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吴志彬遗稿整理）

 

 

 

青年时代的韩光

 

 

青年时代的吴志彬

 

 

1943年初，韩光同志派我到东北——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开辟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活动区域是昂昂溪至满洲里，住地就是我的家乡扎赉诺尔。因为是到敌占区开展工作，韩光同志认为我在晋察北边区根据地的真名“吴玉槐”不能再使用了，所以我更名为“吴志彬”，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

一、接受党的委派，重回故乡扎赉诺尔

从晋察北边区平山县韩村（中共北方分局驻地）到扎赉诺尔实际两个星期就能到达。但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困难重重，竟然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回到扎赉诺尔。从北方分局驻地韩村出发，进入游击区由秘密交通员护送，完全是夜间行走。黎明前到达新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村庄，住在村支部书记家中，夜间区干部还来看望，翌日清晨将我从新东车站送上火车，这就进入敌占区了，以后的路程全靠自己想办法。从新东车站上车，在北京换乘后第二天到达天津，住在一个亲戚家中。在这里办理出（山海）关、入（伪满洲国）境手续。自天津到扎赉诺尔就要连闯三关。

首先是过伪满华北劳工协会这一关。东北矿产资源丰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资源，除在伪满境内抓劳工外，还在华北各地大量招收劳工。伪华北劳工协会就是敌伪建立的华北劳动群众到东北当劳工事务的专设机构。这个劳工协会发放的劳工票的用场有二：一是证明持票人是到伪满洲国去谋生的劳工，放行持票人通过山海关进入伪满洲国；二是凭劳工票，伪满邮政部门才允许持票人每月将其收入寄回华北地区。伪劳协审查劳工的标准主要有二条：一是审查劳工的身份，二是审查去东北的目的。敌伪审查人员先验看良民证，而后通过口头盘问了解劳工是否确系“良民”，凡是去东北做工的人员（不是商贩）均发给劳工票。我在出发前就作好了充分准备，按其规定是可以顺利得到劳工票的，而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派号难。办劳工票的人很多，门外排成长长的队，伪劳协八时才打开大门放人，院内人满为止，后面的人就关在门外，有的人夜间就睡在伪劳协大门外，要不然是排不上号的。其次是通过难。敌伪审查人员故意刁难，我观察凡是到东北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到东北的目的是做工，符合伪劳协的标准。但敌伪审查人员总是放过几个人之后就要挡住几个，提出一些节外生枝的问话，自然答不上来，甚至挨一顿打后推出门外。我去了多次，摸出了这个规律，最后一次站在几个穿协合服人的身后，看来这几个人不是劳动者，也不是首次到东北，不符合伪劳协标准。果然如此，这几个人被打之后，强行被推出门外，到我这儿就顺利通过了。如不钻这个空子，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三是上车难。通过之后就进入一个临时搭盖的席棚内，履行填表（代书代写）、照像、种痘等一系列手续，每到一处都要花钱，否则就过不去。最后是买火车票、发劳工票。当时赴东北的劳工很多，不少人挤不上火车车票就作废了。我的亲戚在天津东站项家胡同开鞋帽店，他求一个铁路警察才把我送上车。车上的人拥挤不堪，一直站到沈阳。 

第二个关口就是通过山海关。火车到达山海关，伪满铁路警察上车检查出关人员的证件和财物，如被拖下车就是祸事临头。一般自山海关到兴中这一路段盘查甚严，但这次却例外，我乘坐的这节车厢几乎都是劳工，伪警察要劳工把劳工票托在手上，名曰查验，实际上见证就打戳，未受到骚扰就顺利通过了。从山海关上车的人说，因为这节车厢都是劳工，没有油水，故匆忙打完戳就赶忙到别的车厢去查验了。在沈阳车站换乘后抵达哈尔滨，住在亲戚家中。

第三关是通过伪满北部国境，这一关更是难上加难。祖国北部边疆与苏联接壤，敌人害怕中苏人民的接触，把博克图至满洲里划为国境线，对国境内居民控制非常严格：一是国境外的居民没有国境旅行证明不准进入国境线内；二是国境线内的居民没有行动自由，到外地旅行（包括国境线内）必须持居住证到伪警察那里办签证，否则不准乘火车，并以违法论处。国境线以外的人、没有国境旅行许可证明的人，到扎兰屯就被赶下火车。持天津伪劳协劳工票的人并不准进入国境线，哈尔滨的亲戚是做小本生意的，虽曾想方设法仍未得到解决。

