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岽遐

 

 

满洲里国门景区六大展馆内还原中共六大会议场景

 

 

满洲里国门景区红色秘密交通线遗迹

 

满洲里国门景区红色展厅里还原的红色交通站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在莫斯科近郊举行的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六大代表瞿秋白

 

六大代表周恩来

 

六大代表苏兆征

六大代表蔡和森

六大代表李立三

 

 

 

 

内蒙古自治区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地处中俄边境，被誉为连接欧亚的“大陆桥”，在中国同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贸易往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的满洲里高楼林立，商贸旅游繁荣。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站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交通站”，尤其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六大代表中有100多名都是从满洲里前往苏联的。而今，沿着满洲里整洁宽敞的街道徜徉，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重大事件。然而，只要查阅史料，那远去的历史便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是被派到苏联学习、工作，大多是由满洲里出境。当时中、苏两国已断绝外交关系，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张作霖下令严防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封锁了中苏边界，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满洲里中俄边境上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地方都有密探，以“严防中俄‘赤色分子’出入中俄边境”。尽管如此，相比内地其他地方，满洲里地区的反动势力还是弱一些，加上紧靠苏联的地理位置，因此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成员来往中苏的重要通道。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中共满洲省委在这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凡有中共和共产国际人员从哈尔滨方向来到满洲里并要从这里过境，满洲里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都要与设在苏联奥特波尔（后贝加尔斯克）的苏联国家保卫部门联系，他们常常会派在满洲里火车站的一个以扳道工为掩护身份的苏联交通员把来人送上苏联境内交通站派来的马车，然后越境去苏联，有的时候则需苏联交通员带领他们徒步偷越国境。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曾护送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此出入国境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部分中共六大的代表也是在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赴莫斯科参会。

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3月，共产国际来电，经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在100人至110人。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对出席代表人选资格、代表人数、出国路线等做了详细研究。代表人数确定为120人至150人。

远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都是党内的主要负责人，白色恐怖开始后，他们都是国民党重点通缉的对象。因此，代表们如何按期到达莫斯科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安全起见，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在内的与会代表乔装打扮，假道东北分批起程，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入境苏联到莫斯科。由于这条路线恰好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因此也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当时，六大代表去苏联确定的路线是：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被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去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进入苏联境内后，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哈尔滨-满洲里或绥芬河的路线。走这条路布满荆棘、危险重重，无疑于赴汤蹈火。一路上，代表们经常被国民党和张作霖的军警特务以及日本警察暗探跟踪盘查，稍有不慎就有被捕的危险。

在保证六大代表安全抵达莫斯科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大力的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尼特凯维奇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坐镇边境线上，具体负责指挥护送代表路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中央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在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保证代表们安全过境。

经过一系列的险象环生，有近百名代表先后抵达了满洲里。在满洲里，代表们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周密的接待。

最典型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路上两度遇险，在满洲里顺利过境。邓颖超后来专门撰写了《一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只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手提箱，由上海动身赶赴莫斯科。周恩来留起了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家庭主妇打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险情。周恩来夫妇乘坐的轮船刚一停靠在大连码头，就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几个人的盘问，敌人从身份开始盘问一直问到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都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敌人索性开门见山地质问他是不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编了个假名字，并说是去找他叔父的，才得以脱险。眼见盘问不出什么来，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敌人只好放了周恩来。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周恩来夫妇当天下午就离开大连，坐火车到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看望叔父。在吉林叔父家停留两天后又辗转到达哈尔滨，在火车站等到李立三，并通过李立三把关系接上，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才进入苏联境内。

瞿秋白也是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从上海出发，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到达满洲里后，在共产国际地下交通员的安排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

六大代表唐宏经曾回忆：“我与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在满洲里分别坐上了苏联人的两辆马车，马车夫让马车走些没有路的地方，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西，最后马车从一条通往苏联的火车道下面的水沟穿了过去，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了中苏边境，在一所小房子前面停了下来。马车夫下了车，对走出来的一位苏联人说了几句话，这位苏联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几个小时的休息之后，他安排我们坐上了当晚开往赤塔的火车。”

1928年，李立三、蔡和森、项英、关向应等六大代表也是这样越过国境线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

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当时东北的白色恐怖很厉害，特别是大连，在日本人占领下盘查得很严，许多六大代表在大连都遭到盘查和扣押。同我一起走的有三位代表，有李文宜（罗亦农的爱人），还有两位男同志，一个是四川人，另一个是湖北人。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们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信以为真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了下来，我们才在车站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吃。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江滨公园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这家只有夫妇两人。这时候，因为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做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有困难，组织上就临时决定让我留在哈尔滨帮助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当时哈尔滨负责护送六大代表工作的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得很流利的朝鲜族同志和一些其他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是由朝鲜族同志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并找个地方住下，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 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检查，我和每个来的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里。记得那是个平房（或许是一楼），代表睡在里面床上，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我住在这里平时是不上街的，因为口音不对，怕出去惹麻烦，所以当时吃饭都是由同志给买回来吃，有时买饭不及时，我女儿就饿得直哭。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个多月，哈尔滨地下党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1928年5月，我最后一个离开哈尔滨，6月份到达莫斯科时，会议已经快要召开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岁月无痕，90年雪雨风霜的洗礼，并未抹去莫斯科郊外那幢老式建筑里留下的珍贵记忆。为丰富红色旅游内涵，满洲里市在国门景区内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投资建设了以中共六大为主要内容的红色纪念馆，将当年在莫斯科近郊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银色别墅召开六大会议的会址复制到满洲里国门景区，让后人能常来这里重温历史，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顽强不息的信念和勇气。在尊重历史原貌，注重建筑的特色，做到仿旧如旧的基础上，六大纪念馆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以实物、影像等多种方式，包括还原中共六大会议场景，展出六大文献资料、照片、腊像人物模型等，不仅翔实地再现了中共六大的历史，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为满洲里市弘扬光荣革命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的先进性教育提供了载体，让这一红色遗址珍藏的久远红色记忆重新焕发出了昔日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