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儿时与母亲合影。（1952年摄）

少年时代的作者。（1957年摄）

青年时代的作者在苏联红军烈士公园留影。（约1966年摄）

青年时代的作者在天桥下留影。（约1966年摄）

青年时代的作者在人民银行大楼前留影。（约1967年摄）

□姜 杨

1946年的一个深秋季节，我出生于满洲里。同时也是我的外祖父杨义德去世的同一个月份。由于我的出生，母亲杨翠凤没有能够参加外祖父的葬礼，给母亲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所以，在我的幼年和童年时期，母亲逢年过节总是要带上祭品去北湖西北侧的坟地里给外祖父烧纸、上香，我也要跟随着跪下磕头，还要在坟地里转来绕去的，把我吓得心惊肉跳，拽着母亲的衣襟勉强上完坟赶快离开这里。

我10岁之前家住三道街与中苏街分道口的西边一个大院里，有一个珠红色的木板大门，这里离岗子西很近，我童年时代经常去岗子西玩耍，捡石子、采野花，而且那里有日本人挖过的战壕，战壕里长满了野草。母亲说：“光复那年（1945年8月）一天早晨四五点钟听见炮响，苏联红军的炮打得很准确，直接打到日本人的东大营，不打中国的老百姓。不到一个小时苏联红军就进了街里，满街是苏联兵。”先期进入满洲里的苏联兵是老白党和监狱里放出来的劳改犯编组的，不是正规军，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就抢东西、强奸妇女。这些非正规军来到我家大院里同样是抢劫，我母亲苏联话说得好，便上前阻拦劝说道：“这些兄弟们好眼生呀，我在你们国家生活了17年，咱们是朋友，谢谢你们帮助我们打跑了日本人。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生活很困苦，你们要喝水、吃饭可以，不要抢东西，我代表这些父老乡亲谢谢你们……”苏联兵听后便不好意思了，连忙说：“哈拉少。”然后纷纷退了出去。我母亲保护了整个大院居民的安全。同时，她一有时间就上街游说，表达中苏人民的友好。后来进入满洲里的正规苏联红军纪律严明，见到中国人就敬礼、握手，很友好，不侵犯百姓利益。

我家住的大院院门是珠红木头门，白天大门敞开时马车可以进出，晚上大门关闭，而大门一侧开有一扇小门，回来晚的人可以由小门进出，大门旁边有一个小屋，像是个看大门的人家。全大院有十几户人家之多，院里有两栋红砖小楼，楼上住着苏联老房东，楼下是我家和另外一家。院里西侧有个小花园，里面住的是打列巴的老李家，对面一片平房叫疙瘩铺（我猜想这里原来是做毡疙瘩的），这里住的都是老百姓，有拉车的、卖冰棍的、车站装卸工人等。但我们都相处得十分融洽，我经常与他们的子女在一起玩耍。

我家的北面中苏大街北头、四道街和五道街之间有一个八乍市，小时候经常去那里逛逛，市场出售的基本都是杂货、日用品、蔬菜、鱼肉，一个个均是小铺面，很是拥挤、杂乱。晚上关门就把木板镶在上下的木槽里，一条条地排列在一起。白天就将木板卸下来，类似江南渔村的小铺面一样。大约在1956年公私合营的年份，私人的商号不让经营了，这个八乍市就取消了，变成了一个个住户。

挨着八乍市往南走就是中苏大街五金行那个位置，是我父亲开办的综合性商店，占据了一个横街。1924年，我父亲姜洪志15岁就来到满洲里跟着本家人学做木匠活，后来与亲戚合伙开办了木匠铺，做一些桌子、板凳，后来手艺更加娴熟了，就给苏联人制作家具。那时，满洲里比较有档次的家庭都使用苏联家具，凸显古典、欧洲式风格。我家使用的家具全部是欧式风格的。我家带有浓郁的苏联人生活习惯，因为我母亲小时候随外祖父母就在苏联赤塔附近的沙沃特长大，尽管她一生没能进学校念书，但是苏联话说得特别好，接人待物深受在苏联生活的影响。随着家里生意的兴隆，雇佣的人也多了，我父亲就不再做工参加劳动，开始做生意、开商店了，自家经营的日用百货、日用杂品和木匠铺连成一体，用户退订的家具和剩余劳动的成品就可以摆在自家的商店里出售了。

