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嫩琪
1956年，乌勒基和莫连凤夫妇合影。
1965年，乌勒基、莫连凤夫妇和女儿们在北京天坛公园合影。
1958年11月3日，满洲里铁路医院赴北京学习人员在万寿山前山景区合影。后排中间为乌勒基。
1956年12月7日，欢送白秀范同志合影。二排左一为莫连凤。
1956年1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卫生局第一届外科医师进修班合影。二排右八为乌勒基。
我的父亲乌勒基，于1918年10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康平县沙金台公社西扎哈气村一个普通蒙古族农民家庭。那时我父亲家有十几晌山坡地和沙窝地，还有房屋六间，毛驴一头。在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奶奶只得将土地租出去，靠收租获得的一些粮食艰难度日。奶奶深知读书才能有出息的道理，父亲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后，13岁时就离家到郑家屯东科中旗第二小学读书，之后到兴安师范学校继续深造。1940年4月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专业。1943年11月本科肄业。
对于这段往事，我曾问过父亲：“既然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怎么还有条件去哈尔滨医科大学读书呢？”父亲说：“你知道在内蒙古政协工作的三爷爷吧？”我说：“知道的，叫博彦满都。”父亲说：“幸亏我有这么一个三叔才能到医大读书。他当年在乌兰浩特创办了一个公益组织，旨在让蒙古族百姓都能上学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我就是因为上学时学习成绩较好，得到他的赏识，从而得到组织的资助金才上了大学。在选择专业时，我三叔考虑要尽早摘掉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决定让我去学医。因为我文化底子太薄，知识储备远没有达到高中水平，学习大学课程很吃力。但是我在大学教授的指导下，经过自己不断的刻苦努力，最后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技能。”
我的母亲莫连凤于1921年9月10日出生于齐齐哈尔市一个达斡尔族职员家庭，她在家中排行老大。姥爷倾其所有供我母亲上学，她9岁开始，先后在黑龙江省立女师附小、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到喜扎嘎旗小学校担任教员。1940年4月，她以高分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专业。1943年11月本科毕业。
我的父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上学期间相互爱慕成为恋人，父母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帮助，并受到革命先驱、进步人士（例如我三爷爷博彦满都）的影响，成为大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并参加了抵制日语授课等一些爱国活动。由于父亲日语不过关，老师拒绝发给他毕业证书，父亲只能肄业走出校门。
父母的求学生涯结束后，他们于1943年11月喜结良缘，并双双奔赴工作岗位，父亲先在乌兰浩特育成学院任校医兼任克鲁伦诊疗所医师。光复后，父亲配合苏联红军军医在乌兰浩特市积极开展鼠疫防疫工作。母亲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兴安医学院、乌兰浩特市防疫队担任医师。1946年1月，父母一起调入乌兰浩特东蒙医学院，父亲担任教务主任兼教师，母亲担任医师兼教师。从此，父母始终在一起工作，相扶相携走完了他们的生命历程。1944年7月5日，大哥乌华图出生，1946年8月30日，大姐伊拉呼出生，一双儿女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增加了温馨和欢乐的气氛。
1947年2月，父母携一双儿女来到满洲里市立医院工作，担任医师，开启了他们新的职业生涯。1948年10月，父母又被调到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工作，支援牧区医疗卫生事业。同年12月19日，二哥乌优图出生。当时牧区生活很艰苦，只能住在蒙古包里，那个时候草原上的野鼠很多、很大，经常钻进蒙古包里把年龄尚小的大哥乌华图、大姐伊拉呼吓得不行，我二哥乌优图属鼠，大姐伊拉呼哭着喊着让二哥换个属相，说太吓人了。在索伦旗工作期间，我父母整天忙于对牧区蒙古族、索伦族同胞的病人进行医治，同时还参加了当地鼠疫和布鲁氏菌病的防疫工作，很快成了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
