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之碑”正面。（1982年摄）

 

誓之碑”背面。（1982年摄）

 

国境警备纪念章正面。

国境警备纪念章背面。

 

作者仔细观赏“满洲里国境警备纪念章”。（2017年摄）

 

作者与王瑞华重新寻觅到“誓之碑”的踪迹。（2017年摄）

 

残存的日军志波部队头发连名簿。

 

残存的写在头发纸袋上效忠天皇文字。

 

 

残存的日军头发纸袋注明文字之一。

 

残存的日军头发纸袋注明文字之二。

 

残存的日军头发纸袋注明文字之三。

 

□江平  

1982年夏秋时节，满洲里市公安局接到一放牧羊倌报告，在位于市区东北处即电视路北山上（原广播电视塔附近），发现了被几个小孩儿推倒的一块石碑，并挖出一个木箱及一些纸袋。我公安人员立即用车将石碑和木箱拉回局里处置。

石碑被放置在市公安局后院的篮球场旁边，依稀可见石碑的正反两面都有凿刻的字迹，但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实在是辨认不清了。所以，市公安局领导决定让五科负责对石碑做技术处理。石碑约有1.1米高，上窄下宽呈梯形（上0.3米、下0.6米），石料是就地取材，表面凹凸不平，字迹显然是汉字。后来发现在太阳西下时能辨认出一些字迹，五科马耕耘科长和我马上找来了毛笔和墨汁，利用夕阳照射的阴影描出了碑文。碑文是繁体汉字，石碑正面有三个大字“誓之碑”，石碑背面是竖版汉字，碑文内容是：“镇西山上埋我等将兵之头发，建碑宣誓词以表示为护国之础石之碑XX者也”（X为模糊不清字迹）。落款的时间和日本军队名称为：昭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松尾部队、志波部队，木林队、井上队、椎木队、牟田队、江队、住江队。由于当年缺乏历史文物保护意识，这块“誓之碑”被拍照处理后，一直被当做一块普通石头压在市公安局后院篮球架子底座上，再没有人关注和留意它了。    

“誓之碑”原址地下埋藏的木箱呈长方形，木箱外表未有任何油漆涂刷，长约1米、宽约0.4米、高约0.2 米。我公安人员到达现场时木箱上盖已被玩耍的小孩儿用石头砸碎，箱内整齐地码放着纸袋，约有200个左右。岁月流转，木箱饱受大自然的侵蚀，一少部分纸袋已经腐烂，一些短头发散落在木箱里。市公安局李副局长责成五科对木箱进行处置，科长马耕耘、技术员吕艳芬和我开始对这些纸袋进行登记拍照。纸袋是白色手工叠制的，规格与原老式信封相比要短一些，成沓摆放整齐。每个纸袋正面均用黑蓝钢笔划出表格，内容主要是四项：户籍（在日本的详细住址）、姓名、出生日期、部队番号。全部用汉字书写，而且字迹写得非常工整、流畅。打开几个破损的纸袋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人的头发，头发基本都是一厘米左右长短。我们对全部纸袋和头发进行了拍照，时断时续工作了两三个月，一共拍摄了若干个胶卷。此时已是初冬，马耕耘科长让我请示李副局长如何处理这些日本人头发，李副局长吩咐我扔到局址后院垃圾池里烧掉，我也就按照领导的意图执行了。

1986年11月，我调离了市公安局。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我愈发感觉到当年发现的“誓之碑”和日本军人的头发纸袋应该保存下来的重要性，对当年的举动感到遗憾与不安，也就只能寄希望于对纸袋拍成的那一批胶卷了，也曾回到原部门找过几次，均未能寻到。那块躺在市公安局后院的“誓之碑”也因市公安局两次搬迁而无踪迹了，唯一留下的只有一张“誓之碑”的碑文照片。

2015年3月，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多年来始终萦绕在我心中对“誓之碑”及日军官兵头发的寻找又一次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忽然想到或许在日伪时期的旧档案中可能有些线索，经过一个多星期翻查，最终发现“誓之碑”下侵华日军官兵的头发共39件作为样品还留存在档案里，档案详细介绍了发现“誓之碑”及日军头发的经过。为了增加和丰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内容，我第一时间将此发现呈报上级有关部门。中央有关部门答复，如能将“誓之碑”一并找到，形成一个日本侵华事件的完整罪证线索，可作为历史重大事件在中央媒体新闻中播出。但遗憾的是，由于“誓之碑”的失踪，此议题被下转到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2015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潘瑞春、王占争两位处长持上级有关文件来满洲里，正式接收了有关“誓之碑”的全部卷宗。对此，内蒙古电视台、满洲里电视台、《满洲里日报》均作了报道，使得这一桩侵华日军在满洲里犯下的罪证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公之于众，大白于天下，对于我这个当年发现与处置“誓之碑”及埋藏木箱的亲历者来说，有了些许安慰。

