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吴志彬遗稿素材整理）

 

 

原稿作者吴志彬。（1975年摄）

 

 

呼伦湖畔。（上世纪20年代摄）

满洲里冻鱼市场。（1918年摄）

满洲里冻鱼市场。（1918年摄）

 

 

我于1920年9月15日出生于扎赉诺尔矿区。“九·一八”事变中，我父亲吴殿臣惨遭日本人杀害。1936年，妈妈安排我与弟弟一同逃往关内。现将我记忆中的父亲与扎赉诺尔记述如下。

打鱼生涯

父母的原籍为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生活在白洋淀的人们对打鱼还是非常内行的，父母在二十世纪早些时候就来到了扎赉诺尔，不久就和十多个关内来的单身汉集资合股，在呼伦湖小河口和乌尔逊河两个网点捕鱼。可以说，我父亲是较早的捕鱼者。

打鱼网点的合股者既是投资者也是劳动者，所以两个打鱼场所每年打鱼收入颇丰。一部分人挣到了钱就返回原籍购买土地务农了，这样一来返回原籍务农种地老乡在打鱼网点投入的股份就划归在我父亲的名下，我父亲负责分期偿还他们的股金。几年之后，所有集资人挣到钱后都陆续返乡务农了，两个打鱼网点的股份全部归我父亲所有，由原有的多人合资入股变成了父亲独资经营，父亲就由原来的无产者一跃成为小资产者。在满洲里四道街东部有一家苏联人，是我父亲的朋友，老两口养奶牛。其子是马车夫，名叫格力什，他负责在市区购买物品赶车送到我家在牧区的两个网点，然后再将网点打上来的鱼拉回到满洲里市场销售。

由于呼伦湖周边都是草原，打鱼网点地处牧区，我父亲与当地蒙古族人关系十分密切，上至都统府、旗长，下到牧民老乡，都有着广泛联系。

都统府二位长友（自称韩排长、赵副局）每到牧区视察，都要到我家里与父母见面攀谈。我小时候称韩排长为韩大爷，称赵副局为赵叔叔。两人公出都穿军服，韩排长佩戴少尉军衔，赵副局佩戴中尉军衔。后来了解到这两人都在都统府服役，韩排长是都统府的办公室领导者，凡求见都统的人都要先拜见他。赵副局负责都统府的外交事务，凡是和外单位交往的事情全都由他负责。

有一次，我父亲到海拉尔蒙古族都统府正与韩大爷在办公室交谈，东旗一位官员拜见了韩大爷，要求参见蒙古族都统，韩大爷对他大概有不同意见而不予理睬。我家乌尔逊河打鱼网点就在东旗境内，我父亲就替这名东旗官员求传，韩大爷才允许他见到了蒙古族都统，并帮他解决了申请的实际问题。事后，这位东旗官员带领四名警卫战士到我家赠送礼物表达谢意，我父亲从饭店订了饭菜，在家中举办宴席予以接待。

1933年4月左右，河水就解冻了，其他打鱼网点人员均到网点准备打鱼，此时我父亲已惨遭杀害，家中已无钱再到都统府交执照费，因无执照就不能到打鱼网点上打鱼。东旗这位官员看到我家未有按时到打鱼网点打鱼，知道了我家困难，他便向都统府做了汇报，请求都统府给予我家照顾。当时蒙古族都统已调往长春，其子凌升任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就派韩大爷、赵叔叔两人到我家安慰我的母亲，并对我母亲说：“凌升省长听说日本人杀害你丈夫非常悲愤，省长说日本下属单位捕杀中国人，根本不与中国省长打招呼，真是可恨至极。”凌升说到此时不禁大哭一场。韩大爷并传达凌升省长的旨意，让我母亲先不用交款就可以到都统府去领执照，赶快派人到打鱼网点打鱼。赵叔叔还说：“你放心派人去乌尔逊河网点打鱼吧，东旗衙门一定会照顾你们的。”此后，我母亲立即派人到网点打鱼，而后再到海拉尔都统府补领执照。都统府的人说：“你们今年打鱼有收入可来交款，无收入就可以不来交款了。”真是对我母亲网开一面了。我母亲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只知道你父亲与都统府关系甚好，不知与凌升省长也是朋友。还是你爸爸为人处世好，人都不在了还有这么多人在关照咱们家。”

