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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科洛博夫家族

2017.06.02 37:10

□斯塔罗斯金娜·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大罗芙娜

我是满洲里俄罗斯人的后代，母亲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科洛博娃于1936年12月31日出生在中国满洲里。她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够再次返回故乡满洲里。这座城市对她来说可不是普通之地，而是陪她度过童年、青年时代的地方。并且她把满洲里视为故乡，这就是她的宿命。母亲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她将自己的生命都视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我的母亲与父亲鲍里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在新西伯利亚斯克建筑学院学习时相识、相爱，在1959年结婚。妈妈曾是设计工程师，曾任工厂设计处处长，爸爸曾任大型重工业企业副总经理。1961年8月3日，我出生在新西伯利亚市。当我年满两岁时，母亲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科洛博娃带我第一次去外祖父、外祖母家去做客。从那时起每年的夏天我都在外祖父母的家里度过，我也慢慢地感觉到外祖父母不是寻常之人。

如果讲起我的家族与满洲里有什么渊源的话，就应该从我的曾外祖父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讲起，曾外祖父的家庭居住在满洲里市扎列奇内镇四栋大房子内，应该说曾外祖父是满洲里这座小城兴起雏形时期的最早那一代人。

曾外祖父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1872年出生于后贝加尔州涅尔琴斯克工厂县亚历山德罗斯基乡克里奇卡村，在那儿他与尤莉塔·斯皮里多芙娜·费多托娃结婚。我的曾外祖母尤莉塔·斯皮里多芙娜·费多托娃1875年出生，她的家也在克里奇卡村。曾外祖父是个孤儿，有过一个兄弟，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

1901年，曾外祖父母带着四个孩子阿法纳西、普拉斯科维亚、泰西娅、伊万从俄罗斯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国满洲里，从此在扎列奇内镇揭开了家族生活的新篇章。在这儿曾外祖父从事农牧业，并在中国长春铁路建设中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在我妈妈的回忆录中写道：“爷爷——父亲讲述，他是个务实、有活力、精力充沛、公正之人。”来到中国满洲里后开荒种地，从一穷二白开始创业。曾外祖父母在扎列奇内镇又陆陆续续生育了四个孩子：亚历山大、彼得、安东尼娜、尼古拉依。

曾外祖父经常去后贝加尔地区购买牲畜及食品用于保障铁路建设工人的食物供应。在二十五年内他在扎列奇内镇建造了4栋房子，操持着大型农牧业产业。他的羊群由蒙古人、布里亚特人放牧到蒙古。家中还有牛、骆驼达50多头，但是，曾外祖父却对马情有独钟，同时马也是他的骄傲。除了驯养传统的马，他还驯养良种走马，他甚至还把马贩卖到美国。据母亲的回忆（当然是外祖父讲的），也正是因为马最后断送了他。这是一段久远、苦涩、悲惨的历史。这段历史发生在1929年中苏冲突期间，曾外祖父被苏联军队带回苏联境内。

我的亲人们对曾外祖父后来的命运一无所知。当时只有传言，某个科洛博夫在苏联境内给人家缝鞋度日等等。当然，亲人们愿意相信这就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但愿他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不久前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记忆》这本书中得到消息，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早在1930年1月27日就被苏联特别国家政治部全权代表处反间谍处逮捕，1930年1月30日，苏联特别国家政治部全权代表处远东边疆区法院根据苏联刑法第58-4条判处极刑，并于1930年2月3日被执行枪决，埋葬在哈巴罗夫斯克市。1989年7月28日，根据1989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院做出结论，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最终得到了平反。