1949年2月，经海拉尔铁路医院负责人牛玉坤介绍，父母一同调到满洲里铁路医院担任医师。因为当时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所以医院的院长和大部分医务人员均由苏联人担任。由于父亲工作勤奋，又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技能，很快得到了提拔重用。1952年10月18日，中长铁路管理局医务卫生处下发（第960号）命令，“满洲里铁路医院医师乌勒基提升为满洲里铁路医院副院长，自1952年10月15日起，此令。医务卫生处长刘夕青，副处长阿布拉毛夫”。由于母亲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开会时能胜任翻译工作，这让她在与苏方医务人员交流和医治苏联侨民患者等方面十分便利，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母亲去了儿科。1951年9月11日，二姐伊丽泰出生。1953年2月25日，三姐伊丽得出生。
1953年6月10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卫生处下发（人字第178号）命令，“兹调乌勒基任海拉尔铁路医院院长兼医师之职。同时解除该员在满洲里铁路医院副院长之职务，自1953年6月10日起，此令。卫生处长朱剑鸣，副处长张致和”。1953年10月31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卫生处下发（第779号）命令，“兹调莫连凤为海拉尔铁路医院医师，自1953年11月1日起，同时解除满洲里铁路医院医师之职，此令。卫生处长朱剑鸣，副处长张致和”。这样，父母先后被调入海拉尔铁路医院工作。父亲被任命为海拉尔铁路医院院长，妈妈仍从事儿科医师业务。
1954年10月5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卫生处下发（第832号）命令，“兹调乌勒基为满洲里铁路医院外科医师，自1954年10月5日起，同时解除海拉尔铁路医院之职务，此令。卫生处长朱剑鸣，副处长张致和”。同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卫生处下发（第835号）命令，“兹调莫连凤为满洲里铁路医院医师（小儿科），自1954年10月5日起，同时解除海拉尔铁路医院之职务，此令。卫生处长朱剑鸣，副处长张致和”。时隔一年时间，父母第二次调入满洲里铁路医院，父亲担任外科医师，母亲担任儿科医师。后来从父母的闲谈中我们隐约知道，1954年父亲在海拉尔铁路医院任院长期间，医院发生了一起医疗事故，为此，父亲承担了领导责任，由院长降至外科医师。
1954年10月23日，在父母重新调回满洲里铁路医院的当月我出生了。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刚刚结束。从我记事起，就为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感到自豪。1956年9月24日，经李常镔、白秀范介绍，母亲莫连凤在满洲里铁路医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一家住在满洲里北区电报街一个离天桥不远的木刻楞房里，应该是两屋一厨。1958年，我们家搬迁到南区头道街车站附近的一个俄式花石头房。我当年4岁，已经记事，在我的印象里，房间勉强够用，夏天挺好，比较凉爽，但冬天屋内特别冷，墙上挂着冰。我们家是一个拥有十口人的幸福大家庭，有父母、奶奶、二大伯及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从记事起我就知道父母是铁路医院的外科主任和儿科主任，整天工作特别忙，我与二姐伊丽泰、三姐伊丽得从小上幼儿园。1960年时赶上国家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饭，我的父母工资收入高一些，可以高价买一些副食，例如一元钱一个的鸡蛋，买来给奶奶吃，我们也可以多吃半个大饼子，这才好不容易渡过难关。
1959年4月23日，苏联赤塔州《后贝加尔工人报》（州党委机关报）记者萨沃斯金来满洲里采访了我父亲乌勒基，萨沃斯金回国后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亲如兄弟》的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一段写道：“满洲里（铁路）医院外科大夫乌勒基，虽然上了年纪，但他是位穿戴讲究的男人。他讲了几件表现苏联人品格的事例，有一次，车辆修理库发生事故，有十人受重伤，这事告知了苏联铁路员工，后贝加尔铁路局救护队队长立即赶往满洲里，就地弄清需要如何救治，他叫来了苏联医生，调动专车从赤塔送来了需要的药品，是苏联人帮助伤者挽回了生命。这年冬天，满洲里缺少一种必需的药品，许多儿童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是苏联医务工作者赠送的药品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我这次见到了这些可爱的胖娃娃，他们穿着小花棉袄和棉鞋，在春天的阳光下愉快地玩耍。他们的生命还很长，他们会茁壮地成长！他们长大以后，当了解到自己的童年之所以见到阳光，能呼吸和生存下来，内心会燃烧起何等感激之情。”萨沃斯金在满洲里采写的《亲如兄弟》这篇报告文学收录在1959年7月由赤塔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友谊——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一书中。
□本版图片由乌嫩琪提供
上一篇：纪念程道宏先生
下一篇：两代人与铁路医院七十年的不了情（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