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满洲里长大的孩子，爸爸的工作从铁路调到地方工作后的1961年，我的家也从道南二道街的石头房搬到了道北二道街中苏路口的木刻楞房。而所谓的‘搬家’只是爸爸挑着一副担子，工友帮助拎着行李，徒步经过天桥就把全部的家当挑进了新家。”

“在小孩的眼里木刻楞房很好玩。我和小伙伴们就经常手把着贴板，双脚蹬着木格往上爬，看谁爬得最高，有时还攀登到木制憨实的大院门上向远处张望，甚至爬到天棚里捉迷藏。这些就是我孩提时代对木刻楞房的最早记忆。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房产科在为木刻楞维修刷油时，师傅们在临街的房檐下面刮出了‘1903’字样的小铁牌，我才知道这栋木刻楞房子已经有那么多年的历史了。我站在远处悄悄凝视着它才发现窗沿上面镶嵌的各式花纹如此美丽，世纪之初的建筑工匠们如何鬼斧神工地不用一枚钉子就把一根根原木摞在一起，建造出一栋栋美丽大方的木刻楞房子？几十年来，都有哪些家庭，什么样的人物曾经在这栋房子里居住呢？这些都在一个少年的心里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以上记叙是我在2011年编辑《百年满洲里》大型画册之际，在后记开篇中的两段文字。时隔七个年头之后的2017年，我竟然惊喜地看到了我家这栋木刻楞房子在上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也些许破解出那一个年代“都有哪些家庭，什么样的人物曾经在这栋房子里居住？”的疑团，当年在一个少年心里蒙上的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一角，端倪渐显。

图1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30年，图片的主题似乎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留存我家原有的门市影像而拍摄，这家门市房占据了画面主体位置，而二道街与博士大街（今中苏路）街口西侧的建筑也尽收眼底。看到这张照片顿时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原来我家在上世纪30年代竟然是一家临街门市，房顶的俄文牌匾上标明为秦洪祥女装裁缝店，临街正门口有四级木制台阶方便上下出入，门口两侧饰有简易木制扶手，以防出入人员从两侧跌下。正门两侧各一扇窗户，这也就是后来我家临街的两扇窗户，门板上、木刻楞墙板上都挂贴有俄国女性全身时装彩色绘图广告。可以判定，这里时为由一位名为秦洪祥的中国裁缝开办的一个专门为俄国女性量身定制时装的服装店。这栋木刻楞的特点是有半地下室，地下住户有一格高的两扇窗户露出地面，是半地下室唯一采光之源，出入之门全部卧入地下，沿台阶而下两侧亦有木制栏杆设置，以防街道行人不慎跌入摔伤。位于秦洪祥女装裁缝店北侧，即二道街与博士大街（中苏路）西南位置亦为一家门市，俄文牌匾为佟鹤云靴鞋店，而其门扇、窗扇上均绘制有靴鞋图案的广告牌。再向远处望去，位于二道街与博士大街（中苏路）西北角的俄式红砖建筑里，时为董昌成衣店。有记载的是这座街角俄式红砖建筑一直是博士大街（中苏路）乃至这座城市的大型百货商店以后成为“富康”“大华”，新中国后“秋林”“民族用品商店”等商号。此外，在街角还有一处木制的小型售货屋，有一小截铁皮烟筒探出房檐，可见屋内设有铁炉供取暖、烧水之用，这里是一处一年四季营业的街角售货屋。而最醒目的是沿博士大街（中苏路）迎面而来的一辆马车，白马、木制四轮、驾驭者头戴礼貌、同行者头戴前进帽……强烈地凸显出那个时代的市井、人文、交通工具之特点。仅从这张照片一个视角就可以看到上世纪30年代，制作时装、制作靴鞋、出售成衣时装的制作与出售一条龙式的商业门市一应俱全。窥一斑而见全貌，可见当年博士大街之繁荣。更有价值的是使我破解了家庭住宅的历史断代之谜，一扇封闭数年之久的水泥大门原本就是商业门市之门，秦洪祥裁缝在这里专为外籍女士量身缝制时装的往事得以重现。