2017年初，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本人有幸成为会员，更增加了对满洲里历史文化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对日本侵占满洲里的历史有必要做更深一步追究与探寻。由此，再次萌生了对“誓之碑”罪证实物追踪的想法。可巧，满洲里市资深历史研究和文物收藏者王瑞华先生在研究会微信群里发了一张日伪时期国境警备纪念章图片，而这一金属纪念章铭文署有日军部队的名称，即“志波部队”“松尾部队”，令人惊叹的是这与“誓之碑”碑文落款日军部队名称一字不差，完全吻合。2017年10月的一天，在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王铁樵会长相邀下，我与王瑞华先生在历史研究会工作室见面了，相互交流有关日军占领满洲里时期的布防情况，并观赏到王瑞华先生带来的侵华日军国境警备纪念章，也自然谈起“誓之碑”丢失的遗憾。无巧不成书，此时，市文化局原局长吴铁英先生敲门而入，一听我们在议论有关石碑的情况，吴铁英马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即在满洲里市南区博物馆后院有许多石碑，似乎有“誓之碑”字样的石碑。我们对此将信将疑，因为毕竟36年的时光过去了，寻找到“誓之碑”的可能性太小了。但我还是有一种渴望、侥幸的心理，我们马上驱车赶往南区博物馆。博物馆后院大门没锁，我们见院内堆了许多石碑，大小不一。我来到院子的东北角，见到一块横躺在地上的石碑，上窄下宽的形状、表皮的颜色，这就是36年前曾经熟悉的那块石碑。当时我极其兴奋地把大家喊来，王铁樵、王瑞华、王旭都跑过来，几人齐心协力地将石碑竖了起来，“誓之碑”三个大字马上映入我们的眼帘。后来大家一起把石碑摆正放稳，让“誓之碑”这块侵华罪证再次重见天日。我看着这块曾经熟悉的石碑，虽然文字非常模糊，但我还是读出了大部分内容， “镇西山上埋我等将兵之头发，建碑宣誓词以表示为护国之础石之碑XX者也。松尾部队、志波部队。”当年那些侵略者们不知羞耻地把满洲里作为自己的国土，这块具有近80年历史的石碑浸透多少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血泪。

从1982年发现“誓之碑”及埋藏木箱，到2015年查索到存档的少许日军头发，再到2017年重现“誓之碑”，见到日军驻满国境警备纪念章，已经形成了1939年日军驻满洲里志波、松尾部队侵华的完整证据链。回到工作室，几人梳理、分析着满洲里日军因何而立“誓之碑”的历史缘由，王瑞华先生说：“1939年5月至9月，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中蒙边境上爆发了一场苏蒙与日满的大规模战争，即‘诺门罕战争’（苏蒙方称为‘哈拉哈河战役’）。1939年7月，诺门罕战争已经进入激烈的决战阶段，驻守在满洲里的志波、松尾两支日军部队首当其冲面对的就是苏联边境，为了迎击苏军从外贝加尔斯克方向突进满洲里，这两支日军部队一定是提前做了战事动员，并削发宣誓与苏军血战到底。为了激励官兵的士气，也为了保存官兵的头发档案资料，以便有朝一日回归故乡，这样才在东山坡上立了一块刻有‘誓之碑’三个字的花岗岩石碑，并将每名将士的削发纸袋装入木箱掩埋。这就是日军立‘誓之碑’的历史背景。”

王瑞华还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谈起了收藏这枚国境警备纪念章的过程。“2000年10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徽章交流评比大会’，偶遇海拉尔石油公司的范波先生。交谈中得知他有一枚满洲里国境警备纪念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鉴于这枚徽章的重要意义，我多次与范先生交谈，真诚终于打动了范先生，将这枚珍藏多年的徽章转让给我了。”这枚国境警备纪念章一面为“满洲里松尾部队、志波部队”字样和草原上蒙古包、骆驼、绵羊图案，另一面刻有满洲里、扎赉诺尔至海拉尔铁道线，海拉尔经甘珠尔庙至外蒙古两条公路线，这块区域略图就将满洲里国境与甘珠尔庙以南“诺门罕战争”主战场结合在一个总体战争布局之中了。满洲里日军“誓之碑”与“诺门罕战争”是同出一辙、密不可分的。据考证，志波部队和松尾部队的建制是大队（营级），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连级），木林队、井上队、椎木队、牟田队、江队、住江队即为连级建制。

日军侵华历史是应该永远铭记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经过36年的发现甄别，36年的追踪寻觅，终于比较清晰地整理出1939年日军驻满部队立“誓之碑”的史实。这一生动范例应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警示教育的实际教材，会对我们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特别是研究、挖掘日军于1932年至1945年侵占满洲里的史实起到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