1945年光复以后，商家看不清形势都纷纷关门，商业萧条，街上无人。特别是老百姓没有粮食吃，这时候我父亲站出来，第一个开门营业了，并亲自到朱家坎（现为龙江县）购进粮食，有大米、白面、玉米面，又到扎兰屯购进豆油，这一下生意火起来了，买卖越做越大。接着别的商家也陆续开始营业了。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在1946年初，我家的商店着了一场大火，烧掉的有粮食、家具、豆油、布匹、棉花、笤帚、两辆德国兰牌自行车，还有成麻袋的钱款等，看店的堂兄被人用绳子绑住活活烧死了，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当时的消防车很小，根本没有办法救火，一夜之间我家的所有财富都变为灰烬。一个大伯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投入小北湖自尽了。我父亲比较豁达，着火的当晚他还在打麻将，事后他说：“烧就烧了吧，有人在，钱再挣。”他根本就没在乎。但是全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当时我的家族是一个二大爷家、一个堂大爷家，还有我奶奶、姑姑家，有20多口人，全指望着我家的店铺维持生计，这一下断了生活来源，不知如何是好。起火的原因至今也是个迷，有人说是杀人取财，有人说是嫉妒毁财，当时正是三不管的无政府状态，国内也是打内战时期，糊里糊涂地着了一把火，就当做破财免灾吧。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个大家族就分家各自谋生路了。我家的生活也大不如从前了，听母亲说过，妈妈回到外婆家背米，当时外公刚刚去世，外婆家生活也很拮据，大家共度难关吧。不久，我父亲结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卢叔叔（名字记不清了），一个是闫永章大爷，他们三人拜了把兄弟，共同开办了肉铺。闫大爷在草地（现新右旗草原）放牧，有牛群、羊群，卢叔叔负责屠宰，我父亲负责卖肉。我父亲卖肉刀割得很准，买多少肉一刀就成，绰号“姜一刀”。

共产党来到满洲里后，有一位红军老战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叫姜凤双，是随部队来接管满洲里政权的。他找爱国商人谈话，第一个就找到我父亲，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我父亲今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我父亲的参与帮助下，1949年成立了第一个国营企业大众合作社，我大哥姜书昌17岁就到大众合作社上班了。

一段时间后，我家的肉铺解散了，成立了满洲里市食品公司，我父亲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精通商业、刻苦努力、辛勤耕耘，时刻把握社会商机，比如，买进的牛羊多了，就建立了小畜牧场，雇人放养；肉宰杀的多了，就建议修建了冷库；为了制作熟食、香肠，就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他还主动服务上门，定期给机关、部队、苏联食堂（位于火车站东侧）和国际列车上送肉，扩大市场销路。他同时还是个土木工程师，搞基本建设，盖家属住宅，绘制图纸，建完房屋后红砖剩下不到200块，用料计算得十分准确。1959年我父亲的工资是84元，这在当时也是高工资了，我家生活很富足。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努力工作的人，父亲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家里有不少的奖状。他虽然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但却是懂经济的业务骨干。因此，我父亲一直工作到65岁才退了下来。事实说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尽管结拜兄弟对父亲意见很大，说他有大钱不挣，却去开那一个月才几十元的死工资（开始还挣过高粱米）。最后，卢叔叔搬到了扎赉诺尔居住，闫大爷继续在草地做牧户，这“三结义”各奔前程了。

我很小就记得修建了天桥，刚刚通行时候姐姐领我走了上去，这么高呀！心里有些害怕，不免腿软了。再往西远望，就能看见苏联的十八里边境小镇奥特堡尔，也觉得很自豪，好像自己高大起来。下了天桥沿着中苏大街往北两个路口就是秋林公司，进门就有一股浓香的面包味道，苏联商品很多，售货员有苏联人、有中国人，苏联售货员也懂得简单的汉语。秋林的斜对面就是大华商店、同信龙，同信龙的营业门是一个转门，每当我走到门口就不敢进去，又觉得很新奇，站立一会儿瞅准了一个空间就一下跑进去，感觉挺刺激的。这些商铺出售的是丝绸、布匹等高档用品，进入店里顿时觉得琳琅满目、富丽堂皇，不像八乍市那样杂乱。这些商家的经营场所都是满洲里典型的俄式建筑了。挨着秋林公司街角往东二道街上有一个新华书店，也是红砖垒砌的俄式建筑，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自己到新华书店买书了。打小我就喜欢文学，大都阅读小说，我记得购买的第一部小说就是《红日》，书价为1.25元。书店里挂出的横幅标语让我记忆最深，一进门就看到“爱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高尔基”。

1956年，全市所有的私人商店都走向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历史的变迁，共产党政策的伟大，使得资本经济很快演变为国有经济，而且商人们还能心服口服。正如一个外国记者在记述中国公私合营时写的那样——“中国的资本家敲锣打鼓来庆祝自己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