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田

当年在红卫小学上学的时候，个体经济还没有多少份额，大多数国营商业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学校附近的几条街尽显商业的繁华。老食品店是我隔三差五必去的地方，到那买点咸菜，就是那种海带丝腌制的咸菜，也就一块多钱一斤，每次买几斤就够我们爷四个吃几天（母亲在老家，老二还在灵泉）。父亲单位忙，没时间做饭，就吃咸菜对付，主食竟然是玉米面的嘎嘎汤，粮食还没放开，议价面也没有，那苦日子大家没少遭罪。学校对着的那条街俗称八大胡同，里面商铺林立，从上到下没有一间闲着。最大的就是回民饭店（1956年建立）、红星理发店（1975年建立），还有防疫站、修车铺、肉铺、浴池等，是最火的商业一条街。

很多老房子都是解放前俄日时期建造的，窗户和门洞的过梁都是砖砌的，成拱状，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做到了。门市都有窗户板，透着古老的气息，现在已经被卷帘门取代。进入90年代以后，这条街开始逐渐萧条，市场经济的发展让这些集体经济每况愈下，照相馆、东风饭店、理发店、肉店等慢慢地都自动解体找出路。1996年以后这些店铺陆续破产，1998年达到了高峰，餐饮服务业、国营集体企业再也无力跟市场经济下的个体竞争，坚持到最后的就是一家回民饭店。

过去都是母亲在家给我剪头，中间的一段时间母亲不在家我就到红星理发店理发，偶尔也去电影院对面的前卫理发店（1963年建立），那时理发店的生意是如此火爆，十多个理发台都坐得满满的，剪头得排队，还得先开票交钱。只是后来的个体理发店如雨后春笋一般，彻底击垮了八大胡同的红星、东风路的前卫、西山的美容理发店（1973年建立）。

老李头也自己干过个体，自己交养老统筹的退休金不比煤矿少，一辈子剃头也该休息了。腾出来的店铺也没闲着，红星理发店改开了饭店，玉良最早起家就在那地方。他从小就在街里居住，受商业气氛熏陶，哥几个都有商业细胞。隔壁那条街有红卫派出所坐阵，商业氛围也好。尽管很多集体商业歇菜，可个体依旧蓬勃发展，那条街一段时间成了五元饭店的鼻祖，玉良的父亲最早在那创业。去他家饭店吃饭都得排队，正经火过一阵子，如今那条街剩下的老商户就是他家的龙丰酒店和回民饭店。

说起回民饭店还需要再加一笔，在集体企业都垮掉的时代，唯一存活时间最长的就是回民饭店，它的招牌菜竟然还是馅饼。陈旧的桌椅板凳，进门先开票交钱再吃饭的模式一直延续到2000年以后，最后实在没法维持才决定出售，被一个商人买下了，留下几个精英继续烙馅饼，其他人尽数遣散。扎区老字号的饭店解放前也不少，有城镇人口的地方就有饭店，1926年就有张玉顺的什锦斋，魏广才的广安居，还有利盛福、同顺昌，解放后大多都被取缔。最早的国营饭店被拆迁的也早，东风路的恒泰楼就是原址。公私合营以后的回民饭店可以定义为扎赉诺尔最古老的饭店。回民饭店出售后，有几个人曾经开过一阵子小回民饭店，估计是效益不好没干几年就再次散伙 。原来的老饭店依然还有人经营，经营模式跟当下无异，很多老食客想吃特色还会想到回民饭店，扒肉条、炸丸子、馅饼依然是别的饭店没有的。

玉良的饭店在那条街换了好几处地方，经过翻新的饭店还是有点时代特色，饭菜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可以满足工薪层消费。现在很多平民百姓消费还是会想到那，消费群体主要是回头客。外表憨厚的玉良做事非常有耐心，开饭店一条道跑到黑，连他家的服务员都是从小姑娘、小媳妇、一直到孩子他妈都不离不弃，厨师二十多年没有换过。他家的饭店能继续发展，队伍稳定是关键。这条街除了玉良的龙丰酒店之外，后来的米四包子也被当地人非常认可，两个老板还是好哥们，曾经的合伙人。长长的一条街就剩仨饭店，各具特色，成了街里饭店的代表。尽管街面略显陈旧，可食客不少，连附近主街上的大饭店都自愧不如。

