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入伍，2月25日到达满洲里边防检查站那天起，我便开始写日记，同时也记着现金收入和支出账，一直坚持到今天没有终止。常言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儿。过去的往事，尤其自认为重要一点的事件，翻一翻日记都有记录可查。我以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为榜样，他早在1847年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据了他的文学遗产的三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心灵的记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

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积攒一下素材，留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轨迹，最初的想法还有为自己老年时写一点回忆录提供些帮助而已，没有要当作家的目的。

1976年4月，历时两个月的新训很快结束，那期间我的左腿膝盖得了严重风湿，关节肿得又粗又亮，卫生员耿秀山两次从膝盖下抽出两斤多黄油一样的水，即使那种情况，我也只是请求给我打两针封闭，不曾休过病假，一直坚持参加训练。新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检查二科二班，在那里工作两年，每天站岗、值班、检查出入境的汽车和火车、学习俄语单词、写日记、记笔记、抄写《新华字典》《第二次握手》等文学作品。那时最自豪的是黎明时分手握钢枪站在简易铁天桥上（第三代国门），迎着初升的太阳低声唱着《我为祖国站岗》，那歌词仿佛就是写给我的。“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我们祖国站岗。一颗红心时时刻刻向着北京，站在边防线上，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光辉的太阳照边疆，毛主席就在我身旁。啊，做一个新时代的革命战士，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二科领导充分发挥我木工出身的特长，常常抽我一人为二科做一些木工活儿，做菜窖门窗和猪圈门窗、打草时盖临时房舍，为干部战士做木床、木箱、书架、洗脸盆架等活儿，还刻制过九把木制仿真手枪送给干部和战友。三十多年后教导员吕福生的儿子告诉我，当年给他刻的那把手枪他还留着，八班长葛彦明告诉我，当时给他做的小书架他至今还在用。那时战友们每天抢着擦地，我更是积极，还时常为战友缝被子，代战友给女朋友写信。我记得曾三次提前一小时起床去刨室外厕所，大粪溅起的粉末飞到嘴里都全然不顾。

1978年4月，我被后勤科调入站部任仓库保管员，负责全站的办公用品采购、保管、发放，为全站做一些与木工有关的维修制作杂活儿。当时的机关兵有放映员、打字员、检查员、保管员、司机，我这个保管员是机关兵里杂活儿累活儿最多的那个，包括修门、修窗、割玻璃、钉家属院每家每户的防寒毡、修办公桌椅、做电台箱和电表箱、盖仓库、搭货架、做电锯架、修自行车、修打草机。1979年与满市三建公司木工焉德发一起做整栋边检新办公楼的房间门八十多扇。业余时间看书、看电影、学英语、写日记 、玩玩单双杠、举举哑铃。每天被领导安排得团团转，节假日还要到部分干部家干些私活儿，帮助干部收牛粪、收煤、到牧业点替战友放牧……

到后勤科我与管理员郭玉何（我的新兵连连长）住一个房间，那栋红砖结构的营房的正门在这栋房子中间打开，我们房间就挨着过道右侧，所有向右边方向走的人全部路过我们的房门，丁字走廊两面都是办公室和宿舍，近百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战备期间，干部战士枪不离身，那时我的配置是59式手枪，我天天同科里的干部们准备后勤物资，劳服、小五金类还能在商店买到，能够储存的食品只有到食品厂定做，像饼干、麻花等，铁钎要到锻造厂定制，物资要的时间紧，我记得最后食品厂加班只做了100箱饼干、50箱麻花。当时满站还没有像野战部队那样配发压缩饼干、食品罐头、蔬菜罐头等物资。修战壕的铁钎也是要得急要得多，锻造厂打不出来，领导天天催着我办，我便天天去厂里跟工人说好话，好不容易先带回一批。几十天的跑来跑去，最后累得挺不住时，见到领导就想躲起来。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半新的自行车，骑起来叮当直响，缺了配件自己花钱买，每天在街上穿行，那时经常会碰见背着冲锋枪的民兵们。拥有两万人口的满洲里，市民开始疏散，不想回来的居民将房舍、家具、牲畜统统低价出售，高峰时铁路加开客车疏散，为抢占车位乘客发生踩踏事件，造成一些人员死伤。

日出日落，草青草黄，翻开尘封在书架上的一本本日记，34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眼前。那时的青涩和稚嫩、单纯和轻狂，同时还有火一样的激情、积极向上的精神，勤劳、坚毅、肯吃苦、不服输的劲头统统在日记里展现出来。

在这段回忆录里我选择了1979年1—3月的部分日记原文，又走访了30余位战友和满市地方工作的老同志，在近两个月的走访中，这30多人回忆了1979年那段难忘的经历。作为一个平常人，我们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荣和不齿，然而我们却不断地咀嚼着，有滋有味地活着，享受着生活带给我们的喜怒哀乐。

