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飞

1897年,中东铁路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现黑龙江省东宁市三岔口镇小绥芬河右岸)举行奠基开工仪式。

20世纪初绥芬河站车站职工和家属合影。

20世纪初三岔口到绥芬河区间景色。

绥芬河市秘密交通线纪念馆,原中东铁路交涉分局官邸旧址。

绥芬河赤查果夫茶庄旧址。

20世纪初的绥芬河东正教堂。

2025年的绥芬河东正教堂。

20世纪初的绥芬河站候车室。

2025年的中东铁路记忆馆,原绥芬河站候车室。
在梳理满洲里站历史的过程中,我对中东铁路的整体发展脉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时,一张记录中东铁路开工庆典仪式的老照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照片上,一台蒸汽机火车头两侧插满了彩旗,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的官员以及中东铁路的相关建设者一同站在机车前合影。照片中标注的拍摄日期是1897年8月,地点是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
这张照片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大约在1998年,我从东宁三岔口口岸出境赴乌苏里斯克考察菜果出口市场,通关时我发现,东宁口岸是一个公路口岸,根本没有铁路。想看铁路就要去绥芬河站,当时绥芬河站才是中东铁路东端的口岸站。
从照片中可以推断,沙皇俄国的铁路已经修到了三岔口,否则火车头无法出现在开工仪式的照片中。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按理说,三岔口举行了开工仪式,火车站也应该建在三岔口,为什么现在的口岸站居然是绥芬河而不是三岔口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关注和收集了相关史料并逐步揭开了谜团。原来绥芬河站能成为中东铁路最东端口岸站,在选址和命名的背后还有一连串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各位读者朋友。
1891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实现称霸东方的野心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皇储尼古拉二世还出席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的开工仪式。西伯利亚铁路在当初的线路规划中并不穿行中国。到了1895年,西伯利亚铁路的西线已经从伊尔库茨克修到了上乌金斯克,东线也已经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修到了乌苏里斯克。这时沙皇俄国政府方面发现,在上乌金斯克至乌苏里斯克的这段区间(即外阿穆尔地区)修建一条铁路存在两个困难:一是这段区间大江大河比较多,铁路造价高昂;二是有大片无人区,铁路修建和运营的难度较大。为了解决问题,1895年,沙皇俄国勘测人员未经清政府的同意,私自到中国东北境内进行了线路勘测,研判西伯利亚铁路穿行中国的可行性。勘测结果是穿行中国东北的方案完全可行,不仅避开了在外阿穆尔地区修建铁路的各种困难,而且在里程上还便捷了数百公里。
历史往往是由各种巧合的历史事件来推动的,正当沙皇俄国政府有求于清政府,图谋在中国借地修建铁路时,清政府也在这时有求于沙皇俄国政府,图谋联俄抗日,最后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中俄密约》(全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在《中俄密约》中,清政府允许沙皇俄国政府在中国修建中东铁路连通西伯利亚铁路。
为什么沙皇俄国政府原定的中东铁路东端口岸站在三岔口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至乌苏里斯克的铁路已经贯通运营了。乌苏里斯克站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的枢纽站,距三岔口仅53公里,距现在的绥芬河站123公里,两相对比,三岔口比绥芬河近了70公里。另外,从地形地貌上看,绥芬河全境坐落于山林地带,地势陡峭,而三岔口地处于河谷地带,地形平缓,适合建设城镇。距离加上地势的优势,让中东铁路东部口岸站最初的选址定在了三岔口。只是火车站的名字不叫三岔口站,而是定名为绥芬河站。口岸站定名为绥芬河的原因是东宁境内最大的河流是绥芬河。绥芬河全长61公里,向东流入俄罗斯,在俄罗斯境内南折流入日本海。在设计图纸上,东宁三岔口口岸站定名为绥芬河站。
为什么后来沙皇俄国政府舍近求远将口岸站从三岔口改建到了现在的绥芬河呢?原来中东铁路开工仪式结束后,沙皇俄国有关部门并未立即动工,因为当时只是粗略地规划了铁路的走向,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勘探。等有关部门准备施工前,沙皇俄国的勘探设计人员又详细考察了三岔口到绥芬河的地形,发现这段区间山高谷深,相对高差比较大,修建铁路后火车需要爬大坡,这个问题技术上虽可以解决,但经济上不划算,于是口岸重新选址,定在了现在的绥芬河站的位置。
虽然口岸站重新选址并调整了线路,但是口岸站建设仍然使用原设计图,只是该站并未建设在三岔口,称它为绥芬河站就明显不合适了。所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之前,中方称该站为五站,俄方称该站为国境站。这两个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呢?笔者推测,因为口岸站重新选址,必然要重新设计新的路线。新线总长123公里,按照当时的铁路设计规范,每30公里左右必须建一个有给水功能的车站,从乌苏里斯克到绥芬河正好需要修建五个给水站,由于当时这段路线上并无村镇,设计图上只好以数字标注给水站的位置。所以绥芬河站被标注为五站,而四站就是毗邻绥芬河的格罗捷科沃站(又名格罗捷阔沃站),距绥芬河站26公里。
为什么同一个车站中方称之为五站,而俄方却称之为国境站呢?笔者推测,很可能只有几张特殊的俄方设计图在五站后面标注了国境站,而中方看不到这些特别的设计图,能看到的设计图上只有五站这个名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车站中俄双方会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1898年5月,乌苏里斯克至绥芬河铁路开工建设。1899年6月,五站正式落成。1900年1月,乌苏里斯克至绥芬河段铁路开通运营。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有关部门正式将五站命名为绥芬河国境站。于是当地出现了这样一句民谣:“绥芬河(指河流)不在绥芬河(指车站),有条小河没脚脖”。
虽然1903年7月五站已经正式被命名为绥芬河国境站,毗邻的俄罗斯境内的四站被命名为格罗捷科沃站,但是老名字简单上口接地气,很多年以来当地人仍习惯叫绥芬河国境站和格罗捷科沃站为五站、四站。这一点在史料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原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赵毅敏(曾在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工作过),1928年应党组织的要求在黑龙江的绥芬河国际交通站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绥芬河,当地群众管它叫五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联络和接待任务很忙,我和我妻子凌莎同志在那里开个杂货铺,以此为掩护。”又例如,1931年至1934年在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工作过的李芳,1934年5月被派到苏联斯大林大学学习。1936年5月被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二军工作。李芳在《自传》中写道:“1936年12月,日本人把山区零散住户归入大屯,游击队(东北抗联)活动非常困难,因此,(我)被派往苏联,流放到四站。”这里说的四站就是毗邻绥芬河站的格罗捷科沃站。
据历史资料记载,在中东铁路建设之前,现在的绥芬河、东宁以及三岔口地区均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管辖,属于旗民杂居之处,当时当地并没有绥芬河这个行政区划名称,但是境内有大绥芬河和小绥芬河的地理名称。“绥芬”是满语,锥子的意思。因为绥芬河里产一种淡水螺,状如锥子,俗称锥子螺,绥芬河因此得名。
如今的绥芬河市高楼林立、商贾云集,已经成为中俄边境上的口岸名城。
□本版图片部分由李玉飞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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