八大胡同北面这条街在八十年代还依旧繁盛，商业局、市二院（1953年设立）、邮政局（1907年设立）、银行（1951年设立）、百货（1956年设立）、土产（1974年设立）、新华书店、糖酒公司、百货公司、东风饭店都在这条街，几乎就是政府的商业核心地带。最东头还有个钟表社在那把守，也是集体企业。后来才弄明白，扎区的商业局属下有六大公司，百货、糖业、土产、饮食服务、五金、食品，对应的网点布满扎赉诺尔，支撑了扎赉诺尔解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市场经济开始的那一刻，一座座店铺相继关停，该转型的转型，该私有的私有，几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商业发展的这三十多年，商店员工是煤矿工人羡慕的群体，不用下井挖煤，还受人尊敬，还能交朋友，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虽说工资都不高，可都是市面的公众人物。还有遍布各个角落的合作商店，算是综合经营的典范，如同现在各家的杂货店，几乎没有不卖的东西。那时候还羡慕那些卖货的阿姨，就希望有一天自己家里也有个人在那上班，买东西又便宜又紧俏。我最喜欢的就是新华书店，里面的小人书最受欢迎。小时候还有个梦想就是想当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给人家送信，觉得那是最有意思的工作。后来国营商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垮掉，时代变得也太快了。

市二院那时候我没少去，上高中时皮肤上总长疖肿，其实是患了菌血症，反复发作，不得不去医院打针，青链霉素一打就是一个星期，每次打针都疼得龇牙咧嘴。那时候不流行静点，就打小针，大多数都好使。我是个例，有点耐药，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吃了那么多，根本不管用。那时候也不知道吃什么药敏感，连氯霉素都打过，最后还是吃新诺明好使了。如今这条街很难找到过去的影子了，邮局、银行还在，但都翻盖了好几次，照相馆早就没了踪影，连最早的红卫派出所都搬离了这条街。书店成了杭州湾洗浴，曾经是扎区最上档次的洗浴，现在经营的也不错。土产商店变成过灶具商店、电器城、饭店、歌厅，怎么折腾也没火起来。

东头的洗车行生意还行，几间简陋的铺面一年四季不闲着。糖酒公司的办公室都卖电动车了，这是朝阳产业，最起码这里还是商业街。最可怜的就是钟表社了，现在连房盖儿都没了，就剩下一个房框子，验证了破窗理论的正确性，成了实际的垃圾倾倒场，越来越破，成了城市机体的“脓疮”。

钟表社是二轻局下设的集体企业，有员工七八个人，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惨淡经营，房子年久失修着了火，再也没有能力翻修。在钟表社后面还有一个冰棍厂，扎区的冰棍都在这生产。冰棍五分钱一根，满大街都有推着箱子卖冰棍的大妈。跟母亲要一毛钱，肯定会买冰棍，也唯有冰棍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零食。现在还是那个院，冰棍是不做了，当了仓储。

 

 

 

商业中心

扎区的东风路是唯一一条通向沟东、小站的路，历来也是扎区的商业中心。除了百货在这条街，还有国营饭店（1956年建立）、前卫理发店（1963年建立）、五金商店（1973年建立）。大街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卖瓜子、山杏、山丁子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喜欢聚集的地点就是电影院（1954年建立）。

