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木铺位于五道街91号
□王铁樵

杨氏家族住宅(1920—2000年)暨五道街与通河路西北角往西俄式建筑,兴建于20世纪初叶,2000年被拆除。(1992年摄)

杨氏家族住宅暨西侧俄式建筑。(约1985年摄)

杨福源(生卒1883—1941年)、杨原氏(生卒1884—1973年)夫妇。

杨氏家族住宅。(约1985年摄)

通河小区2号综合楼,兴建于2000年9月,竣工于2001年9月。临街一层门市为商贸鞋城。(2010年摄)

杨占山与赵素琴新婚合影。(1938年摄)

杨占山(约1942年摄)

赵素琴(约1942年摄)

杨满山(约1961年摄)

刚正坤(1966年摄)

王汝楫(约20世纪50年代摄)

杨素贞(约20世纪50年代摄)
杨福源,1883年1月9日出生在山东省掖县岔里孙家村,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小学会了木工的手艺。1901年,18岁的他与比自己小一岁的原姓姑娘喜结良缘。妻子杨原氏1884年9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凤毛寨原家村,孙家村与原家村相隔仅7.3公里。1902年左右,杨氏夫妇生育了长子,1905年长女出生。约1906年,刚刚步入弱冠之年的杨福源、杨原氏夫妇携带一双儿女追随着闯关东的民工潮一路打工来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时年正值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期,中心枢纽站哈尔滨秦家岗火车站刚刚落成,木工活计比较多一些,于是,杨氏一家稳定下来以木匠手艺打工为生。约1907年次子杨玺山降生,1909年次女杨素贞降生,约1915年三子降生。不幸的是长女、三子先后生病夭折。长子渐渐长大成人,为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也跟着爸爸学徒当上了木工。约1919年哈尔滨修建一座木制桥梁,杨福源与大儿子一起被招工加入到修建木桥的施工队伍中,每天起早贪黑,在炎炎烈日下辛苦劳作,累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可谁能料到,就在大桥即将竣工之际,大儿子在桥上干活时由于疲劳过度,脚下一滑不慎从空中跌落惨死在桥下。痛失两儿一女成为杨福源、杨原氏夫妇心中一生的伤痛。命运多舛,1920年,鼠疫肆虐横行,杨福源的妻子杨原氏又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经过紧急救治才得以缓解,侥幸闯过了这一关。睹物思人,杨福源决意离开哈尔滨这个伤心遭难之地。夫妇携次子杨玺山、次女杨素贞举家继续沿中东铁路西行,来到了边境站满洲里。
在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满洲里,经多方打听,杨福源、杨原氏夫妇买下了海拉尔街(五道街)与旱獭子街(通河路)西北角往西的一栋俄式砖包坯的安博拉(俄语“加工厂”),即后来的五道街91号,杨福源在这里开办了杨家木铺,从此揭开了杨家八十多年的家族历史。杨福源买下的这栋俄式库房有七十多平方米,东西两面山墙分属两家邻居,只有临街门面和后墙属于自家房产,他用胶合板间壁成前店后宅,临街开办木匠铺,全家居住在后面临近大院内一侧。杨家木铺以做棺材为主,也承揽一些房架子、门窗套、牧区勒勒车等大件木工活。为了招揽生意,杨福源会经常在临街门前摆放一口棺材,以便看样定制,时间一长,市民们都习惯地将杨家木铺俗称为棺材铺。
木工活计不断,收入略有保障,一家人过上了平静、稳定的日子。1921年和1925年,杨福源、杨原氏夫妇的四子杨占山、五子杨满山均出生在这栋房子里。亦在1925年,16岁的女儿杨素贞与通晓俄语的20岁青年王汝楫完婚,次年生下长女王士敏。这期间,1923年,满洲里铁道南由苏联人设计开始兴建大白楼这座哥特式建筑,杨福源与众工友到工地做木工活计,整个工程的门窗制作都是出自于杨福源和他的工友之手,直到1926年大楼竣工。杨福源、杨原氏夫妇的次子杨玺山没有学习木工手艺的兴趣,执意到鸿泰和商铺吃劳金当了店员。可不幸的是商号失火,洋蜡点燃了棉花包,杨玺山被活活烧死。又一次经历了最惨痛的生死离别,杨福源越发体会到世事无常和亲情可贵。转过几年,杨占山、杨满山哥俩相继有了上学的机会,只是占山立志较早,刻苦读书,而满山有些淘气,玩耍的心思更多。读了几年书卷,由于家境熏陶,自1933年杨占山开始跟爸爸学徒干上了木匠活。1938年,杨满山小学毕业后也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木匠活。这期间,杨福源携两个儿子参加了五道街71号奶奶廟(后土行宫)的修建,父子三人几乎包揽了门窗等所有木活的加工制作。