如前所述，1961年3月，我的家搬进了这栋木刻楞房里居住。开始在这里居住的日子里我的家庭和共和国的命运一样，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辛的时期。我时年7岁，大弟弟王铁辉4岁，小弟弟王铁强1岁。在那个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爸爸染上了肺结核，于1961年9月15日发病大量咳血，被送至扎兰屯结核病院长期住院治疗，一住就是三年，与我们隔绝未见。妈妈在被服厂做缝纫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还要带好我们幼小的弟兄三人。儿时的往事涌上心头，犹如就在昨天。妈妈出去挑水了小弟弟就哭闹不止，我只有让他骑在脖子上（骑梗）站在临街窗前望着街上挑水的妈妈他才停止哭泣；由于缺乏照料，我弟兄内衣甚至头上都长了虱子，妈妈只好带我们去理发店推了光头；小弟1岁多就患上了脑膜炎，无法救治死掉后，妈妈求助内院邻居金爷爷将小尸首扔到了北山上；妈妈经常晚上加班，将我们哥俩带到车间又不方便，弟弟愿意睡觉，就将我俩锁在家里。一次，我睡醒后听到屋内咔咔作响（老房子原因），总感觉到有小偷藏在屋里（奶奶讲过这样的事例），便吓得大哭起来，将邻居徐奶哭醒，徐奶披着外衣，踱着一双小脚赶到被服社喊回了妈妈。赶上春播时节的休息日，妈妈依旧将我们哥俩用大铁条锁在家里，她自己背上半袋土豆籽，手持一把铁锹去南山种土豆。当我们哥俩大了一些，开始学会了淘气。临街的两扇窗户窗根冬季会结上很厚一层冰，我与弟弟就每人一扇窗户用妈妈做活用的锥子撬下窗根的冰块吃，即解渴又凉快，真有吃冰棍的感觉。有一次弟弟用钳子敲打锥子撬冰块，结果撬裂了玻璃，央求我不要告诉妈妈，结果我承担了责任被妈妈把大腿都掐青了。夏天时节，两扇窗户都打开了，有一次我与弟弟突发奇想，见到街上没人就分别站在两扇窗户上往外撒尿，一泼尿都尿进了地下室沙大伯家的窗户里，现在想起，当年怎么会有那样的恶作剧。

