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魁，1921年5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老家，1939年18岁时来到满洲里，投奔姨夫吕孟春，到“鸿盛洋服店”学徒，开始了他成衣匠手艺的人生历程。光复前后，他已在“鸿盛洋服店”成为师傅了，“鸿盛洋服店”位于博士街，掌柜的叫刘云洪。1955年由市总工会牵头，成立服装行业合作小组，牵头人就是郑殿魁，他和侯贵宝等二十多人一起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上世纪60年代，郑殿魁担任市被服厂党支部书记职务。“文革”中他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伤害，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被诬陷为“日本秘侦”“杀害三条人命”等莫须有的罪名，连续被工厂的“红色工人造反团”揪斗批判。

笔者的母亲就是被服厂的缝纫工，小的时候就跟随妈妈在被服厂加班，而且与郑殿魁一家同在二道街90号大院居住，是朝夕相处的邻居。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郑殿魁遭受的非人折磨。记忆最深刻的是造反派让郑殿魁自己出去游街示众，身体的前后左右都挂上牌子，一手端着痰盂、一手拿着木棍，边走边敲，还要不停地喊“我是郑殿魁，我是走资派，我有三条人命……”按照造反派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到沿途单位签字后，再按照规定路线返回。那是一个怎样草菅人命的动乱年代，至今想起都不寒而栗。但是，郑殿魁却是一个十分开朗、豁达、乐观的人。批斗之余，他就在家里给我们这些小孩儿讲故事，例如“省进城与天下省”的故事等，我至今念念不忘，有时候还复述给别人听。围坐在郑殿魁的膝旁，听他讲那些妙趣横生、哲理深刻的故事，是笔者少年时代的快乐时光，也是郑殿魁在挨斗挨批之余发泄痛苦、缓解压力的锦囊妙计。尽管“文革”期间那样低头、弯腰、飞机式遭受批斗，但是愈斗他愈加昂头挺胸，始终腰板挺拔，一直到老。

1973年的时候，郑殿魁担任了市薄铁厂、钟表社、机电修配厂的联合党支部书记。笔者到手工业参加工作不久，就在他的手下担任联合团支部书记，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聆听他的教诲。是郑殿魁培养我进步，在学徒期间就送我去市委党校学习三个月，研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帝国主义论》、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原著，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郑殿魁从旧社会一个成衣匠到新中国合作化走上领导岗位的集体性质的干部，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满洲里的二轻合作社事业。

郑殿魁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上世纪40年代满洲里有一位老人叫于士章，他有四个女儿，分别为于凤琴、于淑琴、于佩琴、于芝琴。光复前将1928年出生的二女儿于淑琴许配给郑殿魁为妻，郑殿魁与于淑琴喜结良缘，新婚典礼上拍下了珍贵的婚纱照（图片1）。不久，姨夫吕孟春的侄子从老家来探亲，郑殿魁夫妇陪同姨与其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图片2）。

郑殿魁、于淑琴夫妇生育四女三子。长女郑秀萍，1946年生人，先后在市钟表社、市二轻经理部工作，现已退休；次女郑秀梅，1949年生人，先在市被服厂工作，后从事个体服装经营；三女郑秀云，1951年生人，在市通用机械厂工作，现已退休；长子郑秀群，1954年生人，先后在市柴油机厂、市食品公司工作，现已退休；四女郑秀华，1957年生人，先后在市二轻经理部、农村信用社工作，现已退休；次子郑秀君，1959年生人，曾在市钟表社工作，后从事个体修表经营；三子郑秀波，1963年生人，先后在市广电局、市委办、市残联供职。