曾外祖母尤莉塔·斯皮里多芙娜·费多托娃也是个地道的俄罗斯农民，她天生有着好斗的怪癖性格，在那个特殊紧张的年代都是她操持着整个家务，抚育着八个儿女。成年的儿子们都敬畏她，因为她生气时就用手杖打人，所以我们家人称她“科洛比哈老太太”（爱称）。她笃信上帝，欢庆盛大的斯拉夫节日时（耶稣诞生日、巴斯克节日等等）全家人在神像下祈祷，在那个历史年代里，我的家族物质生活过得非常富有（曾经是满洲里城内最富裕的三大家族之一），每逢建堂节，一些公职神甫都要带着神像、神幡来到扎列奇内镇游行，游行过后大家都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总是准备满桌子的食物、馅饼招待客人。1946年9月17日，尤莉塔·斯皮里多芙娜·费多托娃去世了。据亲人们讲述，一次她跌倒了之后就没有再站立起来，很快就离开了。整个城里的人都来为她送葬。

前面写到，曾外祖父母迁至满洲里扎列奇内镇后又生育了四个儿女，其中的彼得就是我的外祖父。1908年12月19日，外祖父彼得·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出生于满洲里扎列奇内镇。于1916年考入俄罗斯学校，1923年毕业。从1923年起与其父母同住，帮助家里操持畜牧养殖产业的经营管理。

1936年2月2日，外祖父与心怡姑娘妮娜·谢苗诺芙娜·别列波耶娃结婚。1914年1月27日，我的外祖母妮娜·谢苗诺芙娜·别列波耶娃出生于后贝加尔地区阿巴盖图镇。她的父亲叫谢苗·格奥尔吉耶维奇·别列波耶夫，母亲叫马丽娅·帕夫洛芙娜（出嫁前叫舍洛民采娃），谢苗·格奥尔吉耶维奇·别列波耶夫是后贝加尔哥萨克人，所以，我外祖父总是说我外祖母是真正的哥萨克人。在俄罗斯居住的时候，外祖母的父母育有四个女儿，即马丽娅、妮娜、卓娅、娅丽山德拉。1920年，外祖母的家已迁至扎赉诺尔站，在中国扎赉诺尔又生育了两个女儿：叶列娜、格利克里娅。

外祖母妮娜·谢苗诺芙娜·别列波耶娃第一次离家出嫁到满洲里。外祖母向我讲述过外祖父当年是如何向她求婚、如何想尽办法将她追求到手的。喜结良缘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降生了，那就是我的母亲热尼亚（叶夫根尼娅的爱称）、热卡（也是爱称）、热尼齐卡——亲人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她。在1938年第二个女儿达尼娅出生，1942年儿子尼古拉依出生，1951年最小的女儿列娜出生。

科洛博夫家族一代代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娶亲、出嫁，纷纷离开了家。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命运，但常常是以悲剧结束。上世纪30年代在科洛博夫家族中与我的外祖父彼得·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和曾外祖母尤莉塔·斯皮里多芙娜·费多托娃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她的儿子伊万。大概在1932年伊万与一位在孤儿院长大的美丽姑娘结婚，她叫马丽娅·约瑟福芙娜。据亲人们回忆，玛莎（马丽娅的爱称）长得非常漂亮，1933年，伊万与玛莎的长子亚历山大出生，1935年女儿妮娜出生。突然玛莎生病了，由我外祖母伺候她。玛莎死的时候其女儿尼诺齐卡（妮娜的爱称）只有两岁半。玛莎在临终前恳求我外祖母不要抛弃她的孩子们，伊万与玛莎的孩子在我们家长大。几十年后，我向母亲的同班同学斯捷潘诺维奇·库兹尼佐夫见面讲起这段往事，他听到尼诺齐卡（妮娜的爱称）、沙萨（亚历山大的爱称）与我妈妈不是亲兄妹、亲姊妹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我外祖父母一直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儿女。

在这个大家族中，每个孩子都上了学接受了教育。1945年后，他们陆续在满洲里苏联中学上了学。母亲讲，在三年级之前他们有中文课，中文教师是个极其严厉的中国女人，对淘气的孩子用尺子打手掌。好在三个孩子在中国都得到了中等教育。亚历山大毕业于哈尔滨医学中等专业学校、尼诺齐卡（妮娜的爱称）和我母亲也都中学毕业。

