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杨

1913年10月27日，我的母亲杨翠凤出生在山东省潍坊县杨家埠村，一个农民的家庭，外公杨义德早年曾赴俄国从事采矿、种植等劳务，挣到了一些钱后，回山东老家娶了18岁的外婆韩文英，买了地盖了两间房，过上了温饱的生活。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饥饿和疾病侵袭着百姓，母亲不满周岁的时候染上了天花，发高烧几天几夜不省人事，外婆到本村和外村求医问药也得不到治疗，误认为母亲没有救了，就将母亲扔到房后的柴火垛里。外公发现后对外婆吼了起来：“我的女儿没死，她没有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外公在旧社会算是老年得子，快40岁了才有了母亲，不论男女那是他心爱的孩子，他吼着、流着泪将母亲抱回屋里，搂在自己的被窝里，用身体给母亲取暖，捂出了一身大汗，母亲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外公欣喜若狂亲自给母亲喂米汤，就这样母亲有了好转，接着又到县城去治疗，甚至不惜跑到济南去求医问药。但天花是甲级传染病，在那个年代是根本无法治愈的，最终母亲脸上留下了天花的烙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憾和惋惜。尽管这样并没有影响母亲的容貌，她1.65米左右的身高，身材匀称，气质优雅，着装式样讲究，母亲作为杨家的第一个孩子总算把命保住了。 

疾病给人们带来贫穷，贫瘠的土地收成甚微，杨家过着朝不保夕、饥寒交迫的日子。生活的境遇促使外公再一次产生了出国谋生的念头。重返俄国，到他早年打拼过的地方去。再次闯关东不再是他一个人了，此行带上了家眷——老婆（外婆）、孩子（母亲）和内弟（外婆的14岁弟弟）。1915年，外公带着一家人沿着中东铁路过境，来到了俄国赤塔附近一个叫沙沃特的地方定居下来。

西伯利亚是一片广阔的地带，有广袤无垠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平原和未开垦的土地，这里人烟稀少但物藏丰富，由于中国人勤劳聪明给这里带来了种植和养殖技术，所以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虽然当时我们国家还很落后，但农业技术却比较先进。比如种土豆，俄国人把整个土豆埋到地里，中国人教他们将土豆切成块种，这样既能节省种子又可提高产量。西伯利亚地区寒冷，只能种马铃薯、大头菜、大葱、燕麦、玲珰麦（喂牲畜的），还有一点小麦。

一晃十年过去了，由于外公的辛勤劳动家里的生活基本富裕起来，从原来租的小房子搬到了附近较大的村庄，并买下了一栋小楼，还是石头和木头相间盖成的，人口也增加了，母亲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再加上舅舅，成了七口之家。在种田之余，外公用马车到城里拉脚，母亲的舅舅和外婆种地、养牛，同时，母亲也承担了部分的家务劳动，学会洗衣服、做饭、照看弟妹。入乡随俗，母亲也学着苏联人打列巴，很少蒸馒头，腌制苏联酸菜（用大头菜加胡萝卜切成丝装在缸里）。这时邻居的婆婆对外婆说：“你们家大女儿该上学啦，她应该受教育、学文化。”苏联人先进的文化理念，打破了外婆僵化的思想——旧社会“女人无才便是德”的老观念。于是11岁的母亲开始上学了，学校离家有20里路，需要穿过一条小河。苏联的学校10月份开学，西伯利亚已经很冷，有时甚至达到零下70℃，我无法想象当时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度过严寒的。母亲上学不到一个月就经常迟到，学校教师是神父，管理非常严格，迟到的学生要被打嘴巴，到走廊罚站，加上苏联的孩子欺负中国的孩子，母亲无法忍受这严厉的体罚，不想上学了。孩子还未懂受教育的重要性，外婆本来也没想让母亲上学，就这样母亲失去了学文化的机会。在苏联这片苍茫的大地上，村落彼此远离，与世隔绝一般孤独地散落着一个个小村小镇。一个女孩子在没人护送的情况下独自上学实属不易，最终母亲失去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十几岁的母亲很懂事，不去上学后就主动承担起家务劳动，和大人一样做些农活。在苏联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到了秋收的季节，漫山遍野地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似的燕麦和玲珰麦，小麦穗金黄金黄的，这一年是一个丰收年。劳动之余，苏联人载歌载舞拉起手风琴，在麦地里跳起舞来，母亲年龄小不会跳，也随着人群在麦地里乱蹦，那欢歌笑语打破了沉寂的土地，解除了劳动的疲乏，丰收的喜讯激发着人们向上的勇气和力量。

