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伟
母亲带着我和二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母亲（前排左一）与一起工作的姐妹合影。
母亲（后排右一）与三八生产队缝纫组姐妹合影。
1958年，母亲（后排左一）与营林村同事合影。
含饴弄孙。
母亲（前排左三）作为根河林业局的党代表参加林管局学代会。
家人团聚母亲乐开怀。
母亲节到了，让我起了回顾母亲一路走过沧桑历程的念头，以表达自己从未对母亲说过的敬爱。
标题想了好几个，“星星点灯”是我脑海中跳出频率最高的，因为我感觉这个标题最能概括母亲的人生历程。“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妈妈像一颗平凡而普通的星星，用她的热情为我们家和林区建设事业发光发热。
我的母亲叫李桂凤，今年87岁了，身体健康，性情豁达，现在还能骑带后斗的小三轮车，侍弄种有各种蔬菜的小菜地。家有这样的一老，真的是我们晚辈的福分。
母亲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937年出生在喜桂图旗巴林镇， 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在根河林业局参加工作。母亲能读书看报，但算不上是有文化，她只是青少年时接受过文化扫盲。
母亲坚持低调做人，甘于付出，不计较回报，为人友善，大公无私，在营林村、林业局家属大队、机关幼儿园工作时，总是有让人羡慕不来的好人缘。因此在职工作期间，评选劳模时基本没落下过她，母亲成了“劳模专业户”。
有人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我们家在当时也经历了难以承受的磨难。在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下，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行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即便是地处偏远的根河也被当时的浊浪滔天所冲击，学校不再安静，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反浪潮。
命运捉弄人那是猝不及防。我父亲之前在林业局纪委工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后，他被林业局紧急安排到第一小学校任党支部书记，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他面对的是一场席卷全国势不可挡的政治风暴。父亲刚到学校报到就被造反派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号，随之被打倒专政，就地关押失去自由。之后造反派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父亲时常被五花大绑头戴纸壳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纸牌，上面写着“走资派、当权派”“打倒李凤阳”，在批斗会上被批斗、上街游行示众。由于他据理力争，不委曲求全地违心“认罪”，肆无忌惮的造反派便变本加厉地摧残他，火烤、浇凉水、长时间弯腰做“喷气式飞机”，为让他“认罪”无所不用其极。父亲的耳朵被打穿孔了，腰椎骨被打得骨折，再后来父亲被停发了工资。
父亲遭遇的迫害不断加码，无疑使我们家庭生活条件迅速降到冰点以下。母亲无数次向根河林业局、牙克石林业管理局诉求解决冤屈，但当时秩序大乱，造反派乱权乱政，其他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万般无奈的情势下，母亲毅然决然地决定上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申冤！
根河距离北京2300多公里，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之一个弱女子又得带着幼小的孩子进京上访谈何容易。当时我大哥9岁，二哥6岁，我3岁。母亲所面临的境遇是何等的让人绝望，所承受的压力是难以表达的。父亲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敌人，周围人必须与我们划清阶级阵线。好在母亲同事里有一个好姐妹，勇敢地伸出援手，帮助照看我大哥，并尽其所能资助我们，真的是患难见真情。过往的年代，这种铭心刻骨的情谊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1967年5月，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带着我和二哥背上干粮和水踏上了艰难的进京上访之旅。据母亲回忆，她晕车很厉害，上了火车就天旋地转的，加之着急上火，我们俩又很小，天塌地陷的感觉几乎让她崩溃。我当时是幼年不知愁滋味，母亲一时没注意我便跑到了别的车厢，等她急三火四地找到我时，我正和几个解放军战士玩得开心，母亲悬到嗓子眼儿的心这才放了下来。颠簸了九天左右，我们终于到了北京。
母亲回忆说，到了北京后，因为全国各地先后进京上访的人很多，所以没太费周折就找到了接待上访者的相关部门，但是上访的人很多，我们要花很长时间等待相关部门分批解决问题。当时国家免费安排食宿，接待人员了解到我们是来自偏远地区，两个孩子幼小，很是同情，把我们安排在房间里。其他很多人是安排在走廊、大厅里，铺个草垫子就算床铺了。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让母亲至今回想起来仍十分激动的一件事是，她有幸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时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中选出有代表性的约一百人聚集在一个大礼堂，开始这些上访者都不知道谁会接见大家，等周总理走上主席台那一刻人群沸腾了，几乎所有人都激动得泣不成声，有的甚至是放声大哭。母亲断断续续听周总理讲道：“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大家”“你们只要是合理诉求都会得到解决”。听到这些话母亲感觉压在心头的巨石轰然落地，哭得也是不能自已。是啊，阴霾散尽，拨云见日怎能不叫人喜极而泣。
不久，母亲便收到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关于上访问题的回复信”，明确要求根河林业局“立即纠正错误”。她长时间愁云密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领着我和二哥来到天安门广场照了张相。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急浪高，之后的艰难和困苦都不在话下了，对遭遇的不公母亲很释然地放下，从未抱怨什么。后来她到林业局家属大队缝纫组当了组长，带领十多个姐妹负责给林业局职工生产坎肩、手套、棉袄、棉裤、工作服等劳保物品，工余时间她给大伙儿念报纸学习时事政治。她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大家都很服气。那个时代的人都比较单纯，女同志能有个稳定的工作都很珍惜，大家团结向上忘我努力，往往“先进单位”的流动红旗流动到这里就不再流动了。每当回忆起那个年代与那些朝夕相处的姐妹们的往事时，母亲的脸上总是闪现着骄傲的神情。母亲说：“我也是被大伙儿推着向前走的，有时倦怠了也不敢表现落后，因为我是班组唯一的党员。”
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原来20多平方米的公房住不下了，只好选址、买料盖了一个将近40平方米的房子。1977年5月11日，一场大火把根河烧成了一片废墟，没被烧毁的房子不到10%。我家的公房也被烧了。公房原地重建后，被达成一致意见的父母“高姿态了”。母亲当时的想法是别人家都被烧得溜干净，而我家的自建房没被烧，重建公房就算了。
母亲总是默默付出，从不求索取。父亲有些大男子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很大打击，脾气有些暴躁，母亲难免受到一些委屈。后来父亲得了脑血栓，卧床将近七年，母亲体贴入微毫无怨言地照顾父亲，来我家串门的邻里和亲戚都很惊讶和佩服，家里有卧床病人却闻不到难闻的气味，而且一直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父亲。说起来我很惭愧，自2000年初来到满洲里后都没有好好为老人尽孝，偶尔节假日回家也只如蜻蜓点水一般。
父亲是2007年1月24日去世的，母亲从此便一个人生活。原来她住的是集中供暖供水的平房，院里有个20平方米左右小园子，春种秋收怡然自得。但厕所是室外的，母亲年龄大了很是不便，于是又买了个楼房居住。母亲一辈子勤劳惯了，住进楼房无事可干老人家可不甘心，于是平房索性也不卖了，继续在小园子里种各种蔬菜。
如今母亲的三个重孙子也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四世同堂，乐享天伦的母亲是最开心的。
母亲经历了很多，在艰辛、坎坷、磨难面前她表现出的是坚韧、是无畏、是力争，在工作生活中她做到了朴实无华、默默奉献、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待人友善，给我们后代人做出了榜样。
平凡的母亲，我以你为荣，以你为骄傲！
□本版图片由李殿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