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山                                            

 

悠悠岁月，似水流年。最近我的思绪总是游走在已经逝去了的岁月里，下乡的往事常常浮现在眼前。虽然时隔多年，但记忆还是那样的清晰。

临时宿舍

1976年9月7日，我们坐上解放牌大汽车来到扎区的扎赉诺尔小站，下车后，点名、分队，然后有人告诉哪个队的上哪辆汽车，分完队我跟着上车就走了，只觉得汽车开了很长时间。那时年龄小，感觉像玩儿似的，糊里糊涂地就来到了灵泉一队。

到队里时临近中午，队部门口有一些前几年来的知青和社员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放下行李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餐桌是用木板做的，坐的也是那种往地上打个木桩，上边横上一块长木板的坐椅，极其简陋。

饭后我们被领到宿舍。我一看这说是“宿舍”的马号，真是不知怎么说好。在生产队的北山坡处，就是饲养员养马夜间休息的地方，只有里外屋。里屋临时粉刷了一下，落满油渍的墙被白灰草草地盖了盖，天棚是木杆加柳条芭，已经让煤烟油渍熏得油黑锃亮，挂着油渍网。屋里南北方向搭的板铺，中间只有一个人能走的过道。我进屋一看，心想：难道就在这住？这也太简陋太可怜了吧！

当时我们下乡一起分到灵泉一队的男知青是十个人，其中一个是本队社员的儿子，他不住宿，剩下我们九个人，这南北对铺只能住八个人，队长一看，就临时把两人安排到办公室去住。剩下我们七个人住“宿舍”。这就是我们男知青的家，我们就在这里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夜。

那时已经是9月初的深秋季节，社员老王头每天赶马车从灵泉拉来水放在外屋的大缸里饮马用。我们早上起来洗脸、刷牙没有热水，就用缸里的凉水。洗脸还免强对付，刷牙就不行了，水太凉。有的人对付喝一口含着刷一下，我嫌太凉，有时就不刷了。那时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进入数九寒天后越来越遭罪。到了12月底，新建车库和女宿舍完工，我们才搬出马号，在马号我们住了大约三个多月。

记忆最深的两次干活

印象最深的是下乡后的第一次干活，就是到北边的山坡处起草皮子。

那天，队里安排七五届下乡的两名女知青领着我和S去干活，四个人拿着一把镐和一把锹去起草皮子。两个男的刨草皮子，两个女的就清理，刨出一块就清理一点摞在一起。S不太会干活，用镐刨得一小块一小块很碎，刨出来的也不能用。我看了一会儿就说：“不行不行，还是我来吧。”我接过镐，边刨心里边琢磨着，用镐先刨几个点，把土刨松了，再一个点一个点地连成串地刨，刨出一个四方块，然后再整块起，一撬就能起下来一大片。就这样，我能起出成块的、大点的草皮子，我那时心里想：干活要找窍门。

接着我俩按照这种方法开始起草皮子，一块块地起下来，她俩就用锹往一起摞。看到这些草皮子，我当时心里很得意，心想：看我多会干活。

还有一次印象深的干活就是1978年的4月20日开始种土豆。那天安排我们四个知青跟着链轨拖拉机播种，播种机是队里自己焊制的。那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也算是队里搞的一项技术革新改造，尽管勉强能用，但十分笨拙。 

播种机用链轨拖拉机牵引，我们四个坐在后边的播种机上。播种机上有两个水箱，但水箱也不大，是用两个汽油桶做成的，一个社员负责往水箱里灌水。上边有装土豆的漏斗状箱，下边是针刺装置，到时候一刺，就把开关弹开，土豆就掉下去播种了。