 

 

 

 

——牛刚日记摘录

1979年元月9日  星期二

 9时25分

“昨夜收音机告诉我，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被越南占领，今早心情十分不好，胡乱写上几句：飞雪西风渐寒侵，遥感异域声嘹悲，碧空云淡净如水，半月依依披衣慰。有朋天下结真情，强霸不得久，得道终胜利，真理天下白，履月玉辉更骄翠。”

16时

“读鲁迅的《伤逝》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今天再读使我对它的中心内容和作者的意图更加明确了，这是一位女性与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为追求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所得出的答案，没有爱的人间是死亡。”

“伤逝是伤痛的追念已经过去的人和事”。

“这里的主人公魏连役是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他对当时的社会黑暗面曾有过强烈的不满，但在反动势力的重压下只能孤身挣扎，最终在绝望中采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态度，甚至堕落到投向反动军阀的怀抱。作品通过对魏连役的性格刻画及他所走的道路的剖析，反映了反动统治对这类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摧残，如果不挣脱个人，投身到革命群众斗争行列，必然不会有出路。”

“读书写字时间过久，到王平志那里消遣一下，孙海林副主任不一会儿进屋谈起后勤工作，他说：‘后勤工作就是管吃喝拉撒睡的事，现在快过春节了才想起买鱼，元旦前我就提过这事，没人管，现在怎么样？吃个屎。我也承认后勤工作不好干，但看你怎么干，为谁着想，有没有主次之分，现在就埋在乱七八糟的小事里。要我说把吃的搞上去谁也没意见了，现在后勤的牧业班、菜地、水井这不都是为了吃吗？有人提意见顶多是花钱多了点，前一个月去达赉湖一趟买上它几千斤鱼、几草包虾存放着多好。咱们什么条件没有？要车有车，要人有人，大车小车什么没有？现在又听说为油吵架，嘿！我看咱们自己用的油连三分之二都没有，给那些其他单位的车所烧的油省下一次这事也就办了。’王平志在中间插了几句，说些不上题开玩笑的话。虽说孙海林的一些言论是片面的，不了解详情，可是也有他对的一面和可吸收的部分。孙海林继续说：‘后勤工作是有纪律的，分工明确，每个人一摊，营房有营房助理、管理有管理员，现在看来你们后勤科有所进展。1979年全站能变成六连式的先进单位了……’这时何永库、闫成久进来了，他们听明白孙海林说的是后勤工作的事就说：‘后勤工作就是不好干嘛！有一件事不达到个人心愿就对你有意见。’孙海林说：‘抱有个人成见的人还是少数的嘛！’何永库、闫成久说：‘少数？你今年得罪两个过年得罪三个，几年之后就得罪透了。’孙海林说：‘得罪透了，人也走光了。这几年打黄羊我和老白没少出力，都希望多打几只，让大家多吃几口，这回打黄羊没打成说是怨我。嘿！打黄羊要子弹没门！那是装备弹，我看谁敢动，动一动我就告他。我要去还好一些，子弹能少糟蹋点。’何永库、闫成久进来不一会儿，刘伯勋主任也进了屋。我在一旁只是听，没有说一句话，快到下班的时间了，这时我们各自散去了，我突然发现有时自己特别死板，像个哑巴一样，今天不就是这样吗？何永库、闫成久进来，刘伯勋进来，我就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只是用眼睛和点头表示回答，这不就是人们曾给我提的弱点‘冷热’病吗？好改吗？要是自己经常想着它就不难。

晚饭后拜耿秀山为师学了几个英文字母发音，学英语的艰苦道路从现在就开始了，今后的路一定会有无数的拦路虎，不管怎样我要坚持，要战胜它消灭它。”

 

 

 

 

1979年元月13日  星期六


 

“昨晚和今早在金大弘那里听了两次不清楚的‘英语讲座’。感觉是不理想、很吃力，没有理解，怎么办呢？拦路虎这么多……一定要学下去！

意外地看了电影《望乡》，我认为，这电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没什么了不得的。这部反映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以卖身度过一生的不幸生活，表现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自由’。对于个别的男青年也许会有一点反作用，但我想这数字是极少数的。

范协理员下午告诉我，明天去齐齐哈尔一趟，办理一下请示计划外火车车皮，要我三天回来，并明确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出找齐局运输计划处闫培浪。办这样的事情，我是半点也不含糊，可以说像玩儿一样，没有一丝压力。”

今天是我的生日，没有任何人祝福，自己也快忘了。

 

 

 