1964年4月8日，爸爸终于从扎兰屯结核病院出院了，但病未能治愈，而是在治不了的情况下出院回家的。此时，进入少年时期的我已经对这栋木刻楞怀有真挚的感情和深切的记忆。先说棚顶、地板。棚顶是原木破开后的厚板材搭设的，由于年头太久了历次维修的废土都堆积在天棚里，压弯了棚顶成为弧形，房产部门只好用一根木柱顶住以防止棚顶继续下沉。可是由于柱子的承重力太大，不久就将地板抵弯，我家地板就是半地下室的顶棚，为遏制塌陷房产部门又在地下室沙大伯家里立上了一根木柱，就这样减缓着老房子的沉降速度。但老房如同老人，年老驼背是必然趋势。地板亦是原木破开之后直接铺上去的，有多少人伴随时光的脚步踱来踱去，磨蹭去地板一层又一层，而最为坚硬的是地板上那些木结子，被磨蹭得光亮，犹如一个个木嘎凸起遍布于地板上，木结显现出原有地板的厚度，有时穿拖鞋踩在上面会有一种硌脚的感觉。当年的地板是不刷油漆的，讲究的就是白茬地板，妈妈对打扫卫生的要求十分苛刻，每天的扫地实际就是将地板缝隙中的小毛毛抠出来，扫到爸爸体检用过的一张肺部X光片子上再倒入垃圾桶。最累的大活就是每周刷一次地板，用铁桶盛满水，蹲在地上用刷子蘸水后沿着地板的纹理顺茬反复刷拭，然后再用拧干的抹布将刷过的地板擦干净。再说说门窗。窗户临街两扇，临内院一扇。夏季时为单层窗户，冬季时为双层窗户。每年深秋都要上窗户擦净玻璃，抹好泥子，糊上窗缝，两层窗户的夹层还要铺设锯末以保温、吸潮、吸水。讲究的妈妈还要用彩纸剪成花式摆放在窗格的锯末之上，以增加美感。每当夏季来临，是撤掉里扇窗户的日子。取下里扇窗户，接着便取走封存一冬的锯末，擦洗外扇窗户，刷掉糊在窗缝上的纸条，打开外扇窗户，让外面的空气吹拂进来，犹如一个脱掉冬装的人一样感到清新、透气，真是爽快极了。可每天都要重复做的事情就是开窗板、关窗板。建国以后这一趟木刻楞房所有临街的门都封闭了，出入全部走后院，院里所有几十户人家为二道街90号，大院门设置在二道街。所以，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脏水窖倒马桶，然后走出二道街大院门绕过街角来到这位于中苏街上的两扇窗前，抽出铁穿条、打开窗板、挂上挂钩。晚上临睡觉之前的最后一项家务就是关上窗板，依次是打开挂钩、关上两扇窗板、穿上铁条。记得小时候个子矮，攀登到木刻楞原木缝隙之间才能穿到铁条，随着自己长大开关窗板就越来越轻松了。俄式建筑防盗措施是非常严谨的，窗户的铁条由窗框穿入内室后，铁条端头有一圆孔，内室窗框上方悬挂一根线，线头拴着一根长铁钉，关上窗板后铁钉就别在穿条端点的圆孔里外面就无法抽出穿条，打开窗板，保证了家居安全。再说说门，我家历史上老房实际有三扇门，一扇为临街门，即1930年图片中秦洪祥女装裁缝店牌匾下方那扇临街大门。应该是改做住户后就封闭了这扇临街的门，我家入住后就是水泥封门外面罩上了一层毡子。再就是出入后院的门，也就是我家唯一出入之门，是一扇非常厚重高大的木板门，每到冬季外面寒流与内室暖气在这扇门内外对流就会产生很大的潮气，在内侧的门板上结出很多的水珠，水珠聚集多了就形成一道道的水流流淌到门的下部，一遇门槛透过来的冷空气就冻结了，很快在门板下端结成很厚的冰块，有时水溜流淌到门槛与门缝之间就将门牢牢冻在门框上，如同上了保险一样无法打开这扇厚重之门。所以，一到冬季就要在门坎上堵上毛巾，既防寒风又接门板流淌下来的水汽，水量含多了就要及时拧干。第二项任务就是定期砸掉门上冻结的冰块，否则门被冰块挤塞上就无法关严实门。拿起锤子砸掉冰块的力气活逐渐由父亲传递到我们作儿子的手中。有时砸起冰来弄的满脸都是，甚至灌到了脖子里。第三扇门就是与邻居徐叔家的间隔门。早年在俄罗斯人居住时期应该是一家住宅，非常有可能我家的一大间为临街的门市对外营业，而经过这扇板门进入徐叔家就是家庭住房了，紧邻我家南侧有临街三扇窗户。门市撤销，特别是中国人居住后就将这扇大门关闭变成两家住户了。可是没有任何修缮，只是将门关闭后有一个特别粗大笨重的大铁钩钩住，门的原形毕露，门缝亦挺大，隔门徐叔家点灯后的光线都透射过来，他家大声说话、收音机播放声音都能够听得清楚。隔门徐叔家卧室就有一台收音机，一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小喇叭”“星星火炬”等少儿节目时，我与弟弟就挤在这扇门缝旁收听节目，“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一直到爸爸从扎兰屯出院回来，我们家终于购买了一台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飞乐”版收音机，才结束了扒门缝收听广播的历史。我的家原本就是一个大屋，靠墙有一个大木板铺，我们一家四口人在一个铺上睡觉，我们哥俩逐渐长大了，后来二舅家的大妹妹晓英亦来我家上学就显得不方便了，所以求房产部门在火墙的外侧安装一个门，加了一段软间壁，就形成了我家的第二个卧室。但小卧室也就二人床面积大一点，就搭建了一个L型的镰刀铺，我与弟弟在里面居住，一直到1981年我结婚离开这栋老宅。

