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刘凤梧与苏军武官在满洲里二道街100号空军办事处留影。

2.刘凤梧身着空军冬装留影。这件大衣是由刘亚楼特批给刘凤梧的。

3.1951年，在满洲里站欢迎志愿军归国访问团合影。左四为刘凤梧，右二为副政委康洪儒，左二为市委书记刘复初。

4.苏军顾问赠送给刘凤梧的军大衣。

关于1949年组建的满洲里空军办事处，由于军事机密等诸多原因，在满洲里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记载。《满洲里市志》（1998年版）只有一句记载：“1950年6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满洲里办事处成立，人员约50人。主要任务是接收转运苏联援助中国的海军装备物资，负责人为赵德才、季光。同时，空军也在满洲里设立了办事处。”

2016年11月30日，市档案史志局康力副局长来到笔者工作室，带来了当年满洲里空军办事处刘凤梧主任的四子刘生津撰写的几份回忆文稿。交谈中康力副局长转达了刘生津拟确定满洲里空军办事处位于二道街100号的具体位置，并要求在满洲里媒体上披露有关空军办事处的重大史实，以填补满洲里军事史之空白的意见。

12月1日，笔者与居住长春的刘生津打通了手机，并建立了微信联系。刘生津说，他在满洲里同学的哥哥似乎能找到空军办事处二道街100号的位置，马上要再联系一下。

12月2日，笔者的同学焦凤琴急匆匆地来到工作室，说有一张照片需要辨认一下地点，必须求助于我。原来这张照片就是前天看到的1949年在空军办事处的门前刘凤梧主任与苏军武官的合影。刘生津在满洲里读小学时与祁秀英是同学，他俩也是刚刚联系上，祁秀英的五哥祁秀岩是满洲里较早的史志专业人士，从北京回满探亲就要返京。这次是祁秀英委托其中学同学焦凤琴帮助查找二道街100号，焦凤琴情急之中又想到了我。短短的两天时间，从长春至满洲里一个循环，最终又转到了笔者这里。

按照约定，12月7日，祁秀岩、祁秀英、焦凤琴来到工作室共同探寻空军办事处二道街100号的位置。在投影仪的投射下，将老照片与他们判似建筑的门板仔细对照，最终被一一排除掉。期间，与刘生津音频交流，对方十分确定父亲刘凤梧生前所在的地址就是二道街100号。

满洲里历史上街道门牌号是自东至西排序的，双号在路南侧、单号在路北侧。笔者小时候家住二道街90号，位于中苏路角向西的第一个大院，经询问小学同班同学曾宪生，他家大院位于文明路角向东的第一个大院，门牌号二道街108号。那么，100号列于90号至108号之间，肯定就在二道街南侧的中苏路至文明路中段。这一街段唯有151部队是1961年新建的红砖大门和营房。笔者又采访到刘德纯老人。刘德纯身为革命老军人，1961年作为151部队基建筹备组副组长，参与兴建了部队营房工程。他回忆此前这个位置为俄式红砖老建筑，已经很是破旧。据此，可以断定二道街100号空军办事处老房子就在151部队原址的位置。

让我们的思绪沉浸到刘生津的追忆文稿中，探寻建国前后满洲里空军办事处那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也向全国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号令。不久毛泽东又提出解放台湾的战略构想，中央军委同时决定，1950年首要任务是解放台湾。担任总指挥的粟裕率领50万部队准备攻台，可是解放台湾仅凭这些陆军还是不行的。于是，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秘密同苏联订购了434架飞机，与此同时，我军空军和海军的领导机构也相继开始筹建。

1949年8月1日，刘亚楼率领空军代表团到苏联商谈“建立6所航校、1所修理总厂，购买434架各型飞机，聘请878名苏联军事专家，培养300至350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等事项。”两个月以后，与苏联达成协议。10月7日，刘亚楼乘飞机从莫斯科飞抵赤塔，再乘火车入境到达满洲里，在听取了空军先遣组的汇报后，考察了满洲里换装现场。