夏秋之际，母亲还跟随外公到贝加尔湖畔去捕鱼。在有湖岔子的地方，用铁丝网下到湖水里堵住湖口，再用笊篱捞鱼，湖里有鲫鱼和鲤鱼，还有少量的白鱼，这简直就像是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现代人是去钓鱼的，钓上一条都很困难，在这里是捞鱼，不用钓的，可以说有的是鱼。打回的鱼太多吃不了，母亲就和外婆一起将鱼洗净晒鱼干，留着冬天吃。每当母亲说起去打鱼的往事都很兴奋，因为贝加尔湖的辽阔、深邃和极致的美给人以震撼，这一生她都难以忘怀——满山遍野的紫色花和紫色花散发出的香味儿，白桦林静静的倒影在无边蔚蓝的湖水里。

1928年的秋季，母亲随外公和她的舅舅到镇上去卖大头菜，十五六岁的母亲俄语说得非常好，遇到疑难的事都是母亲去解决。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的黑暗统治结束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内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镇压反动势力、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对外抗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保卫新生政权，德国侵略者占领了大部分苏联领土，人民又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从欧洲部分驱赶流放的坏分子和白党留下的残余势力时而在各地流窜抢劫。母亲和外公及她的舅舅去卖大头菜时，有几个持枪的家伙上马车抢两麻袋大头菜不给钱扛起了就走，母亲的舅舅上前阻拦并和一个家伙厮打起来，母亲的舅舅长得身高体壮一身力气，再加上年轻气盛不给钱没门儿，厮打过程中枪走火打中他的右腹部（估计击伤肝脏），当即躺在血泊中身亡，这时从火车站方向跑过来一群士兵，当时称作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白匪见势不妙扔下菜逃跑了。两麻袋菜丧失了一条人命。外婆听说后，捶胸顿足撕心裂肺地痛哭，埋怨外公不该带自己弟弟去，每次都是母亲和外公到镇上或赤塔卖菜。母亲的舅舅还不到30岁，本来外婆拼命地给其弟弟攒钱，等到秋收后让弟弟回山东老家娶媳妇，安家立业不再回苏联，没想到他竟命丧苏联，出这种人祸，外婆感到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所以外婆从1915年出了家乡后，一生没有回过山东老家直到她去世（1979年）。我记得50年代初，我去外婆家，逢年过节时，外婆家厨房总看见祭奠外公的相片旁边还有个小牌位，现在回想那可能就是祭奠舅老爷的，他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

邻居有个叫基米的小伙子，知道了这件事后对母亲说：“不能这么就算了？到政府去讨个说法。”这个基米是母亲从小的玩伴儿，他大概18岁左右，在赤塔上中学，是基米领着母亲去赤塔政府找到了一个官员，他看母亲是中国人，问清原因说道：“镇压土匪是军队的事。”他耸了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把母亲他们打发出来。基米不甘心又去找了一趟，这次连门都没进去，出来一个像警察模样的人，挺胖，掐着腰吼道：“怎么又是你——小子想挨揍吗？不想挨揍给我赶快滚！”中国人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一条鲜活的生命犹如肥皂泡一样的消失了，不由得让我想起上海公园门口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弱国无外交。如今我们站起来了，再没有人敢欺负中国人。尽管如此，基米的举动体现出中苏两国人民的鱼水之情，但愿友谊万古长青。

苏联农业集体化，通过合作社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因是1926年以后，苏联出现粮食危机，1927年末召开苏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尽快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苏联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政策。规定没收富农财产，转为集体农庄公积金制度，因此在1928年至1930年之间，苏联从上到下逐步地落实这项政策，外公属于有房有地的富裕阶层，没收全部财产，一切充公，驱赶中国人。外公一家在西伯利亚这片土地上辛勤工作了近十七年，这里给了他们温饱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悔恨和痛苦，外婆带着悲伤而又有些留恋的心情，举家在1930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并定居满洲里。祖国虽然贫穷，但她永远欢迎流浪在外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