方才写到，我家南侧邻居是徐叔家，原本就是一体建筑，所以我们两家同走一个小院门、同登几阶木楼梯，然后左右分流为各自家门。他家最高长者是徐爷、徐奶，徐爷叫徐士文，曾在“韩贵小铺”当店员，不知怎么在“文革”中作为“小业主”也挨过批斗。徐奶叫程玉秋，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这个名字，是一位小脚但个子挺高的老太太，她主持家务，管理、教育着孙辈甚至包括我和弟弟，是一位严厉、善良的慈祥老人。徐爷、徐奶早一些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徐叔叫徐学凤，在人民银行工作，后来有了工商银行，他成为满洲里工商银行行长，年轻时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调到呼伦贝尔工商银行任副行长，一直到退下来。徐婶叫王秀琴，在市劳动局工作到退休。徐叔、徐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叫春华、大儿子叫小健、小女儿叫燕荣（均为小名）。

我家北侧是滕叔家（1930年佟鹤云靴鞋店建筑）。他家在后院的狭长小院正在我家临后院的窗底下。滕叔叫滕春生、滕婶叫刘维芝（1988年病逝），夫妻在市被服厂上班。记得滕叔后来调至二轻经理部负责跑供销常年在外，每次出差都能带回几张在南方风景名胜区拍摄的照片，到他家去玩的最大兴趣就是欣赏滕叔到处观光旅游的照片，真是羡慕不已。滕叔、滕婶育有五个孩子，长子滕光明（与我同龄）、长女滕淑兰（她在家管理弟弟妹妹最多、最辛苦）、次子滕光亮（2016年病逝）、三子滕光义（由于耳朵有一小肉桩，所以乳名叫小庄）、次女滕淑芳（小时候不会走就满地爬，由姐姐照料，后来出落为一个水水灵灵的大姑娘）。

我家的半地下是沙大伯家，沙家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沙大伯叫沙宝森，在工程队上班当工人，沙大娘叫翟荣花，一生忙于家务，他们生育了八个儿女，即长子沙庆芳、二子沙庆生、长女沙庆敏、次女沙庆兰（与我同龄）、三子沙庆路（与我弟弟同龄）、四子沙庆恒、五子沙庆斌、六子沙庆志。沙大伯家孩子多，生活比较拮据、艰辛一些。住半地下室的优点是冬暖夏凉，又免收房费。临街一进入半地下室后，往北即我家楼下亦是沙家居住之所，往南即徐叔家楼下，开始为沙大伯家仓房，后来由于住房太紧张了，经过简单整修也住进了人。沙庆恒、沙庆斌新婚之后的最初日子都是在南侧的半地下室度过的。近日，从沙庆芳女儿沙万颖那里获悉，沙大伯于1993年去世，享年72岁，沙大娘于2014年去世，享年88岁。

1981年末，我家最早搬离居住了整整二十年的木刻楞房，迁至幸福楼居住。原二道街90号大院的邻居们陆续迁离老院，一直到1993年整个街块老建筑被拆除，曲终人散，大院解体，各家自奔东西，从此没有联系。

2014年1月，我在整理老照片时，望着1992年拍摄的木刻楞房旧影不免一股怀旧之情涌上心头。尽心寻找到我家左右老邻居徐叔、徐婶、滕叔，与我的父母在东方公寓工作室汇聚一堂。几位前辈多年未见，相会甚是亲切，深情回忆多年邻里和睦相处的往昔生活，滔滔不绝地述说这些年各自家庭的境况。接着又到楼下的明龙风味酒店用餐，使得这次聚会达到了高潮。可惜的是就在老邻居聚会一年之后的2015年3月，徐婶就溘然长逝了，五位老人的合影竟然成为他们相聚的绝版。

啰啰嗦嗦地回忆了许多，是为那难忘岁月之怀念，是为那邻居间淳朴亲情之怀念，是为那老房子记忆之怀念。勿忘乡愁，记住老房子。                    □摄影：王铁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