神秘的接头人

我还不满10周岁的时候，家住在扎矿区市中心，一天跟随父亲到西山、南菜园，父亲站在一根电柱旁面向北，似乎是在等人。不久从北面来了一个人，他没来过我家，所以我不认识他。我在草地上玩，他们谈话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楚。这个人走后，父亲回到家中，父母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从争论中得知“南方共产党起来了”，因父亲出身于贫苦家庭，赞扬共产主义。母亲却提出不同看法，她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她虽赞成人人平等，有吃有穿，但对苏联的分配制度有想法，她认为苏联干多干少挣的钱都一个样，人们没奔头。父母的争论我无从插嘴，但我同意母亲的观点，我认为父亲以打鱼为生，打不到鱼就吃不上饭，所以要千方百计多打鱼。实践证明母亲那时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吃“大锅饭”确实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当时东北和呼盟是处于奉系军阀统治下，满洲里、扎赉诺尔虽然有中共党员，但是地下党活动绝对是秘密进行的，当时的老百姓还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因为苏联是呼盟近邻，不少人到过苏联，对苏联革命情况有所了解。群众把苏联人称作“老毛子”，把“苏联”布尔什维克称为“穷党”。因为苏联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群众，都是穷人，所以把苏共称为“穷党”，也就是穷人的党。我母亲当时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但她知道“老毛子、穷党”。所以父母谈话的内容是：和老毛子一样的穷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兴起了。父亲认为中国穷党的理想是要创造人民的幸福。母亲认为人民群众都有饭吃、老百姓没有资产倒不是坏事，但影响老百姓努力劳动的积极性，前景不利。

父亲和来人谈话那时，我还不满10周岁，时间大约是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以后自己学习了中国革命史，得知了就在这个时期毛主席与朱老总、陈毅同志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为苏区中央创造了革命根据地。估计父亲接触的人是党派来的干部，传达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向复兴的消息，目的是鼓励革命士气，也有可能是来布置和交代革命任务的。

抗日态度坚决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东北军无战斗力，不战而退。有些亲朋好友到我家中议论这件事，我父亲和他们谈论的观点不同。我父亲认为不是东北军不战而逃，而是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父亲说：“蒋介石依靠国联政府解决日寇侵占东北问题，这只能使东北人民变成亡国奴。”

1932年6月，日本派出由中、日、朝三国人组成的国境警察队进驻满洲里，早年也在满洲里成立了特务机关。日寇派遣有名的地理特工乘马车到牧区测画地图。

1932年9月27日，原东北驻军团长吴德林首先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抗击日寇，扣押了日本领事、特务机关长和伪国境警察队长，并发动进攻，迫使伪国境警察队缴械投降。10月1日，原东北军旅长苏炳文于海拉尔头道街体育场召开万人军民大会，宣布东北民众救济军成立，自即日起举旗抗日，誓死保卫国土。就在这时我父亲去牧区，发现日本特务偷测地图，动员车夫将两名日本特务押送到东北民众救济军那交给他们处置。

抗日义演与小学经费

满洲里、扎赉诺尔原同属黑龙江省胪滨县，胪滨县址于满洲里。但扎赉诺尔小学名称是“东北特别区小学”，这所小学不归属于胪滨县，而是直属于东北特别区，东北特别区所在地为哈尔滨市。所以，扎赉诺尔小学各项经费都来源于哈尔滨的东北特别区。

1932年9月27日，校长离校赴哈尔滨，据说是到特别区汇报教育情况，也领取本年第四季度的教育经费。校长在离校赴哈尔滨之前向教师们宣布，在他离校期间由我们的班主任裴老师代理校长职务。

10月1日，苏炳文同张庚九（扎兰屯至富拉尔基驻军将领）于富拉尔基与日寇激战数日之久，火车不再通行。因此校长无法返回扎赉诺尔，学校经费中断了。全校教师要求代校长裴老师按期支付工资，否则无法生活，因而也无法上课。而裴老师也解决不了学校经费问题，裴老师无奈于10月上旬召集全体教师、学生开会，宣布因无法解决经费问题只好退职停课。