1931年春，外公家第六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四姨。四姨出生在满洲里，因此小名叫“满”。也在这一年，我的母亲在秋天嫁给我的父亲姜洪志。我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成长在苏联，她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深受苏联人的影响，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家里收拾的整洁干净。1932年和1933年我的大哥和大姐出生，用我奶奶的话说：“三儿媳妇家孩子的褯子都是白色的，衣服领从来不能见灰。”满洲里早年这里苏联人很多，由于母亲俄语说得好，有人大事小情要接触苏联人时都找母亲当翻译。30年代，母亲为了帮助他人，常将大哥和大姐锁在家里，在地面铺上地毯，准备食物，她外出做些社会公益活动，比如到苏联商店买东西、到苏联舞厅跳舞（类似上海的百乐门），当时母亲还不会跳舞，就在舞厅免费当翻译。我有个四婶姓周（可能叫周杰），小名叫“小胜子”，是满洲里的风云人物，社会交际能人，经常约母亲出入这些地方。特别是满洲里早年没有中国人开办的大医院，只有小中医诊所，看西医都得找苏联的大夫。母亲无偿地为大众服务，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从我记事起，经常有人半夜三更敲门来找母亲帮忙，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等到半头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嘴里叨念着：“这个人病得不轻，那个人生命有危险。”从来没听她有埋怨和叫苦的时候，母亲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大公无私、善良简朴。有时走在街上，经常有我不认识的人，碰到母亲都很尊敬地给她行礼、握手，说一些感激和嘘寒问暖的话，我在一旁看着心想“妈妈真好，妈妈这么伟大”。她是老百姓的翻译、大众的帮手，凡是跟苏联人打交道的事，如做衣服、租房子等，都离不开母亲的参与，满洲里的老人可以说没有不认识她的。母亲非常注重个人的形象、语言、礼节，我家窗户有窗板，天蒙蒙亮，母亲必须梳洗打扮一番才能出门开窗板。在我童年时，有一次被母亲的洗漱声惊醒，我曾问过母亲：“这么早街上也没人，你不洗脸也没有人看见你。”母亲回答说：“还有上厕所的，买早点时碰上人也得注意个人形象。”母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要做好，做到极致，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家五个孩子，母亲洗衣服经常到半夜，每个人的被褥一个月必须洗一次，我们的衣服有时一两天就换一次，那时候的被褥不是带拉锁的，都得手工拆下来再用线一针一针地缝上，繁忙的家务劳动加上社会活动，母亲积劳成疾，慢慢得了病，但她很刚强，从不服输。记得50年代初，中苏双方交往甚多，苏联领事馆经常找母亲去做翻译，她就穿梭往返于领事馆与火车站之间，妈妈穿上西服，打扮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文化人。有时听母亲回家遗憾地说：“我没有文化，看不了文件，写不出报告。”这样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震撼很大，人是时代的缩影，那个时代那样的人，是必然产生的后果，幸亏母亲生长在苏联，要不然她还应该是个小脚女人，庆幸母亲没裹小脚，是个新时代的女性。

母亲还是个慈善家，经常接济贫困人家，给他们送衣、鞋和生活日用品。我记得50年代初期，过年前，父亲用马车买回五袋5号面粉让二哥送到各家，具体是谁家我记不清楚了。我家院子里住着一个孤寡老人，一个小土房，屋里就一个炕和一个小饭桌，她经常独自缩在炕上，母亲不嫌她脏和贫困，经常去看望她，有时还给她送面条。有一次我和母亲到姑姑家送食物，在八乍市碰上一个婆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双眼呆滞，是个拄着拐杖的小脚女人，母亲主动上前搭讪，她看见母亲双眼立刻亮了起来，又鞠躬又点头。寒暄一会儿过后，母亲对我说：“就是她在苏联人面前丢人现眼。”我抬起头很诧异地看着母亲，母亲继续说：“我有一次和你外公到赤塔去卖菜，看见一堆苏联人围在一块嬉笑说闹，我上前一看，是一个中国小脚女人在打开自己的裹脚条让人观看挣钱。我上去就把围观的人推开了，掏出几个卢比给她，嘱咐她以后不要这样做了，要记住咱们穷也要活的有尊严。”我说：“那你还搭理她？”母亲说：“我看她可怜，她也是为了生存。”我忽然对母亲肃然起敬，她爱憎分明、平易近人、不嫌贫爱富、正义果敢，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着我的成长。

