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淑芬

 

 

丁国基、李景霞夫妇于1971—1983年居住的石头房。（2003年摄）

 

丁国基、李景霞夫妇居住石头房历史街区原貌。（1903年摄）

 

 

丁宝金与孙辈们合影。（1976年摄）

 

 

张春燕与孙辈们合影。（约1978年摄）

 

 

丁宝金与孙辈们合影。（1967年摄）

 

 

丁宝金、张春燕夫妇与侄子丁国基、侄媳李景霞及孙辈、重孙辈合影。（1983年摄）

 

 

李景霞老人与晚辈们合影。（2018年摄）

 

 

父亲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和母亲的辛苦付出分不开的，母亲是父亲最称职、最体贴的贤内助，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母亲独自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1965年，我刚刚出生后，全家就搬迁至道南一道街木刻楞房居住了。

1968年，我的小妹丁淑红出生了，母亲默默承担着抚养我们六个孩子的重担。

1971年，我们家又迁入道南三道街俄式石头房居住。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去过农业社、造纸厂做零活。后来又去居民委员会工作，不求回报地为居民们排忧解难。母亲开朗乐观又喜欢音乐，有着歌唱的天赋，她是居委会的文艺骨干，时常参加满洲里铁路地区文艺演出，为丰富铁路地区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

1966年，38岁的父亲踌躇满志，正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都出现了混乱局面。

1968年，父亲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内人党”的帽子被隔离审查。那一年大姐丁淑敏刚刚14岁，小妹丁淑红还不满一周岁。大姐是在铁路地区俱乐部召开深挖“内人党”大会现场亲眼目睹父亲被抓走的，她回到家里失声痛哭，年纪尚小的大姐还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眼前发生的事让她觉得无颜面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母亲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要相信你们的爸爸，他是个好人，他们抓错人了，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父亲被关押了一百多天，他每天将一根火柴棍装入小盒里，以火柴的根数记住被隔离关押的天数。父亲想念我们，母亲就领着我们去看望父亲，看到父亲脸颊消瘦了，白发也多了，全家人心疼啊，真是担心父亲能否会撑下去。当时家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顶梁柱。父亲每天在里面就是写那些莫名其妙的检查，并时常被“揪出来”批斗，哥哥亲眼看到父亲站在用粉笔画的圆圈内哈腰挨批斗，圈里写着“打倒丁国基”几个大字。父亲是被他人无端地“咬”出来的，他被隔离之后受尽折磨，彻夜不得安宁，就是在刑讯逼供下，他也不肯“咬”出任何人，他不想让无辜的人和他一样挨批受罪。无助的母亲既要抚养照顾年幼的六个孩子，又要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内心又牵挂着父亲的安危。那段时间母亲的言语少了，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丈夫被关押一百多天，对于一个35岁、日常里高高兴兴等丈夫平安回家的年轻女子而言是何等的恐惧，何等的煎熬。但母亲坚信，父亲就是好人，绝对不会害人。至今每当母亲讲起这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慈祥的父亲，更是宽厚待人、开朗豁达的长辈。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了许多委屈和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仍能坦然、乐观地面对人生，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

1969年父亲恢复了工作，担任满洲里铁路换装作业所所长职务，他依旧保持着正直、朴实和宽容的心态。父亲身边有名干部在“文革”时期对他有过激行为，一位叔叔跑到我家劝说父亲：“曾拳打脚踢迫害过你的人怎么还能留在你身边，再来运动怎么办？”父亲和颜悦色、心态平和地对这位叔叔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计较这些干什么，谁还没犯过错误呢！大家都是政治风暴中的牺牲品，这个人有工作能力，相信他会努力工作的。”

父亲对待职工无微不至，经常利用节假日看望慰问单位职工及家属，自己的孩子生病住院却没时间陪护。父亲对子女管教十分严厉，记得大姐结婚时送嫁妆，我们非常希望父亲派辆公车，父亲却让我们用小推车将嫁妆送过去。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父亲千方百计想办法，动员各方面力量，克服资金紧张等困难，先后给职工盖了七栋住宅，他却把自己应分得的那套房子让给了一名更困难的职工，家人、邻居都不理解，埋怨父亲说：“难得盖房子，该分得的你不要，你图个啥？”父亲倔强地说：“就图大伙儿乐呵。”就这样全家八口人只好挤在两间不足35平方米的旧平房里。单位职工深受感动，自发来帮忙，在原有旧房门前加盖了一个“门斗”，缓解和改善了我家紧张的居住环境，哥哥就“独居”在夏季闷热、冬季透风的“门斗”里。记得有一年学校开运动会，不少同学家长都给孩子带些零花钱，我就跟父亲说也想要几毛钱，天热时买根冰棍、买瓶汽水，父亲就是没给，他让母亲用凉水对点小苏打和糖精给我勾兑了一瓶汽水，每每想起这些事情，我心里总感觉很酸楚。父亲的生活是节俭的，虽然是单位领导，却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1973年，父亲参加口岸联检单位接待越南大使吴船和朝鲜果树代表团来满访问活动时，不得不向别人借了一套中山装，心灵手巧的母亲在领子的里面做了个白色假衬衣领。父亲很勤劳，每逢春播季节都要带领我们兄妹在自家的菜园子里精心劳作，种下土豆、豆角、大蒜、西红柿、玉米等菜种，并告诉我们要想改善生活，就要脚踏实地辛勤劳动。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学会了播种，同时也收获了劳动的喜悦，懂得了劳动的内涵和勤劳的真谛。父亲一双鞋能穿好几年，补过的袜子破了还要母亲补好继续穿。父亲处处精打细算，也决不允许我们浪费一分钱，但是单位谁家老人生病了、谁家生活困难了，父亲总会慷慨解囊，毫不吝啬地去帮助。有一次，单位职工的妻子患急性肠梗阻，急需A型血，父亲便献出200CC的血，解决了燃眉之急，确保了这名职工家属手术的顺利进行。

