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西山团日”活动中韵宝成在唱歌。
1987年，学校举办“我从这里走来”图片展，图片提供者合影留念。
1987年，班级元旦晚会上同学们一起玩击盆传气球游戏，敲盆者为韵宝成。
1987年，“西山团日”活动中同学们一起吃冰棍。
1986年11月，班报发表韵宝成的散文《美的旋律》。
1988年，在管理干部学院韵宝成以《生活的强者》为主题进行演讲。
1987年，405宿舍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韵宝成，后排右二为笔者。
1987年寒假，笔者与韵宝成同学在共青团满洲里市委员会暗室冲扩照片。
韵宝成是我的同学，我们曾一起在呼伦贝尔管理干部学院求学。他离开我们已经将近20年了，在他刚离世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并于他离世的当年写下这篇文章以示纪念。现在我把这篇修改了无数次的文章拿出来缅怀和告慰我这位同学。
2006年5月，呼伦贝尔杜鹃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相聚到呼伦贝尔。那几天，兴安岭漫山遍野绯红的杜鹃花迷花了人们的双眼，白桦林里无处不在的杜鹃花香陶醉了人们身心。
由于兴安岭杜鹃花由南向北依次开放，所以呼伦贝尔市有关部门也由南向北安排了多个地点供人参观，分别是扎兰屯、牙克石、根河、阿里河。2006年5月20日清晨，我陪同我们公司邀请的客人黑龙江海外旅游总公司的周路（黑龙江摄影家协会会员）前往根河林业储木场拍摄原木垛山。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搭车往回走的时候出了事。因为马上要到集合出发的时间了，我着急想抄近道，就从运材列车上贸然跳了下去，左脚触地后突感过电般的疼痛，霎时左脚肿得如面包一般。等我们打车赶回住地时，大巴车队马上要赶往鄂伦春旗了，我行动不便只好留下。怎么办？只能靠朋友帮助了。找谁呢，首先映入我脑海的人就是家在根河的宝成同学。5月20日，记得那天是星期六，我往宝成家里拨通了电话，他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我急促地说：“我在根河，脚摔伤了，别睡觉了，你马上赶到宾馆。”我似乎用了命令的口气，当时在疼痛的折磨下我已经无法心平气和说话了。
在根河市医院，宝成风风火火地用轮椅推着我往返穿梭于诊室、X光室，挂号交款一气呵成。不过有时遇到陡坡，他要求助别人才能把轮椅推动，显然那时他的身体就已经出了问题。X光片拍完了，宝成说：“王哥，你先在这里等片子，我去抽一下血，最近有些不舒服。”我仔细地观察了他的脸，发现他的脸色确实有些发黄。
之后，骨科大夫们为我会诊，大夫们观察着片子，最后诊断为毛细血管破裂，肌肉组织严重拉伤，怀疑跟骨粉碎性骨折。主治大夫望着我肿得已经没有形状的左脚一时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置。宝成看情况喊来了骨科主任，主任果断地说：“捋正脚型，打石膏。”说完让我脱掉右脚袜子，以右脚作为参照处置左脚。宝成从后面抱住我的腰，一名大夫按住了我的腿，骨科主任按照我右脚的脚型狠捋了几下左脚，疼得我满头大汗，连连喊道：“就这样吧，不捋了。”大夫们没有理会我的哀求，继续紧张地忙碌。最后，一位大夫从柜里取出一条石膏带把我的脚固定好，还风趣地说：“今天周末，就剩最后一条了，尺寸也正好，专门为你准备的。”
处置完毕，宝成将我带回到他的工作单位——根河市委党校，好在那天是休息日，没有人看到我的惨状。我在值班室的床上休息片刻后觉得有些阴冷，宝成又把我架到室外晒太阳，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我望着左脚石膏外露出的五个脚趾不由笑了起来，似乎连疼痛都减轻了一些，因为五个脚趾肿得像五个萝卜挤在一起，真的很滑稽。宝成见状举起了手机，拍下了这难堪的一幕。宝成还去商店给我买了一双硕大的棉拖鞋，亏得宝成想得周到，我的脚肿得什么鞋都穿不上，最后全靠这双大拖鞋回的家。
5月20日13点，宝成与妻子闫梅送我上了从根河开往海拉尔的大巴车。在候车室里，他总是不放心，一会儿买来矿泉水，一会儿又去买止疼药，怕我一人在路上疼得受不了。宝成心怀歉意地说：“学校要考试，闫梅头晕的毛病又犯了，不然我该送你回满洲里。”在这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里，我离开了根河。大巴车一路纵穿兴安峻岭，百里林海绿波荡漾，而我却无心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双手抬着自己的一条腿，忍着一阵阵疼痛。但我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宝成。