七十年代末的电影院是最火爆的公共场所，老电影的解禁复出让电影迷们过足了瘾。有的人看《天仙配》能看十来场，《刘三姐》《三笑》等都是百看不厌的电影，电影院几乎天天爆满。一有好电影整个区电影院和矿俱乐部就人山人海，进场散场时整条路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小偷小摸专门偷车子卸锁。自行车可是大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谁有辆飞鸽自行车老神气了，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本田CRV。看电影再买点零食边吃边看，免不了弄了一地瓜子皮，下一个人来还是这样，等到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光扫地就得用一个小时。有好电影最难的就是买票，人挤人地往上冲，那小窗户口只能进去一只手，好不容易伸进去，再拽出来就难。几毛钱一张的电影票都有人用假的彩色纸复制，人多的时候也能蒙混过关。好电影从早晨到晚上得有五六场，两个电影院来回换片子。后来电视的出现彻底击垮了电影行业，等到了八十年代电影院就门可罗雀了。有一次班级组织看电影《城南旧事》，就四五十人，相当于包场了。

老国营饭店开始随便卖馒头了，五分钱一个机器馒头，馒头被机器卷成，蒸出来都是一层一层的，非常好吃，过年再也不用在家里蒸那么多馒头了。而且不用粮票，有了议价粮，买一面袋子馒头够过年吃了。不知不觉进入了吃馒头时代，感觉幸福来得太快了。可是人们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电子设备开始上市，电视机出现了，录音机也出现了，还有洗衣机、电子表、摩托车，要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可大家手里的钱还是那些。那时候父亲每月工资不足百元，母亲干临时工，每月也就六七十元，除去生活开销，能结余的钱有限，买辆自行车都得攒多半年钱。搬到街里后家里几乎还是四个墙角空空，连一件家用电器都没有。母亲买的第一件电器就是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就在电影院西面的五金商店买的，只有一个中波，能收到中央台，起码晚上能听刘兰芳的《岳飞传》，过去家里只有灵泉矿上的小喇叭，只能收听灵泉矿广播站的节目。

五金公司是服务公司里成立最晚的，可效益却是最好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各种各样的家电走入寻常百姓家，五金公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日货像海浪一样涌入中国大陆，逐步走进老百姓的家庭，电视机是最时尚的紧俏货，东宝、胜利、东芝、三洋、夏普、日立等这些品牌逐渐被大家所熟识。那时候谁要是能在五金公司上班简直太牛了，起码买个电视能优惠。那些经理就更了不得了，手头都有批发权，掌握着定价，电视来多少都不愁卖，他们都是市面上红得发紫的人物。这时候逛街就喜欢到五金商店去看一看，看看那里又进来了什么品牌，能不能买得起。有些好电视价格高的离谱，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我每次去就是看一看。我家买了一台东宝牌17寸黑白电视机，花了八百多元，在邻里间那就是很大的显摆。这台电视一直看到1990年开亚运会，后来父亲才买了彩电，把老电视送给了砖厂的农民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那时候还没有几款国产电视，邻居老蔡家和老姜家一起买了一款北京牌14寸的彩电，价格达一千好几，得需要一个人两年的工资，一般家庭根本买不起。三叔那时候在胜利井当采煤队队长，工资比较高，三婶也上班，压力较小，手里有了钱就想买个称心的电视。五金公司新进了一款17英寸日本胜利牌彩电，特意走后门找经理买了一台，花了2200元，一家人欣喜得不得了，邻居每天晚上都能聚满了小屋，不看到最后都不走。有了电视，还是彩色的，看电影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再就是摩托车，稍微富起来的人们开始购买摩托车，从黄河、幸福、小嘉陵50、嘉陵70到铃木100、铃木125，摩托越出越高档，本田100，本田125，最高价格达到一万多元，父亲在买港田90（合资）的时候还是八千多元。那年代，男人都梦想有台摩托车，邻居华华最早就有一台嘉陵70，非常令人羡慕。我到了九十年代才买了一台最便宜的小明星（2100元），这还是树海大哥找了五金店的主任，送给人家一条烟，算是搭的人情，才便宜了二百多元。那时候的五金公司正如日中天，从店员到经理都有优越感，哪能想到几年以后企业就破产呢。后来我还买过一台春兰牌洗衣机，用了好长时间，最后报废，铁皮做了一把撮子。