我放学后回到家中，告诉父亲学校因为没有经费只能停课了，父亲听罢默默沉思没有作声。第二天，父亲要我带他去学校面见裴老师。他俩交谈时我不在场，后来母亲告诉了我父亲与裴老师的谈话内容。父亲对裴老师说：“千万不要停课，今年我的收入太少，如收入多我定会立即捐赠款项。虽然我没钱捐助，但我仍可负责帮助学校筹款。”母亲告诉我这一经过的目的，一是告诉我可以继续读书上学了，二是发泄对父亲经常将家里的钱借给困难的群众，却造成自己家不富裕的怨气。特别是这次本来家里没有钱，却又答应为学校筹款。

学校的经费终于得到解决，而经费却是来源于一次公开的募捐义演。刘绍复、宁匡烈、任作国等同志都是中共党员。马占山将军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在江桥抗击日寇前，宁匡烈任马占山将军的秘书。这几名同志率工作队协助马占山发动抗击日寇。敌人侵占齐齐哈尔后，马占山曾一度妥协。刘绍复、宁匡烈、任作国等同志与工作队进入呼伦贝尔，开始进行秘密活动，其目的是“易帜抗日”。“易帜”内容就是撤销伪满五道旗，要悬挂中国国旗。9月27日，满洲里、扎赉诺尔两地首先开始抗击日寇。10月1日，在海拉尔召开了万人大会之后，工作队就于呼伦贝尔各地进行公开活动。我知道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都有党的工作队，其工作任务：一是宣传抗日主张，二是组织抗日救国会，三是筹集抗日经费。在扎赉诺尔举行募捐义演，筹集抗日经费，裴老师负责举办了演出，我和五名男同学、四名女同学也一起参加了这次演出。

公开募捐和文艺演出筹集到一定的经费，工作人员将筹集到的经费拨付一部分给学校。我还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举办的晚会，裴老师正式被选举为扎赉诺尔抗日救国会会长，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主持会议的同志可能就是党工作队的领导人。主持人讲的中心内容就是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救国会。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它就要发动侵略战争。日本首相（指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申诉：欲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满洲，欲征服世界，就要先征服中国，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三部曲。先侵占东北，而后就要灭亡中国。侵占中国后还要发动世界战争。中国当局头目（暗指蒋介石名字）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这是错误的。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人就要奋起抗日，为了宣传和发动人民抗击日寇侵略中国，就要成立抗日救国会……父亲听我讲完后异常振奋，因为这和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所持观点相同。父亲对我说：“讲得好，人民应该响应这个号召。”

父亲还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日本是帝国主义吗？”我回答：“因为日本国领导者是皇帝，所以说日本是帝国主义。”父亲说：“美、英、法国家的领导者是总统，不是皇帝，也不是国王，那也是帝国主义。因为日、英、美、法等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就要发动侵略战争。”当时我年龄小又没学过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只能大概记着这些常识性的知识。

我父亲文化程度很低，不能说一字不识，但基本上是个文盲，家中也没有政治书籍，但他能解释出“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和内容，也了解“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和依靠美联政府解决日寇侵占东北现状不会有效”这些观点，我分析应该是与中共党员对他的教导有很大关系。

与二卡少校的友情

二卡是中苏边境交界地，二卡一名少校的姓名我忘记了，我称他为叔叔。原来他和我家并不相识，1929年，奉军与苏联于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三地发生战争，战后扎赉诺尔小学未有开学上课，二卡少校的弟弟和我都到满洲里上学了，我俩住宿在一个朋友家中，但吃饭得去饭店。二卡少校家里人口较多，家庭开支较大。所以少校就不能按期向饭店交款，他弟弟吃饭也就成了问题。

二卡少校了解我父亲与饭店老板是朋友，他就带他弟弟到我家求我父亲给予帮忙。在我父亲的帮助下，他弟弟在饭店吃饭难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因此少校与我父亲成了朋友。少校夫人、妹妹等人经常到我家和我母亲接触，我称呼少校夫人为大婶，称呼她妹妹为姑姑。

有一次都统府赵副友到我家见我父亲，讲起二卡士兵将牧民丢失牛群扣押一事。赵副友和牧民虽然采取措施从二卡士兵那里赶回了牛群，但是仍然气愤难平，要乘车去齐齐哈尔代都统府向黑龙江政府告状。见此情景，我父亲赶忙替二卡少校求情，介绍与少校是好朋友关系，既然牛群赶回来了，请求原谅二卡士兵的行为。在我父亲的介绍下赵副友见到了二卡少校，他仍气愤地说：“吴殿臣是我的好朋友，他给你求了情，我不去告状了。”二卡少校非常感激，当天请我父亲和赵副友到他家去做客。从此二卡少校和我父亲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1932年10月，苏炳文宣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二卡少校调往扎赉诺尔任驻军营长。12月部队退往苏联时，少校要我父亲率全家与他家结伴退往苏联境内，我母亲同意全家出境，但我父亲非常固执坚持不走，结果惨遭日寇杀害。