我的亲人们给我讲述了许多在满洲里的生活往事，这些故事仅一篇文章无法载入，可以写上整整一本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总是带着深情的爱与敬重讲述中国人是如何善良、勤劳。我们家族从来没有以民族区分过人。我明白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一个充满和平、友情的小城满洲里生活着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的人们相互理解、和睦相处，他们似乎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满洲里人。

1954年夏天，外祖父母携全家12口人离开几代人居住过的满洲里，搬迁到苏联库尔干州萨法库列沃区纳杰日季卡村生活。年轻人很快去了新西伯利亚斯克接受高等教育。外祖父母差不多余生都生活在库尔干州，1985年，在我父母的说服下来到奔萨生活，外祖母年老有病后母亲就到乡村去服侍她。外祖母于1990年去世，享年76岁。此后，母亲一直生活在乡村，直至1997年12月病逝，年仅61岁。外祖父亦于1999年去世，享年91岁。

若干年后，我外祖母所有的姊妹都去了澳大利亚定居生活，而外祖父的所有兄弟、姊妹都留在了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我外祖父五个兄弟中有阿法纳西、亚历山大、尼古拉依三人被镇压枪决，死后被平反。我表兄克里亚（我外祖母姐姐的孙子）问我：“为什么你们家从中国回到了苏联？”我这时记起在妈妈的日记中，她父亲、我的外祖父佩卡（彼得的爱称）写给她的留言：“热卡，不要忘记你的背后是故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要背叛它，要成为喜爱故乡的忠实者。你的爸爸，于1950年3月25日留言。”妈妈一生都生活在怀念故乡的纠结中，她与科洛博夫家族的长辈们一样有着两个故乡，一个故乡是固有的祖国、民族；一个故乡是出生、成长的城市——中国满洲里，两个故乡同样都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地方。

编者附记：

正如作者所写，1954年，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博夫家族的后代返回苏联定居，其家族在满洲里扎列奇内镇（北屯）的房产归公所有，继而成立波列滋亚牧场。1959年1月20日，苏联波列滋亚区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马特维耶夫·符·伊率领波列滋亚集体农庄代表团一行七人来满洲里访问，并向我市波列滋亚牧场赠送细毛羊83只、良种马12匹及兽药一批。中苏双方人员就畜牧业合作在牧场进行了广泛交流。

据李顺春（曾任满洲里市农牧业经营管理站站长，高级农业经济师）回忆：“1958年，满洲里就成立了中苏友谊人民公社，1966年改称东方红人民公社，下辖北屯生产队、东山生产队、牧业生产队。”据此判断，波列滋亚牧场以后可能发展成为中苏友谊人民公社牧业队。牧业队迁出后，科洛博夫家族房产恢复居民住房。2007年4月，这一块房产全部拆除，现为一片草场绿地，重新回归到1901年科洛博夫家族迁来大兴土木之前的历史景色。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文作者斯塔罗斯金娜·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现为电影艺术研究者、电影评论家、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俄罗斯联邦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俄罗斯联邦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国家“尼卡”科学、艺术电影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电影评论家、电影艺术研究者协会理事、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协会奔萨分会会长。经常发表关于世界、民族电影问题、《俄罗斯电影史》《现代电影发展》等文章。曾为奔萨国家广播电视台电影艺术节目主持人及编导。为发展电影事业获得了В·霍洛德娃奖、莫茹欣奖章。获俄罗斯荣誉电影工作者奖。2011年获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文化发展重大贡献荣誉证书。近年来，有作者执导的多部电视专题片问世。目前，已开始筹划影片《满洲里俄罗斯人》的编撰工作，以此片献给这一由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共同创建的城市，献给苏侨永久的故乡城市——满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