郑家在满洲里几次搬迁，郑殿魁、于淑琴两位老人最后的居所为四道街与通湖路的街角小楼。这栋俄式木刻楞小楼建于上世纪初叶，楼下为半地下式，临街有露天木制楼梯通往楼上。据姜岩亭老人生前回忆：“上世纪30年代时楼上住着一家日本人，1945年苏联红军打进来，日本夫妇在绝望之际将两个女儿都吊死了……”光复以后小楼上层为成衣铺，掌柜的外号叫“李黑子”，楼下为一家饭店，包子蒸的挺有名气。李德昌老人回忆：“光复以后，小楼上开着一家成衣铺，店主叫李景智。”今天的通湖路当年称为旱獭子街，是销售旱獭子皮张的主要街道。

1981年，郑殿魁退休后，一度曾在自家的小楼上裁剪衣服，做过零活。但是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的是其次子郑秀君在小楼上开办的钟表修理门市部。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的郑秀君因为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左腿残疾，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市钟表社学徒了。1983年4月，他同社里签订了“个体承包，分散经营”的合同，就在自家门楣挂上了“满市钟表社·钟表精修快修部”的牌匾，走上了依靠自身手艺谋生的路子。每月除去向社里缴纳85元的管理费，向税务缴纳所得税以外，月均利润都在200元以上。郑秀君依靠精修、快修、好信誉打开市场。为了方便顾客、增加收入，每天从早晨起床直到夜间休息都是营业时间，没有休息日。而且在不更换零件的情况下，诸如安表针、擦壳子、换表带、拨快慢等小活均不收费。他说：“人的存在离不开钱，个体经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多挣钱，只有挣了钱，我才能完成对社里的上缴任务，才能满足全家的生活需要，才能使小日子过得更富有、更讲究。但是这只有靠多劳动去获得，眼睛不能光盯在钱上，对顾客还是需要有感情和良心的。”就是这样，他的生意越做越火，市场越来越大，远离市区的灵泉，东旗的湖北、西旗的头道井子、达石莫等牧区顾客都慕名而来找他修表。1984年5月26日，《满洲里青年报》登载了桑建章采访郑秀君的通讯报道《个体经营，劳动致富，精修快修，方便群众》。团市委表彰郑秀君为“优秀青年个体经营者”，团市委杨秀敏书记亲自将奖状、奖品送到家门口（图片6）。虽然奖励的只是一个水杯，但荣誉却是至高无上的。

1986年，郑殿魁老人66岁，按照中国传统习俗66岁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年份，郑殿魁、于淑琴夫妇携众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及孙辈们三世同堂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合影（图片3），载入郑氏家族的史册。

今天能够搜集到的这栋俄式木刻楞小楼的最早图片拍摄于1988年，日本人池宫城晃来满洲里拍摄了这栋小楼（图片4），此时正是个体经营兴起、国门初开之时，郑秀君的钟表维修牌匾悬挂在门上。可巧的是，日本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于淑琴老人正在小楼前与邻居攀谈，主人与自己的住宅一起被定格在同一画面。池宫城晃在当年一起拍下了多幅满洲里老建筑照片，并对上世纪30年代伪满时期的建筑场所一一作了标注，据此推断，其有可能就是在满洲里生活过的一名日本人。

1992年，满洲里被辟为沿边开放城市，笔者亦在沿街拍照时也记录下这栋小楼的倩影（图片5）。此时郑秀君已将牌匾更换为“信誉修表点”，而楼下也开办了“宾城旅店”，反映出沿边开放、客流骤增、全民办旅店的社会景象。此后，于淑琴老人同三女儿郑秀云、三儿子郑秀波及孙辈们都在这栋木刻楞小楼的楼梯上拍下了生活气息浓郁的照片（图片7、8、9）。

1992年2月1日，郑殿魁老人逝世，享年71岁。1999年5月2日，于淑琴老人逝世，享年71岁。两位老人过早地走完了他（她）们的人生历程。伴随两位老人的离去，2002年这栋小楼被拆除，郑秀君及家人迁往他处，郑家在这里居住的历史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2002年4月，在拆除老房子的整个地块兴建“世纪广场”，2003年10月竣工投入使用（图片10）。

（本篇由郑秀萍介绍有关情况，郑秀君提供有关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