在这以后的半年时间里，我与宝成没有停止过电话联系。几日后通话知道了他抽血化验结果，被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
7月5日通话，他已转院去哈尔滨，怀疑是十二指肠癌前病变。
7月12日，根河同学马占海打来电话，说宝成确诊为十二指肠癌晚期，已转移肝部，手术无法进行，切开后什么都没做又缝上了。打通宝成手机，闫梅接的电话，消息得到进一步证实，大夫说宝成最多能存活半年。
7月13日，与宝成通话，他自己觉得手术成功，精神状态亦佳。
宝成出院返回根河，数次通话，他均感到良好，并在街上疾走锻炼。那段时间，他还跟随根河市委党校校长参加了呼伦贝尔市委党校的大型庆典活动，并随团来满洲里，他在套娃广场给我打完电话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呼伦湖品尝了全鱼宴，随后返回海拉尔，忙得连和我见一面的时间都没有。听其言观其行，我有些怀疑大夫的诊断，是生命出现了奇迹？我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是这样。
11月上旬，再联系宝成，他的手机关机，家里电话无人接听，我感到有些不妙，于是拨通同学马哥电话，他说宝成每天就是吃药、遛街，我这才放下心来。
11月14日，根河的同学潘峰、马占海几乎同时打来电话，说宝成病危住院。潘峰说：“问了宝成现在想谁来陪他唠唠嗑，宝成说想王哥……”
2006年11月15日，我拄着双拐乘长途客车前往根河，经海拉尔中转，车程八小时，17时30分抵达根河人民医院。
望着病榻上的宝成，我心里很酸楚，人瘦得已经脱相，肚子由于肝腹水鼓胀起来，已经二十多天高烧不退，在药物降温无效情况下，只能用矿泉水瓶灌水冻成冰块夹在双腋和胯下物理降温。鼓胀的腹部让他躺不下也喘不过气，又喝不了粥，一会儿半卧一会儿坐起，整天不得安生。宝成说五脏六腑都疼得厉害，但他非常坚强，坚持不吃止痛药，不吭一声。
16日至18日，我在医院陪护了宝成三天，这是20世纪80年代从学校毕业分别后我俩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连续几天待在一起。今天让我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宝成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能够陪伴在他身边，这是我倍加珍惜的一段记忆。
在他即将结束45年的生命历程之际，我想起了和宝成一起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是呼伦贝尔管理干部学院86级中文与秘书班未婚青年中的佼佼者，20多岁，在满归镇政府当秘书，为人正直、热情大方，文学功底深厚。20年过去了，当年的同学岁数大的已经功成身退，岁数小的多已身居高位，宝成仍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记得2003年同学们在牙克石凤凰山庄聚会，连突泉、乌海的同学都来了，可宝成却因为工作忙没有来。宝成为了干部培训工作总是奔波于根河至海拉尔之间，每天都忙个不停。我虽然没有接触过他的工作，没有听到他的领导和同事对他的赞扬声音，但凭着上学时的印象和他工作起来的忙碌劲儿，我就可以判定他是一个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人。
过去只知道宝成的家庭经济不富裕，偶尔听他念叨：“这个月光随‘份子’就好几百元”等话，暗含囊空如洗的羞涩之感，因此每次聚会吃饭我都不让他花钱，我常说：“见面就好，我来付饭钱。”他也就不再客气了，好同学如亲兄弟一般，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客套呢，我从不多想。但在陪护宝成最后几天的日子里，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他生活的窘迫。
宝成虽然只有一位妻子，却有两位岳母，为了区分二人，他一个叫岳母，另一个叫丈母娘。前两年‘送走了’妻子的养母，妻子的母亲又从农村过来了，而且妻弟早逝，还留下一个15岁的男孩儿，跟奶奶长大，一同来到根河，由宝成夫妇租房抚养。此外还有一些难言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他们夫妇身上，闫梅说：“住房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宝成治病又花去了八九万元，将来就得卖楼房。”宝成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知道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心里又是什么滋味，他已经不想说，没有精力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