春天本来风就大，链轨拖拉机在前边趟着土，后边拽着个笨拙的播种机，链轨搅起的尘土形成一股黑乎乎风尘，我们四个人坐在上边，就在尘土中动手弄着土豆栽子，还要随时浇水、看管阀门，弄得我们手忙脚乱，播种机也不是很好使，很麻烦很笨重。那天干活回来都快一点了，我们四个人又冷又饿，每个人像是从垃圾堆里爬出来似的。摘下口罩，除了张嘴牙是白的，脸上、身上都是土，大家都狼狈不堪。

咬人的黄骠马

下乡不久就是大田的秋收季节，一天，队里在北山那边的大田里起土豆，社员们起了土豆不能一下都运回来，放在地里晾一晾。中午社员们回家吃饭时，周边的人家就常有人去偷，队长对我说：“小李，你到北头看地去，替换他们回家吃饭。”那大田的地垄很长，一个人也跑不过来，队长就给我一匹叫黄骠马的坐骑。

我骑上后觉得自己挺美的，那时年龄小，看到别人在干活，我却可以骑着马在周边溜达，感觉挺好玩儿，而且看地一点也不累。下午大家都来干活时，我已经骑马转了一中午，骑马时间长了腿很酸很累，我就下来走一走，牵着黄骠马溜达一阵。见大家来干活了，我准备骑马回去吃饭，我要上马时，黄骠马突然反性，说啥也不让我上马，对我又踢又踹，不仅如此，还追着我咬，周围那么多的知青社员就看起了热闹，气得我撒开缰绳就跑，黄骠马还在后面不依不饶地追，我是又惊又怕，当时真是狼狈极了。看到我被黄骠马追着咬，围观的人可开心了，大家乐得前仰后合。那天觉得真没面子。

后来我听牧业队长说，黄骠马是牧业队专门找的坐骑，这马跑的不快，非常有劲有耐力。

抓贼的故事

1978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正在羊号放夜马，下乡到敖尔金牧场的几个同学骑马来我们队里找同学玩儿，见他们的马拴在那儿，我就跟Q说：“走，咱俩骑一圈儿。”他说：“行。”我俩就骑上他们的马出去了。

这时大田里的春耕还没开始，但北方的暖窖已经开始着手席秧子了。队里用苇席扎成的一个个暖窖，墙里边都用玻璃罩扣上，撒上了菜籽，开始早期的培育苗种，这就叫席秧子。我俩骑马跑到暖窖时，看见一个人在里边把暖窖盖上的玻璃窗掀开了几扇，看样子是想偷玻璃，我俩骑马就追过去了。那人发现后，慌忙跳过柳条帐子就往旁边的社员住宅里边跑，我俩见状骑马就追。一看他就是那种很专业的贼，而且对地形很熟，专挑那些小胡同和犄角旮旯地方跑。我俩追了一阵，看到住宅区的小道、房前屋后横竖拉着不少的晾衣铁线，我俩追了几趟房也没追上。回来的路上快到泉子时，我觉得马跑小颠实在不过瘾，我怂恿Q说：“老Q，咱俩赛一下。”他说：“行。”我俩就放马扬鞭狂奔起来，我那马跑的比他的快，我正得意中，没想到坐骑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一下子站住了，原来路上出现一个坑。我没有防备，措手不及中身子一下就射了出去，脚还在马蹬里，手一下按在了地上。这时，马又本能地向前迈了一步，我的手一下子随着冲力翻过来，手背朝地按在一块石头子上，一下子扎了进去。Q这时也到了我身边，他迅速跳下马抓住了我的缰绳，我的脚也脱开了马蹬，被他一下子拽下马来。石头子扎得很深，当时血流不止，我俩赶紧把马送回去，跑到队里的卫生室让赤脚医生简单给包扎好。我担心肉里边还有石子没挑出，心里一琢磨：不行，我得回家看看。于是我回到满洲里，到医院把石头子挑净，歇了几天才回队。