我家疑似党的接头点

赵松同志在党史办工作时，曾在《呼伦贝尔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表述：“1928年，为参加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有两名党代表前往满洲里住在姓吴的家中，第二天向东至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出境去莫斯科。”

满洲里火车站在市区东南侧，去火车站应该向南走。扎赉诺尔火车站在街区东侧，从我家去火车站必须向东走。我看到这里感觉这两位代表乘车去莫斯科换乘地点可能是扎赉诺尔站，而住在吴家似乎就是我的家。

苏联革命成功后，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出境往返难度并不大，我曾经目睹有人到过我家而后去了苏联。有的人乘火车去苏联，也有的人是从二卡边境越境进入苏联的。那么，来我家再乘火车去苏联的人员中是否有这两位“六大”代表呢？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苏联的人走之后，父母讨论了是否送我去苏联求学。我父亲说苏联国内有个大学招收中国学生，等我中学毕业后就将我送到苏联求学。可我母亲舍不得我，坚决不同意。我长大参加革命后，从学习革命史中了解到苏联曾有过中山大学。当年父亲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呢？是否中共去苏联人员与父亲接触中向他介绍的苏联大学招收中国学生的情况呢？

父亲惨遭杀害后的时局动向

我父亲吴殿臣被捕之后即刻被杀害，母亲毫不知情还到处奔走，请求若干有声望的老板出具保证书，要求日本人释放我父亲。大约在我父亲被杀害的两个月后，有人主动介绍一位日本女人来与我母亲见面，并讲这个日本女人有能力，她能把我父亲担保出来。而后，这个日本女人多次来我家与我母亲攀谈，并说她已向满洲里日本军官递交了保释书。而我母亲寻找到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却说：“你丈夫已经释放出去了。”我母亲说：“释放怎么没有回家？”日本人蛮横地说：“他到何处我们怎么知道。”这时候母亲感觉到父亲可能已经被杀害了。

后来有人帮助分析日本女人到我家里与母亲接触是为了挖根摸底，继续追踪出父亲的线索。可这个日本女人经过几次接触看到我母亲纯粹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我又是个才11岁的孩子，根本得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就放弃追踪不再来我家了。

我母亲早就知道，住在齐齐哈尔的任某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而且任某有不少晚辈均在苏联工作。有一次，在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列车上，我的一个邻居与任某的侄子坐在了一起。列车行至博克图站，任某侄子下车与站长打招呼，站长对他非常热情，并将补给的食品送到车上，供任某侄子食用。当我家邻居露出惊讶目光的时候，任某的侄子解释说，原来他是苏联军队的一名情报工作者。1945年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军开战前，他就化装成伪满人，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之间探索敌情，通过密电向苏军汇报。现在圆满完成任务，就赶回苏联了。在博克图他拿出苏军证件交给站长，站长才这样以礼相待。

当任某侄子知道我家邻居是扎赉诺尔人，而且与我家为邻时，还兴奋地谈起他伯父任某和我父亲吴殿臣的朋友关系，十分关切地询问在我父亲被杀害后家中还有什么人，他还打算在扎赉诺尔下车，要求我的邻居带他到我家里探望我母亲。火车快到扎赉诺尔时，任某侄子改变了主意，他对我的邻居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就不去了，你这位邻居老太太是我‘妈妈’，请带我问候她！”竟然与我母亲未曾谋面却直呼“妈妈”，这里面似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我与弟弟在1936年逃出扎赉诺尔，回到河北原籍后不久就参加革命，加入党组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不断成熟起来。1943年，我受到党组织委派重新回到家乡扎赉诺尔开辟地下隐蔽工作。几十年革命工作生涯，使我成为党的一名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每当想起父亲时，总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革命者，与党有着某种秘密联系，而且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些积极工作，最后惨死在日本人枪口之下。写出以上几段经历，以告慰和祭奠父亲吴殿臣。

 （本文写于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