1949年10月25日，刘亚楼被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空军的特点是建军必先建校，没有航校就没有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没有空军部队，可是空军更是一个保障性很强的部队，没有飞机和油料，何以称为空军。10月30日，刘亚楼在召开了空军第一次干部大会后，便和后勤部副部长石中汉匆匆忙忙赶到南苑机场。他对即将赴任的刘凤梧和赵明说：“上级决定，以你们17大站为基础，成立满洲里空军办事处和绥芬河空军办事处，正团级编制。刘凤梧任满洲里空军办事处主任，赵明任绥芬河办事处主任。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将苏方运抵口岸的飞机、油料、航空器材运送到各部队。记住，航校开学时间是12月1日，理论学习时间是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开学的一个半月后我们的学员就要飞上蓝天，刻不容缓啊，同志们，你们一定要赶在学员们开始实际操作前将飞机和油料保障到位。现在你们就到沈阳换冬装，立即开赴满洲里和绥芬河。”几天后，石中汉带着苏军武官、翻译和大功率电台来到了沈阳。他对刘凤梧说：“部队马上就出发， 长春警卫团的4连、7连已经赶往满洲里了，这两个连队现在也列入满洲里空军办事处的序列。”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满洲里空军办事处正式宣告成立。刘凤梧从报务员李淑芬手中接到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6所航校每校配给雅克—18初教机15架，雅克—11中教机15架，乌拉—9高教机15架，乌拉—11高教机15架。哈尔滨、长春两航校另配给乌特伯—2中教机各15架，杜—2轰炸机各20架。锦州、沈阳、北京、济南四个航校另配给达拉—9战斗机各30架。牡丹江航校配给运输机4架。共434架。”

满洲里空军办事处建立伊始，刘凤梧就将部队安排在二道街小学（即满洲里市立完全小学校）和苏联商务代表处（后为市委党校，现为市综合执法局办公楼）两地，办事处机关设在二道街100号，这里最早为沙俄驻满洲里卫戍司令部。刘凤梧将340人的队伍按照任务分为：运输股、油料股、警卫股、财务股、机要股（电台）、政工室、招待班、卫生所、押运连、装卸连等机构。医生还是那个一路追随刘凤梧北上南下的日本军医。

苏军驻满洲里空军办事处的武官很快就和苏方国内联系上了，于是400多架飞机就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了进来。都是有十几米长的大木头箱子，里面安放的是歼击机、轰炸机机体和已经被拆下来的机翼。大箱子从苏联境内运来，本已超宽，摇摇晃晃，而中方的车皮又比苏联的窄小，那就更超限了。苏方的站长看了以后说什么也不让转运。刘凤梧找他们理论，他回答说：“超限货物要通过大兴安岭隧道，那是很不安全的。”“那怎么办？”他回答说：“除非你们有‘特别运输令’。”于是，刘凤梧又急忙赶到了哈尔滨管理铁路局找到格鲁尼切夫局长。这位苏联中将局长听到后也是一脸愁云，因为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货物。刘凤梧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特别运输令”。

有了“特别运输令”，刘凤梧带领着几百人的队伍来到了现场，可是当他们看到眼前的这个大木箱时还是都傻了眼。“这么大的东西怎么换装呀？”人们围绕大箱子转了好几圈，依然没有办法。车站给调来了一台吊车，这个用蒸汽工作的吊车吊臂短，升降速度慢，大箱子被吊起来之后东倒西歪、四处摇晃，第一次装卸失败了……刘凤梧找来了铁路换装所的老工人，他们就用树枝在雪地上摆开了龙门阵，终于摆出来一个土办法，就是在苏联宽轨的内侧再加上一条准轨，让准轨和宽轨套在一起，我们的车皮就直接可以和苏联的车皮“国际接轨”了。这样的设计果然有效，即使不用蒸汽吊，人工也可以把大箱子换装到中方的车皮上。

当年，在满洲里还有一个海军办事处，车站显得异常拥挤。站台上一会儿是海军进口的货物，一会儿是空军进口的货物，时不时还有西满军区办事处进口的货物。为了防止物资的混装和秩序的混乱，军方与海关、铁路研究制定了铁运代号，“24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号，“245”是空军的代号，“250”是海军的代号。光有代号还不行，他们又与铁路一起为这些专列制定了换装计划和运行图。同时也划分了装卸的区域，西满军区办事处的货物被安排在了西货场，海军、空军的货物被安排在东吊货场。

刘亚楼不断地收到满洲里空军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自然都是报喜的捷报，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1950年1月15日，沈阳北陵机场14架雅克—18初教机被整整齐齐地停放在那里，同它一起来到人民空军航校的还有雅克—11，高教机乌拉—9。这一天是人民空军四航校大喜的日子，苏联教官首次用新装备带飞新学员成功，人民空军的飞机终于可以成批地飞上蓝天了。与此同时，一、二航校的乌特伯—2，乌图—2型战斗机也飞向了蓝天。

苏军驻空军办事处武官一直与刘凤梧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在满洲里站换装转运中结下了革命友谊。1949年，苏联武官与刘凤梧在空军办事处门前合影留念。这位武官在工作结束回国前将合影中身穿的皮大衣送给刘凤梧留作纪念。至今这件皮大衣还被刘凤梧的后人保存着，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中记载中苏两国、两军、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历史见证。

（待续）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刘生津《新中国战鹰从这里起飞》《高桥三区与我的父亲》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