到达哈尔滨之后，我就多次往家乡扎赉诺尔给母亲写信、打电报，可是均无回音。原因是我离开扎赉诺尔太久了，扎赉诺尔的街道名称、门牌号数都有变化，我使用的是老地名，一直投递不到。最后一次打电报，碰上了一个在扎赉诺尔居住较长时间的投递员，才把我的电报送到母亲手里。我母亲匆忙地赶到哈尔滨，母子相见分外激动。打听到只有扎兰屯伪警察署才能办理国境旅行许可证明书，所以母子俩又乘车抵达扎兰屯。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扎兰屯伪警察署只对其户籍管辖区内的居民经过严格审查并经批准后才发给国境旅行许可证明书（一次性往返旅行证），或国境移住旅行许可证明书（户口迁移），非其户籍管辖区的居民申请概不受理。劳工们（也包括我）都不懂此项规定，持劳工票到伪警察署申请国境旅行证明。伪警察看到劳工票就往外扔，态度蛮横，不讲明原因也不回答问话，有人哀求反遭打骂。我也多次到伪警察署，自然每次都是无果而归，真的走到了死胡同。

我父亲有个老友姓迟，我称他迟大爷，原是扎赉诺尔当铺的掌柜，后随当铺迁至扎兰屯。虽然迟大爷患病多年，因为他与股东是亲属，所以未免去职务，仍住在当铺内，但多年来已不主持事务。自我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之后，已多年没有来往，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去找这位尚在病中的迟大爷。因多年未见过面，互相不能相认。但当我说出父亲吴殿臣的名字时，他就叫出我的学名来。他明确了我的身份后异常高兴，立即跟我到旅店看望我母亲。到旅店见到我母亲就说：“他大娘（迟大爷老伴）请你们娘俩到家里去住。现在我和伙计们住在一起，让你们娘俩住旅店太过意不去了。”能够感受到迟大爷说的不是客套话，而是肺腑之言。当我母亲提出请他帮助办旅行证明时，他满口答应下来。他说：“我多年不主事了，原有的警察都转勤了（调转），现在没熟人。但你们可以去找客栈的张掌柜，就说我请他过来一趟。”当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已找过店家，小伙计们就挡了驾，而我这次再去则不同了，张掌柜很快来见迟大爷了，可见迟大爷在扎兰屯工商界中是很有威望的。见面后客套了一番，而后迟大爷说：“我侄子在天津做买卖，他母亲上了年纪，在扎赉诺尔需要有人照顾，请你帮忙办一张到扎赉诺尔的国境旅行证明。”张掌柜把劳工票接过去验看之后，伸出三个手指说：“得这个数（30元伪币）。”我即刻把钱交给张掌柜，他说：“这就去办。”迟大爷看到我们带的盘缠已用光，就主动带我到当铺借了钱。国境旅行证明很快办下来了，当晚乘上车翌日就到达扎赉诺尔。一路旅程艰难，层层受阻，步步是坎，1月中旬就从边区出发，4月中旬才回到家乡扎赉诺尔，途中竟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能回到家乡扎赉诺尔，最关键时刻全仰仗迟大爷的鼎力相助，不仅帮助办理国境旅行证明，还接济我们娘俩盘缠，深刻感受到我父亲与迟大爷当年结下的深情厚谊。后来听说迟大爷回到山东老家安度晚年，“文革”时期，从外调回来的人员那得知迟大爷已故去多年，我至今还经常想起他，深深怀念他老人家。

二、落下户籍，谋到煤矿工人的活计

1940年12月，毛主席发给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一文中，规定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和敌占区要执行隐蔽政策，这是在总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教训之后提出来的积极防御政策，概括为16个字：“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不久又加以具体化，仍是16个字：“深入社会、将根扎下、蓄积力量、配合反攻”。韩光同志在讲课时说：“在异民族残暴统治下，要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搞游行示威，采取合法斗争才能蓄积力量，配合反攻。深入社会、将根扎下就是要找到公开合法的职业来掩护，才能到群众中去扎根。”

我回到扎赉诺尔首先要找到职业安身稳定下来，事情总是有其两面性的，我在扎赉诺尔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的社会关系较多，解决职业并非难事。正因如此，反而出现难题，使谋职业一事拖了三个月之久，主要难题是未落上户口。到扎街之后可持国境移住旅行许可证明书到伪国境警察队申请落户和发给居住证。但因为我在边区拿到的是“良民证”，是组织上从游击区新东县良庄搞到的，所以，我的籍贯就变成了新东县良庄。而在扎街凡是熟人都知道我是安新县人，我觉得不更改过来后遗症太大了。因缺乏技术知识，涂改痕迹很重，所以“良民证”不能再使用了。

故此请教老前辈——扎街明远堂理发所张爷爷（张菊臣的祖父）。在河北省安新县原籍，我祖父和这位张爷爷就是老朋友了，张爷爷与我姑姑又是近邻，我们两家是祖孙三辈之交。我遇到这个困难当然只能向他请教，他说：“先要向伪警队申报遗失，申请补发国境移住旅行证，只有补发移旅证遗失证明书之后，才可申请落户和发给居住证。扎街伪警队据此向扎兰屯伪警署发出照会。因为我不是扎兰屯居民，没有履行过申请手续，无存卷可查，对方亦不作答复。扎街伪警队也不能发给遗失证明，户籍的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没户口、没居住证就影响了找职业。没有配给票，就只能从黑市高价买粮，给生活也带来很大困难。