1979年元月17日  星期三

“去齐齐哈尔请示火车车皮回来才知道，我们的形势很紧张，准备退役转业的老同志无限期地推迟着转业时间，地方民兵已经开始检查身体，准备随时换上军装，一切战备物资正在抓紧调配。干部家属已经开始分散，多数回内地到亲属或老家躲避打仗。至于‘打仗’这一词，我早已想了很久，满洲里这里没有野战部队，没有防御工事，苏联打过来只能是报个信。中国要进攻越南这个消息已经确认是真实的了，我们为什么要进攻他呢？那样不是等于侵略吗？难道这几个月的舆论宣传就是为了这场战争吗？苏联在后边打我们，我们能不能顶得住？我想吃亏的可能要大一些，我相信有先进的武器、先进的科技才能占上风。‘战争’！打吧。我做着一切准备，勇敢地迎接着它的到来，为它不吝惜一切！

面临打仗范善武协理员病了没有上班，办理完的车皮手续交给了后勤科的老司机白永珍，在出纳员王平志那里，白师傅又发表了一番演讲：‘咱们报纸那些说法都是纸上谈兵……’随即又对中越战事、对边检站、对汽车驾驶这一行的特殊说了一通。”

 

 

 

 

1979年元月19日  星期五

“今日去土站台拉备战粮……

晚上9点多钟在去十八里这条路4—5公里区间，我站的212吉普车与通讯班的摩托车相撞了，为了战时需要办公室主任刘伯勋命令夜间机动车行驶时不准开灯，为的是不被苏联发现我们的行动。由于有线通讯早被苏联窃听，最近一段时间就全部关闭了有线联络。十八里检查二科的现场状况没有办法知道，沉静了一天站领导急切地想知道十八里情况，而十八里的科领导也急切地要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站领导，在双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两辆机动车在公路上相撞了。二科司务长宋承禹驾驶三轮摩托车没有挎斗，摩托车后座是驾驶员何树金，在两车相撞时宋承禹、何树金从汽车上面飞了出去。宋承禹右胳膊划了一条大口子，腿部骨折，何树金呕吐两次，说胡话，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汽车驾驶员解光辉两颗门牙撞掉，副驾驶位置坐的办公室主任刘伯勋没有受伤。

23点50分后勤科管理员郭玉河从医院回来，伤者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太晚了，就写到这吧。”

 

 

 

 

1979年元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下午我贪婪地读着人民文学第二期中的几篇小说和散文《愿你听到这支歌》《秋江落叶》《老营长轶闻》《虎皮斑纹贝》《韭燕侍魂》，有多人敲门我都没有理睬，我醉入其中，越读越感到自己无知无能。

新兵连全体指战员今晚到816.7高地清理工势，6点出发10点才回来，一个个看上去很冷很疲惫的样子。看看他们，想想自己，扪心自问，自己付出的辛苦不算什么，机关战士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能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一定要时时刻刻地警告自己，努力地学习、实干，永远当一名小学生。”

2014年1月14日就1979年战备采访姜学志：

1979年战备期间，我在十八里二科当副科长，是一线指挥，当时有两个问题划归军分区作战范围。我站由沈阳军区、海拉尔军分区统一指挥。军分区司令员常文唤、军分区副政委崇连奎坐镇满洲里11总站。中国打凉山时，苏联在满洲里一线布了一个机械化师。开始时我们在天桥观察苏方有大量油槽车、炊事车，能看到的有37辆装甲运兵车，40多辆坦克车，10多辆炊事车，10多辆油槽车，我们把情报上报给黑龙江省公安边防处。这天满洲里市的公安局局长陈奎元来到十八里，到岗楼看到苏方的坦克和军车当时没说什么，回去后就用公安专线上报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转到军委，当时军委没有收到这个情报，总参谋部便追下来。沈阳军区派来一个团职作战参谋来核实，最后确定我们的情报准确，苏联已做好进攻前的准备。

在大兴安岭以西我们没有防御能力，根据现状，为减少人员伤亡，边检将一线人员撤下一大部分，二科只留了一少部分人。我安排不能脱衣睡觉，机枪、火箭筒都放在预选的射击位置上，子弹上膛，做好伪装，一旦开战立即开火。

苏联在边境演习示威，战斗机六架一组，后面还跟着轰炸机，全部过境在我境上空飞行。十八里的营房玻璃震碎了不少，我站向苏联提出抗议，苏联人戴着钢盔，牵着狼狗，手里拿着冲锋枪，回答说，你们中国入侵我们苏联的好兄弟越南，我们不能不管，要给予警告。

我们二科当时向站部报告敌情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电话报，二是摩托车报，三是骑马报，一旦发生战争，切断电话线和公路，就骑马，那时二科有两匹军匹备用。

我们在火车线宽轨白房前卫工区叉线上埋了两箱炸药，每天24小时由两个铁路工人、两个公安人员守候，一旦苏联进攻我们就炸断火车线。当时的暗语是“老熊过来了！老熊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