男大当婚,1938年,18岁的杨占山迎娶了16岁的海拉尔姑娘赵素琴。岁月如梭,转眼间八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已96岁的赵素琴老人面色红润、思路清晰,腰板依然硬朗,与笔者见面彬彬有礼,唠起往事侃侃而谈。她说道:“1938年,我娘家是既嫁闺女又娶媳妇,我娘在海拉尔家里操办着给我哥娶媳妇,正月初八,我爹就领着我来满洲里找婆家。我本身年龄小,不愿离家出嫁,揣着这种心思与杨家人见的面,所以,谈起嫁妆就漫天要价,开口就要四个戒指、一身旗袍,心想人家肯定给不起。可没想到人家看中我了,满口答应即时兑现,就这样我嫁给了杨占山。那时候,占山的姐姐、姐夫过得挺好的,因为姐夫王汝楫是俄语翻译,手头有一些富裕钱,当时就资助了我俩这门亲事。”赵素琴老人深情回忆:“刚嫁到杨家那时就是想娘家,心里怨恨爹娘怎么这么狠心将我嫁到了这个地方,满街都是苏联人,看不到几家中国人。开始那一年回海拉尔娘家四五趟,婆家稍加阻拦我就使劲哭,弄得全家人拿我没办法,只得随我。当年我怀上了大闺女,马上就要生的时候,丈夫急忙跑着去找接生婆,可偏偏急中生乱,引起日本人疑心,丈夫被抓去关押起来,好说歹说才被放出来,幸亏没事,大闺女也顺利出生。我婆婆(杨原氏)给她取名叫‘冲解’,意为这个意外之事已‘冲’了,也‘解’掉了。1940年,我的二闺女杨桂香也出生了。”
1941年,杨家木铺发生了一桩大事件,从此将杨占山推上了子承父业、当家作主的人生舞台,成为木铺的掌门人。当时,杨家木铺的活计已经延伸至周边草原,在新巴尔虎右翼旗的呼伦湖边制作打渔船。正赶上日本人中野在呼伦湖岸边修建打渔的房子,杨福源就联系商号,召集一些工友包下了这个工程。可房子盖完了,中野却以种种借口死活不给付款结算,在那个中国人做亡国奴的年代里,也只能忍气吞声地不了了之。可是工友们拿不到工钱急得团团转,大家结伙多次到杨家催要工钱。杨福源一股火上来发起高烧,就此卧床不起,仅三个月就撒手人寰,7月21日病逝,享年58岁。杨福源老人尸骨未寒,诸商号和众工友就来到杨家聚会,商议如何了结这桩拖欠的工程款及材料款。大家在议论中提出要吃“大片肉”的做法,时年21岁的杨占山还不懂吃“大片肉”的含义,商家解释道:“吃‘大片肉’就是你们全家净身出户,住房连同屋内家具物品对外出售,卖的钱用来偿还工钱。”杨占山一听急忙说:“大伯、叔叔们,你们吃了‘大片肉’,我老娘拖家带口到哪儿去住?父债子还的道理我懂,求你们可怜我一家老小吧,宽限几年容我分期还给长辈们。”工友们被杨占山这个年轻后生的一番话感化了,不但收回了吃“大片肉”的想法,而且继续将木材等原材料赊账给杨占山,让他东山再起。杨占山不负众望,挑起了掌管木铺的担子,他诚实可信、干活利落,在苦心经营木铺的同时也时常到外面打打零工,到饭店烧开水、刷碗碟,进而帮厨,连改刀带上灶,时间久了,遇上红白事忙活几桌可谓小菜一碟。给居民住户更换窗玻璃更是一绝,割玻璃、上玻璃手法麻利娴熟。他也时常去为人家放粮,给粮店扛面袋子,干完活他将空面袋子收集在一起,再挨个使劲地抖一抖,将抖落的面粉装入小袋里带回家给老母亲食用。杨占山、杨满山哥俩在家里做木工活计常常忙到后半夜。就这样,一面到处挣钱,一面节衣缩食,杨占山终于不失信誉,在承诺的时间里逐一向父辈工友们偿还上工程款,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至此,诚实守信和与人为善成为杨家的家风基调。
男人在外挣钱打拼,最长者女人操持家政、管理儿女后代是当时社会家庭的普遍管理方式。杨氏家族最长者杨原氏老人精打细算管理着全家日常的开销。杨占山、赵素琴夫妇的长子杨振东于1943年出生,三女杨香解于1945年出生,次子杨振海于1947年出生。此间,杨满山娶刚正坤为妻,生育两个孩子,一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赵素琴配合着婆婆操持整个家庭,全家人穿衣吃饭的担子全部落到她一人的肩上。赵素琴老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伪满时期每人每月供应18斤带皮高粱,根本无法咽到肚里,只好与邻居陈家合伙买了一盘磨,把高粱磨成高粱面做馍馍吃。我管着全家人一日三顿的饭食,每天围着锅台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偶尔得空休息一会儿,也就在那时学会了吸烟。伪满时期发的布票买回的都是庚生布,很不结实,做成衣裳穿在身上一捅就是一个窟窿眼儿。”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进入满洲里。谈起这段历史,赵素琴老人印象十分深刻,她说:“子弹‘嗖嗖’地就在天上飞呀!最先入境的是正规的红军,再进来的就有老白党的残余,见到东西就抢,胡作非为。有一晚木铺点着大灯泡正在加工制作人家定制的棺材,听到苏军白党砸门声音,占山一个箭步上去关掉了灯,全家人趴在后屋不敢出声,外面两扇大门底下的两块门芯板被砸掉后,苏军白党发现里面还有一层木门才不甘心地离开。当时我刚刚生下三闺女,还在月子里。中国人也出现了抢日本人商店的行为,当时叫‘抢洋捞’。成批的兰司令布被人扛走,有人抢到了日本人军用毛毯,不敢收都扔到河里去了。也有人在被打死的日本人身上扒衣服,用绳子套在自己和尸体的脖子上,拎起来就往下脱衣服。我当时带着三个闺女跑回海拉尔娘家,又逃到昂昂溪躲避战乱。这些事现在想起来还直打哆嗦。”
1946年9月,共产党接管满洲里政权,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杨满山于1948年参加革命(1948年9月至10月参加满洲里市工人训练班),1949年加入公安队伍。杨占山仍然苦心经营着杨家木铺,带着徒弟桑居生将老房子改造一新,临街门前的雨搭重新搭建,整个房屋顶棚的铁瓦盖都挑开了,房顶换上了新铁皮。从多灾多难旧社会步入新中国,杨占山满怀信心地摆开了大干一场的阵势。
照片提供:王国志 摄影:王金堂、杨松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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