父亲每天在单位忙碌，几乎没有正点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忙得中午从不回家，母亲把饭菜做好，不是父亲清晨上班自己带上饭盒，就是中午让哥哥或姐姐将饭菜送到办公室去。每天下班又很晚回家，母亲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从未有过怨言，父亲的这种作息时间已经常态化。那时我还小，记得又是一个星期天，正常来说作为所长的父亲应该是休息的，可是父亲操心油库换装工作，就放弃了自己休息时间，去单位一线指挥作业，都中午十二点多了，父亲还没有回家吃饭，家里只有母亲、姐姐和我，母亲说：“你爸爸胃不好，过了吃饭的点儿就会胃痛，工作没忙完他是不会回家吃饭的，你们姐俩给爸爸送饭去吧！”我高兴地蹦了起来，连连说：“好呀，好呀，我和姐姐给爸爸送饭去喽！”母亲嘱咐姐姐：“外面天冷路滑，路又远，又要穿过铁道，一定照看好妹妹，注意安全，早去早回。”母亲帮我穿好衣服带好围巾和小手套。我是第一次去父亲工作现场，刚出家门还是非常开心的，走了一段路就觉得寒风刺骨，路又不好走，在通过铁道线的时候摔了跤，心里委屈地哭起来，姐姐一会儿背着我，一会儿哄着我，好不容易走到父亲单位，远远看见父亲高兴地喊着：“爸爸、爸爸……”父亲惊讶地从换油台上跑了下来，用他那满身油渍的皮袄将我裹在怀里，心疼地亲吻着我冻红了哭花了的小脸。那时我虽然还不懂事，但从爸爸的眼神里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安。此刻正是驻守油库的解放军警卫战士换岗时间，父亲把我们姐俩交给解放军叔叔，委托他把我们姐俩安全带回家。

爷爷丁宝金、奶奶张春燕虽为父亲的叔叔婶婶，但父亲从小就在叔婶身边长大，视两位老人如同亲生父母一般。父亲调来满洲里工作后，虽然生活拮据，但始终坚持给爷爷、奶奶汇钱，以报答养育之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丁宝金与奶奶张春燕时常从黑龙江省东宁县来满洲里探亲，他们时刻惦记着父亲、母亲的工作与生活，看到我们这几个孩子茁壮成长分外高兴，并同我们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合影照片。

平凡的人生经历炼就了父亲朴实的生活态度、正直豁达的品格，使父亲与儿孙、邻里们相处和睦，一辈子与世无争。即便是在病重期间，父亲也没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在父亲眼里，金钱、名利、地位都是过眼云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过平淡的日子心里最踏实。

母亲的音乐天赋遗传给了我们，大姐丁淑敏能歌善舞，是市柴油机厂职工大合唱的领唱和指挥；二姐丁淑华在铁路医院工作，三姐丁淑芳在铁路换装所工作，她俩都是单位文艺演出的独唱演员；哥哥丁树文从上小学就是校演出队的成员，二胡、小提琴演奏音色纯正，几乎达到了专业演奏员的水平；我与小妹丁淑红曾分别在多家企业做财务工作，也都是单位的文艺骨干。感谢母亲对父亲工作的默默支持，感谢母亲将我们六个子女悉心抚养成人。

时光流逝，生死无常。1984年6月21日父亲离世，享年57岁。父亲这一辈子为了国家付出了太多，自己没享过什么福，在承受了很大的委屈之后，依然扛起了国家口岸铁路进口换装的重任，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计较名利，不计较得失，用无私的大爱温暖着身边的人，用自己的言行教育着儿女们。父亲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是甘于奉献的一生，是舍家为公的一生。父亲一直教育、指引我们像他一样成为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激励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几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我们的儿女也已成家立业，陆续有了下一代，母亲欣慰地生活在四世同堂大家庭的怀抱中。亲爱的母亲，我们爱戴您、孝敬您，一定让您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更加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