我家院里还住着一个苏联老房东，她单身一个人，俄国十月革命后历次政治动乱将她和她的丈夫驱赶出苏联来到中国（她的丈夫是孟尔什维克）。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一进满洲里就将她的丈夫抓走了，她在苏联时与两个儿子失散了，母亲经常照顾她，逢年过节都把她叫到我家来吃饭，她喜欢吃中国菜，特别喜欢吃红烧鲤鱼或是浇汁鱼，由于年龄较大，她不会吐鱼刺，鱼肚子的地方都给她吃，母亲不让我们夹，平时还帮她买东西、做大衣布拉基。50年代咱们国家四十岁以后的女人都穿青的蓝的衣服，她总和母亲说：“人老了没人看了，应该穿颜色亮的衣服。”这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咱们的不同，现在咱们的生活改善了，也正如她说的那样，服饰多样化生活才丰富多彩。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1956年苏联侨民回国，母亲帮她卖掉在中国的所有房产，其中有一栋木头垛房子在市政街，是南北走向，分成三户，一户是东正门老杜家（傻喜子家），另两户门朝西开，我家是门朝西开窗朝东，另一户是我干妈家，是我家隔院的邻居。1945年苏联红军（前批红军）来到满洲里抢劫强奸，是母亲及时赶到她家救了她（我干妈），后来她们成了好朋友。我出生以后她认我做了干女儿。我家的这户是老房东送给我母亲的，体现出老房东对我母亲的深情厚谊。老房东回国时，我母亲帮她买了不少东西，有暖壶、毛毯、丝绸、布匹、玩具、茶叶和一些轻工产品，装了两大木箱，帮她运到车站托运。那大木箱是我父亲做的，容量是普通木箱的一倍。苏联侨民回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毛主席襟怀宽广，对待外国侨民如春天般的温暖。临别时，老房东抱住母亲痛哭，那两人既像母女又像亲姐妹，老房东嘴里还不断地喊着：“约拉（我母亲的苏联名字），约拉约拉，我谢谢你，我永远想念你。”老房东乘坐国际列车返回到她的祖国——苏联列宁格勒（圣彼德堡），她连续几年给母亲写信，邮到五道街的苏联两兄弟家（后来这两兄弟去了澳大利亚），1960年有两封信是通过苏联领事馆带给母亲的。她的丈夫一直杳无音信，但儿子找到了她，她可以安度晚年了。

我的母亲心灵手巧，会用缝纫机做衣裳，不会做鞋，我们都穿定做的皮鞋，因此我家孩子都没有穿布鞋的习惯。我们兄妹五个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记得我刚上小学时，母亲用黑底红牡丹花的布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还带花边。上学的第一天母亲给我背上特别漂亮的书包，满怀深情地看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找回她的影子，嘱咐我好好念书。母亲给我的那份爱，就像是一个耀眼的太阳，永远散发着无比的光芒，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无比快乐的时光里度过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在母亲细心的呵护下长大。学校每年开运动会都要求穿白衬衣、蓝裤子，母亲都是用熨斗熨烫过再给我穿上，在队伍站着特别显眼。我护校旗、打小鼓，都是母亲特意培养的，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学校里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都拉不下我。夏天穿一双系带的皮鞋，冬天就穿皮靴子和紫红色的棉大衣，春天有呢子大衣，记得我回到满洲里时有人称呼我为“满洲里公主”，我还莫名其妙呢，“满洲里公主”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由于过多地参加校外活动，经常外出比赛，影响了我的学习，再加上主观不努力，慢慢滑倒了3分的队伍里，“3分好，3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课”，混事拉倒。

母亲对我们五个子女满怀期望，盼她的子女个个出息。我还记得1956年我二哥考到包头粮食学校，临走前母亲给二哥做了两三件衣服，带上皮箱送子远征。母亲一生要强，干净出名，总被居委会评为卫生模范、五好家庭。1964年10月24日凌晨母亲心脏病突发，夺去了她的生命，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的五个孩子虽然没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是单位骨干（五个孩子四个共产党员，只有大哥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宇宙中的一分子，凝聚了就是力量，我们不但是母亲的好儿女也是祖国的好儿女。每当清明节我怀念母亲时，就想：“母亲身上有许多闪光点，而我远不如母亲，只是比她多了点文化。”母亲正义、勤劳、智慧、文明、慈祥、善良，她纯而不深、真而无邪、诚而无瑕，她能洗涤一切污浊，永远是我的楷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愿母亲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