捡回了棺材板

大约是1977年刚入秋，扎赉诺尔煤矿要开发建设灵北矿，占用队里北山的菜地盖平房住宅区，当时大田里的土豆、白菜、大头菜等秋作物还没有收获。

砖、木等建筑材料运来后，工地进来许多民工，他们在菜地边上开始挖地基搞建设。怕民工们破坏菜地，队里派S去那打更，他跟一个姓栗的小个老头住在临时的工棚里。

工地运来了一堆堆的木板，我想做个装衣服的箱子。那时家里生活贫困，我下乡后看人家都想办法弄个装衣服的箱子，我心里很羡慕。那天我就对S说：“S，给我弄点木板做个箱子。”S说：“行。”他事先跟老栗头打好招呼：“我们知青想要几块板做个箱子。”老栗头说：“没事，来吧。”那天晚上S就让我去拿。

我记得当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叫上C、Z两个知青一起去搬木板，尽管他俩都不缺箱子，但我想还有许多人没箱子，我就想着多去几个人多拿点。

从我们住的队部到北山也有挺长的一段路程，先是穿过大片的菜地，然后又经过一块原来的坟地。我们刚下乡时，这片坟地还有不少的坟，后来要开发建设，大多数人家得到通知就把坟迁走了。也有没迁的无主坟，白天还能看出来是个坟包，晚上小坟包也就不显眼，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

我们三个到工地，S和老栗头领着我们挑了一些品相好的木板，木板一块都有六米长，都是刚破出来的粗板皮，还没有去掉毛边。

我想尽量多拿点，也仗着那时年轻有力气，那天我们三个可没少拿。我在前边走得很快，他俩在后边紧跟着，走着走着我就听见后边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见C陷到坑里了，只见他爬着就上来了，随手捡起坑边散落的板子，抱起来就追了上来。

我们抱着木板直接来到队里的马号，当时队里的木匠房子就在马号。我们放下木板后，借着灯光，我看见C抱的木板中有一块明显是刷着紫色油漆的。我一看就急眼了，说道：“老C，你咋把那玩意抱回来了？”

C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指着那木板说：“你怎么把棺材板子给抱回来了？”

原来C陷下去的是个无主的墓穴，天黑没看见坟包，一下子踩上去，踩塌了腐烂的棺材盖。他从墓穴里爬出来，随手捡拾起散落的木板，天黑看不清，再加上紧张，就把一块腐烂的棺材板子抱回来了。

第二天，我听他们说老C可能受到了惊吓，半夜三更像发癔症似的乱喊乱叫，可瘆人了。

时髦的黑围脖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快要来到了，我想过年回家时怎么也要打扮一下。有一天，我自己去灵泉百货，看见一条当时还算非常时尚的纯毛黑色大围脖，那时我还没有戴过围脖。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0多元，而那条围脖是12元，这在当时根本不便宜。我毫不犹豫地买回来，回来后我量过有两米长。

我学着电影中三十年代大学生那样，往脖子上一围，两头往后边一甩，走起路来飘飘洒洒，觉得特别时髦、潇洒。我一戴上就在队里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说好看，尤其是男知青们，我都不敢把围脖摘下来，一放下片刻就不见了，谁见到都抢着戴。那时知青们吃喝睡都在一个屋，甚至住在一个大通铺，彼此间就有点不分里外。尤其不太讲究的、比较邋遢的男知青，自己洗了衣服、裤子没干，或自己懒得洗丢在一边忘了，没穿的时，从别人褥子下翻出合适的就穿。我的大围脖不久就成了公众的，谁拿到谁戴，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那条围脖真就成了男知青们的“大众情人”。

后来我返城回家，弟弟老三很认货，他就跟我说：“二哥，这个围脖给我吧。”我说：“给你吧。”他拿起盆就开始洗围脖，这是围脖从买回来后第一次沾水。洗完后缩水了，从两米长缩成还不到一米五了，老三告诉我：“二哥，这是纯毛的，绝对好。”

直到现在，这条曾经时尚、给我和我的知青朋友们留下风光无限的黑围脖还在老三那珍藏着，成了我们青春岁月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