电视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紧俏货，潘长江和巩汉林演的小品《对缝》，就是那个时代的体现。慢慢地电视机也有了国产货，像最早的天鹅牌，故障率太高，虽然价格便宜，但不太被老百姓认可。后来出的长城牌比天鹅要好一些，最牛的还是人家日本货，东芝24英寸大彩电是那时候的标志品，价格都五六千元以上，大家也就是在五金商店看看，连达官贵族都买不起。录音机从小砖头到双卡四喇叭，发展势头最猛，在音乐世界主宰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被网络世界淘汰。我家现在还有一台报废的夏普四喇叭，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念。改革开放刚起步，老百姓的口袋里空空，大家几乎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后来步伐不同，国家逐步注重科技、注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了知识分子补贴，一部分人群开始先富起来，而且财富越来越集中。还有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敢于下海的，也算是捞金捞银富了起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扎赉诺尔迎来了最早的一批淘金者，他们肩挑背扛来到扎区的街里繁华地段，走街串巷开始修鞋、修表、卖眼镜，几乎是清一色的浙江人。后来有少数人在扎赉诺尔致富，并留下来置办产业，对扎赉诺尔都有了感情，俨然成了扎赉诺尔人。一个地区有没有发展前途，就看有多少外地人，要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肯定这里就有发展前途。聚人的地方就聚财，那个时代的扎赉诺尔就是一片热土，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有大干四化的劲头。

大多数扎赉诺尔人都不愁没有工作，那些年煤矿还要到沟里去招工，本地劳动力都不够用，男人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不用费脑筋，要是能进办公室是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加上还有退休接班制度，很多女人也参加了工作，那些集体单位大多招的都是返城的知青和社会女青年。扎赉诺尔人虽说不是很富有，起码衣食无忧。年轻人很少有下海干个体的，为了有个工作哪怕去下井采煤也在所不惜。我家几个堂弟初中毕业也不得不到井口上班，老人还是觉得这样最稳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扎赉诺尔的第二代多数人还得靠煤矿生活。扎赉诺尔人对煤矿企业还是情有独钟，最多的时候扎煤公司能有三万在职职工，加上家属能有八万人。

 

 

 

多彩的扎赉诺尔

扎赉诺尔不光有煤矿，其他产业也有过一个大发展时期，煤矿为此还成立了三产，前身就是多种经营总公司。在八十年代初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集体企业，各单位都抽出人力物力大力支持，劳动服务公司就是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产物。各单位都在广开财源，给政策、给项目、给自主权，只要是能发展、能生存就支持，制砖、制瓦、建预制板，修桥、修路、盖房子，养猪、养牛、养羊，做衣、做鞋、做工作服，连饮料都生产，大白梨、湖滨露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一时间百废待兴、百业兴旺，大有压倒主业的趋势。父亲所在的砖厂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最多时职工能达到五六百人，接收的大集体职工就有三四百人，正式职工也就几十人，还都是男的，广大的妇女走出家庭来到工地，开始了她们自己创业的路程。尽管后来大多企业相继倒闭，大集体职工也被煤矿一起清算推向社会，可那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得各个家庭受益匪浅，养老保险企业给交的差不多了，自己再交几年也就能退休了。养老无忧才是最大的尊严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煤矿在这一点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得到实惠的是那些最普通的民众。我的老婶、表嫂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也早就退了休，在政府领的养老金比在煤矿领的还多。现在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大集体工人。我的母亲也是大集体工人，由于岁数大直接退休，按职工待遇，最早开七八百块钱工资，逐年增长，到母亲去世之前能开1800块钱，付完保姆费还有结余，现在要是还活着就能开两千多元了。

