟班的。我到矿卫系后，感到需要增加耳目，通过李广林安插进三个人。其中一人是河北河间专区的人，名叫吴玉章，由把头招工到煤矿。因我俩老家都是在冀中根据地，在私下交谈时以传闻八路军在冀中活动为话题，试探他的政治态度。他有顾虑不曾多讲，但能看出他对我党我军有好感。因为是我帮助他来到矿卫系的，他和我的关系比较好，当他得知敌人注意我时，能主动告诉我。但在以后与李庆先开展斗争时，他内心赞成但不敢介入，认为出门在外还是以和气为本。由于人员比例的变化，在一小段时间内，李庆先一伙人有所收敛。

不久李庆先、刘玉瑶又鬼鬼祟祟地活动起来。一天傍晚快要下工的时候，一个工人扛一块木板在路上行走，这人不是从坑内向外偷东西，矿卫系无权干涉。李庆先却把这个工人带到北喆所，像审讯一样盘查了一番，并要刘玉瑶带着我到这个工人家中查看。院内存放着一些木板，刘玉瑶见有机可乘，便板着面孔追查木板来源，工人只好求他“高抬贵手”。为了不让他敲诈工人，我督促他说：“刘先生，快下班了，咱们回去吧。”刘玉瑶甚为不满，站起身来把烟头一摔说：“好吧！走着瞧！”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但工人有些怕，赶到门外，把手插到刘玉瑶的裤袋里说：“刘先生，求两位回去多美言几句。”刘玉瑶立即换上笑脸：“好说，咱们都是满洲国人。”回到北喆所，他眉开眼笑地对李庆先说：“就几块旧木板，我吼了他一顿。”李庆先笑笑了事。

我认为群众小偷小摸是对敌斗争的一种形式，造成敌人的损失是对抗战的变相支持，所以对群众要保护。敲诈勒索在伪满时也属违法，因此对李庆先一伙人要开展公开合法斗争。斗争的矛头是李庆先，现在抓到的把柄是刘玉瑶，当晚我和李广林弟兄商议，认为这个机会不能丢，即便揪不出李庆先，对他们也是个打击，使其收敛一些。问题在于刘玉瑶拿到多少钱，需要鼓动工人讲出来才行。由于是公开合法斗争，翌日上午李广林领我向拱夕（日本人）讲明，并经他同意去工人家中，工人说出了给刘玉瑶20元贿赂的事。拱夕亲自问明工人，又和刘玉瑶核对属实，将刘玉瑶解雇了。由于工人不是从坑内偷木材，矿卫系不过问，未受任何损失。因为没有揪出李庆先，没完全达到目的，斗争在继续。

李庆先很狡猾，他干坏事都在外面。 所以采取从外面找线索，根据情况再研究斗争方法。白房子是煤矿工人的家属宿舍和把头工人的独身宿舍，名叫社宅。因外墙用白灰粉刷，又名白房子。李广林住在白房子，有一次他听到李庆先正在社宅敲诈，而对方毫不示弱。我们分析了发展趋势，估计李庆先这次捅到了马蜂窝。由于情况的变化，我们也改变了对策，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办法，借助外力攻破李庆先。

社宅是工人集聚的地方，也是日伪警宪特务活动的场所，这里有敌特安插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社宅系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社宅系是管理煤矿工人户籍、分配住房、发放配给票证、监管工人的受理部门，权限很大，背后有日伪特务的支持，一般人不敢在这里搬弄是非。李庆先仰仗他是拱夕的红人，忘乎所以，结果碰到钉子上。对方能量很大，作了充分准备，上下左右都打点妥当。李庆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能不掌握对方的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对方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李广林是佣员，所以对方也通过关系去摸底。由于事先有准备，把打击对象对准了李庆先。

过去李庆先干坏事都是在外面，这次一反常态，要把对方弄到矿卫系里来。我们分析他是想一箭双雕：一是施加压力使对方就范。所以乘拱夕公出之机，私自传讯对方，以便讨价还价。二是借机污蔑我们。刘玉瑶被解雇，李庆先耿耿于怀。他知道我们不会跟他跑，等拱夕回来污告我们不负责任，既压服了对方又打击了我们。因为矿卫从业员仅仅是个“格勒伍”没有司法权限，不能随意传讯人，故此对方搬出社宅系鬼子，反把矿卫代班鬼子石三和李庆先找到社宅系，说李庆先敲诈勒索，李庆先不承认，社宅系鬼子要对方出来辨认，对方一口咬定李庆先。石三也恨李庆先，要借机打倒李庆先。李庆先并没软下来，怒目瞪眼地用日语吼叫着与石三争辩，石三反而软下来，没敢动手，和社宅系鬼子商议后，把李庆先带回北喆所，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看样子是在等待拱夕回来处理。社宅系鬼子和李庆先各持己见，拱夕回来分不清是非，下不了决心，迟迟不做处理，引起社宅鬼子不满，搬动了日本宪兵队，把李庆先找去拷打了一顿。李庆先感到压力很大， 辞去工作离开扎街。

李庆先、刘玉瑶走后敲诈勒索群众的行为收敛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出现了向日本人斗争事例。敌人妄图挽救其“大东亚圣战”的残局，加紧地下资源的掠夺，煤矿于1943年冬季开展增产运动。工人采煤达到日定额，每人才发给白面、苞米面二合面的馒头两个。南煤沟劳务系的鬼子把一袋面粉从坑内带出坑外，被朝鲜族矿卫从业员抓住送交拱夕， 引起很大振动。这四个鲜族人是后来的，劳动时候比中国人卖力气，不缺勤，常出喆所巡察，但没抓过小偷小摸的工人，对中国人态度还好，邀请中国同事到家中作客。李广林试探过他们：“你们对日本人怎么看？”他们回答的很巧妙：“你们怎么看，我们也怎么看。”由干相处时间太短，没有摸清这几个人的底细。