如何尽快找到公开合法的职业作掩护，我将目光集中在扎赉诺尔煤矿。扎矿工人分为“把头工人”和煤矿“直辖工人”两种。把头工人称“常役工”，由把头亲自管辖，所以称为“把头工人”；煤矿“直辖工人”称“常役方”。这是“把头工人”与煤矿“直辖工人”在名称上的区别。“常役方”属于扎矿事务所各系管辖，人们把“常役方”叫“洋工”。虽然“常役方”和“常役工”都是工人，但在使用上截然不同。“常役工”从事笨重体力劳动，如井下采煤、掘进和井上装煤车等笨重体力劳动，是受剥削、压迫最深最苦的工人。而“常役方”实际上是贵族工人，从事管理工作（劳动系管理出勤、记工账，会计系负责计算与发放工资）、技术工种（机动车司机、电工、车工、锻压工、机修工和话务员等）和辅助劳动（勤杂、更夫）等。

扎矿有两部分工人发给身份证。一是“把头工人”。因为都是把头从外地招来的劳工，户口、 配给关系都在扎矿，所以由煤矿发给矿工身份证明书。二是洋工中的矿卫从业员。因为他们看守南煤沟与日本配给所仓库，没证件不准任何人向外拿东西，对违章取物者要出示证件，故发给矿卫从业员身份证明书。其他系“常役方”都是当地房民，户口均在伪警队，都有居住证，所以煤矿不另发给身份证了。

李广林的父亲李华老伯是我父亲的老朋友，还是河北同乡。幼年时我在满洲里小学读书，李广林在夜校学文化课（夜校是我们党与进步知识分子主办的，教员多数为小学教师，义务授课），这样，李广林经常找我帮助他复习课外作业，我们两家是老少两辈的至交。1943年我到扎街时，他在煤矿矿卫系作工，是佣员。煤矿无论是“把头工人”或“洋工” 都分临时工、常役方、佣员三级。佣员相当于班组长，也是日工资，和“常役方”不同的是每年末增发一个月工资额的补尝金（即奖金)。 当我和他商议谋职业问题时，他认为不能去把头那里，因为到那儿就拴住了手脚，等于陷入牢笼，没有动转余地了。在没有居住证的情况下，只好到矿卫系。他也和我讲了矿卫系的情况，虽然在这做事也没出息，但也是权宜之计 ，耐心等待居住证发下来，再挪动也不迟。

扎矿原隶属于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日本侵略者以收买的形式，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从苏联手中接收过去。这样扎矿同年也为日本人所有了，隶属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从此把扎矿更夫按照铁路警察的模式改为扎矿警备队，发给制服，带上领章。同时也招收一些中国人加入，该警备队由日本人、华俄后裔和中国人共同组成，而队长是日本人。以后扎矿隶属关系发生过两次变化，第一次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移交给满碳，名称改为“满洲碳矿株式会社扎赉诺尔碳矿”，第二次由满碳移交给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名称改为“扎赉诺尔碳矿株式会社”， 成为私人企业。原警备队改为总务课属下的矿卫系，制服照样穿，领章撤掉。矿卫系等于企业总务课（办公室）下属的一个系，矿卫从业员等于企业的更夫，所以人们把矿卫系贬谓“格拉伍”（苏联语“更夫”）。李广林所说的没有出息就是说干一辈子也不过是个“格拉伍”。有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我的亲朋也要我另找工作，其理由也是工资低、当更夫没出息等。但我不能讲没户口、没居住证的原因，只能推说：“工资虽少，但给衣服穿。”当时物资贫乏，能解决穿衣问题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也就搪塞了过去。关于“出息”问题对我并不重要，我的“出息”问题就在于能否隐蔽下来。

经过李广林的努力，7月间到矿卫系上工。开始是临时工，按规定一年后可转为“常役方” ，因临时工不发给配给票，生活仍是艰难。我以此为由提出要求，三个月后转为“常役方”。到矿卫系上工后，弥补了没有居住证的困难，创造了深入社会的先决条件。

李风是扎街老人，他和我父亲是朋友，我称他夫妻为叔婶。李婶是妓馆的老板娘，手中有钱，所以伪警队特务系警长刘黑子拜她为乾娘（义母）。我父亲被害后也多年没有往来，但办理落户、居住证与签发旅行证明均归特务系主管，只有求他出面才易于解决。尽管没有扎兰屯伪警署的证明， 刘黑子也把遗失证明发下来了，到了1943年底都得到了解决。我母亲说：“估计李婶给刘黑子的报酬远比我家给李婶送的礼物重。反正他们是母子关系，没有这件事李婶给他的也不能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