个体商店、饭店、理发店在八十年代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农贸市场越来越被大家认可，有太多的家庭妇女走向市场，开启了自己人生创业旅程。卖服装、鞋帽是很多人入行的必修课，她们不辞辛苦奔赴西柳、白沟、大红门、石家庄上货，最多的还是去哈尔滨南岗的国贸城、道里的曼哈顿，批发来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再出售，这就是做买卖。同学邵君毕业后还做过买卖，效益比上班要好得多。那时候的汽运不是很发达，铁路是主要的运输手段，上货主要靠铁路背包。通满洲里的火车主要就是哈尔滨那一趟，通向北京、大连、呼和浩特、丹东都是2000年以后的事，靠着有限的几趟火车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扎赉诺尔是个憋死猫的地方，小镇人口最多时能有十万左右，周围没有农村，牧区也不属于扎区，毗邻俄罗斯，周围人口稀少，做什么产业都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区位优势太有限了。后来才知道附近有嵯岗牧场、达石莫、甘珠花，都是几百人的小镇。那时候做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太大的销路，况且产品质量又没有优势，很多产品就是自产自销，很快就陷入窘境，在外来产品面前一败涂地，啤酒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早的灵泉啤酒厂效益相当可观，晨星啤酒深入人心，很多人家一到过年都成箱地买，啤酒供不应求。后来扩大生产，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失败了。原因是缺技术、缺管理，另外就是体制。还是按老国有企业那一套，用人僵化，根本不是按现代企业管理，地方政府为了业绩下大力气扶持，还是适得其反，最后不得不被人家兼并。连老牌的罐头厂、乳品厂也都亏损，国企改革走到了最难处。

也是在八十年代，国家放开了煤矿地区的小煤窑生产，也是大矿产量没法满足市场需求，地方不得不放开。各大矿也为了创收鼓励一部分人去开小煤窑，原来在矿上退休有一定采矿经验的人，还有社会上有识之士，都奔着小煤窑使劲。在灵泉废弃的五号井、六号井及北露天附近，大量的小煤窑分布在采空区。我家所居住的北煤沟里就有好几个，小煤窑是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最活跃的经济体，大量的从业人员都是农民工。条件是艰苦点，可收入还是可观的，连当地妇女有力气的都到小煤窑抬大筐。小煤窑直上直下，半径也就一米多点，多数呈六角形，帮壁用木板隔离，防止塌方，一般深度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开采的煤就是原来大矿留下的煤垛子，别小瞧这煤垛子，运气好碰到大的煤垛，成百上千吨的煤就能挖出来，很快就能变成钱，那些小煤窑的主人可没少挣钱。最著名的就是高俊，老头退休后开了小煤窑挣了钱，为回报社会建了一个俊资托儿所，自己给儿女都盖了房子，算是为自己也为社会作了贡献。我家兄弟媳妇参加工作就在俊资托儿所，一直干到俊资托儿所解体，侄子也在那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如今那块地早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钱老五开发成商住楼。

还有个开小煤窑的朋友叫张永强，开采的力度大，时间也长，光矿井就好几个，提起他扎区人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我都毕业了，在西山矿医院工作，经常能见到受伤的工人来医院处置伤情。他一直干到1998年，小煤窑彻底不让干了才罢手。他后来转产搞了牧业，效益不是那么太好，俗话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可能是生意不顺手，或许自己平时有病也没注意，突发心脏病去世，连遗嘱都没留下。

开小煤窑挣钱的人还有很多，父亲的朋友老张退休后也开了小煤窑，没少挣钱，很快在北京置办房产，成了后来的北京人。邻居黄叔也开过小煤窑，是单位鼓励干的，一试身手是真挣钱，很快改变了家里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家里买了摩托，买了房子，孩子们都装扮一新，纯粹是白手起家。一旦干下去就不愿意收手，在本地不让干的时候又带着设备到外地淘金，说是去了黑河，挖了好几个井都没见到煤，赔得一塌糊涂。继续借钱想翻本，还是没有见到煤，最后负债累累地回来了。黄叔大病一场，心脏病突发，差点把命搭上。他发病时我就在跟前，由于处置得当，算是化险为夷。回来后不得不慢慢还债，还得在土里刨食，养猪种地，一点点地积累财富。欠的都是亲戚朋友的钱，去年刚把欠款还完了，总算松了口气，不欠账的日子才觉得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