李庆先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个人代替李庆先，这人是退职的伪警官。此人与李庆先不同，态度和蔼，不作威作福。夜间他也经常出去巡察，也未发现他欺压群众，也未抓过小偷小摸的工人。此人究竟是派来的特务还是退职伪警官，也因相处时间短而没弄清楚。

五、为蓄积力量，主动转移出去

在“物色、培养发展对象”中已提到，敌人对我的注意逐步升级，开始伪警察在门旁盯梢，矿卫系的拱夕在矿卫从业员中摸索我的行动，日本宪兵队到煤矿事务所劳务系查看我的上工情况。不难看出注意我的部门在增加，盯梢跟踪在步步加紧。这些信号都是我物色、培养的对象传递给我的。的确这是不祥之兆，但还不足以说明已到不能继续隐蔽的程度，所以仍然坚持下来。

敌人的行动开始了，1944年初，日本宪兵队在矿卫系逮捕了华俄从业员巴力金，他是我在小学时的同学。李庆先编排矿工值勤表，他总把我和他那一伙人排在一起。本来华俄都在配给所值班，他把巴力金安排在南煤沟，也常和我排在一起，看来这不是巧合。1945年 8月9日苏军出兵到海拉尔时，把巴力金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巴力金经过严刑拷打精神已不正常，他说日本宪兵队主要追问他通苏问题。巴力金从小就在扎街长大，根本没有去过苏联，敌人也未拿出证据，一味追查通苏说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与满洲里我的苏侨朋友格力什来我家有关。不过巴力金不是苏联谍报人员，又不认识格力什，供不出与我有关系的问题来，所以没有牵连到我。

敌人并未就此罢休，仍步步加紧。以前日本宪兵队从劳务系查询我出工情况，这时则改为用电话向北喆所查询我的情况。一天我在南喆所下班，到北喆所取工票，以便到劳务系盖章记工账。史振兴当众告诉我：“宪兵队来电话找你。”由于过去一连串发生过的事情，我精神上早有准备，就很平静地笑着说：“宪兵队没熟人，怎么会有人找我。”史振兴郑重地说：“真的，不信你问他们。”屋里的人显得很紧张，但谁也没开口。我仍若无其事地说：“我不信。”说完就走出房门去劳务系打下工戳。后来得知打电话的人是日本宪兵队的郭宪补。

当晚我找到李广林弟兄商议，李广胜认为，从连续发生的迹象表明气候不正常，必须设法离开，办法是请事假。但不能马上请假，因为：一是如果敌人已决定要采取行动，一定不会准假，反而促使敌人行动加速，与脱身不利；二是如果敌人尚在调查中，这就有缓，缓一缓再请假为好。所以第二天照常上工，史振兴见到我就问：“昨天没有人找你吗？”我照样应付：“你别开玩笑了， 宪兵队里没熟人，怎么会有人找我。”他一本正经地说：“真的，我可不是玩笑啊。”看样子他是关心的话，所以我对他没怀疑过。

大约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山东来了两个外调人员调查史振兴的问题，说史振兴与日本宪兵队特务有联系，这个特务是小学教员，当年史振兴曾带他到北喆所来观察我，这个情况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个特务和李富同志讲的那个跟踪我的特务不是一个人，说明日本宪兵队在我身上下了功夫。

我向来就没有怀疑过史振兴，因为他是被把头招来的工人，是个皮鞋匠，通过关系取得把头同意，在孙兆兴的皮鞋铺作计件工。但因不在煤矿上工，就停止了配给，所以他就在矿卫系上工了。他出勤率不高，主要还是在孙兆兴皮鞋铺里做皮鞋，因为计件工资高，而且多劳多得，为了收入多曾一度退出矿卫系。我到矿卫系后，他又回到矿卫系，据说是又要停止配给，不得不来应卯。他来后出勤率仍然不高，还是以做皮鞋为业主。看来斗争很复杂，他这样的人竟和跟踪我的特务有联系，还领这个特务观察我。但他还把汉奸走狗郭宪补查询我的事告诉我，其中奥秘何在，确实是需要弄清的问题。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说明情况有缓，但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剧烈的斗争，究竟走不走，又和李广林弟兄商议，他们认为应该离开，虽然有缓，但事情不算完，如情况一度恶化，再走来不及。我觉得有道理，我如果身陷囹圄，敌人从我这问不出东西必然要扫外围，这样和我有联系的人都要受害，为了保存力量我离开了扎街。我估计敌人只是怀疑没有掌握实据，我离开扎街线就断了，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没必要扫外围，所以没人受到牵连。

于1944年4月，我以讨债为由请事假二十天离开扎街，原来打算回北方分局汇报，听指示再返回东北，虽然不在扎街，但可在昂昂溪以北地区隐蔽。由于中共“七大”即将召开，敌人封锁了山海关国境线，没有进关旅行证明不能出山海关。故此，我在组织上原划定的昂昂溪——满洲里工作区域内的朱家坎（龙江县）隐蔽下来，后来又到碾子山粮栈组合当了临时雇员。这些地方人地两生，虽然也曾交些朋友，但是由于时间短，工作并不理想。

（本文撰写于198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