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有国 高宝林

2026年,扎赉诺尔沟东地区俯视图,道路左侧区域为新社宅。

扎赉诺尔矿务局东楼西楼周边地区印象图。

908乘降所周边地区印象图。

沟东新社宅居民日常生活印象图。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矿区子弟茁壮成长。

1996年,新社宅第二代矿工合影。

1960年,新社宅第六居委会主任合影。
1957年左右,煤矿有关部门在新社宅统一安装了户外、室内广播喇叭,从此整个社区都能听到广播声,老百姓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主妇们每天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西游记》(孙敬修播讲)才开始做晚饭。
当时白面很少,各家的主食都是玉米面大薄饼,十几户人家轮流使用老陈(他是铁匠)家一个大平锅烙饼,有时我家烙饼要排队到晚上九点多。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在锅边等待,大人们在房前屋后随意地闲谈,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当时每家每户最少都养六七个孩子,但父母从不溺爱孩子,任其自由生长,唯独老汪家的老两口对自家的两个孩子特别疼爱。
街坊邻里之间多少年了一直背地里流传着一句闲话:老汪家的儿子不是亲生的,是老两口捡来的。那时候大家都当成玩笑、闲谈,没人当真。很多年以后,我和近邻范全宝在露天矿成了师徒。有一次我俩坐在火车头里闲聊,他跟我讲了汪家儿子身世的两种传闻。
第一种说法:早年老汪在街边摆摊,卖酒、糖果、糖葫芦等维持生计。有一天老汪看见一个孤单的小孩子在他眼前站在哭,不肯走,就上前问话,孩子说是跟亲人走失找不到家了,于是老汪便收养了这个孩子。
第二种说法:日本侵略者战败仓促撤退时扔下很多孩子,老汪家的儿子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孩子在街上独自徘徊了几天,没人管、没人领,善良的老汪于心不忍,就把孩子抱回家收养了。
因为老汪家老两口心地善良远近皆知,所以那年代没人深究这孩子的身世,一切传闻只当街坊传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全面普查、寻访日本遗孤,寻访队伍一路查到扎赉诺尔,层层核实、比对身世,最终确认老汪家的儿子就是当年因战争遗落在中国的日本孩童。
后来老汪家的儿子举家迁回日本定居,此后他曾数次返回扎赉诺尔探亲、访友,我看他精神和气色都不错,应该在日本过得还行。现在他应该80多岁了,不知道如今是否健在。
当年在新社宅,左右邻里关系处得极好,谁家有事都互相帮衬。我母亲当年是居委会治保主任,负责片区治安。那个年代人心朴实、风气端正,新社宅的几百户人家几乎没有吵架和争执,那段邻里和睦、安稳太平的岁月是我一辈子忘不掉的好光景。
五
从小屯到新社宅,从新社宅到局址同心路,有两个与我既是邻居又是同乡的高姓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位高姓老人如今安身在敬老院。他祖籍河北黄骅高家口,为讨口饭吃辗转落脚于扎赉诺尔。他早年在小屯居住,后迁居新社宅,最后搬到同心路定居,半生都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老人大半辈子孤身一人,待到50多岁才动了找老伴的心思。前后相处过好几位,起初看着合意,相处也算融洽,可到头来皆是散了。究其缘由,是他深入骨髓的节俭坏了事。老人活得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邻居们总爱拿这个外号打趣他。
身为煤矿工人,高姓老人在工作上一辈子无可挑剔,勤恳踏实,干活认真,矿里的工作任务他从来没有懈怠,可唯独在钱财开销方面他吝啬到极致。明明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无养家负担,却把过日子节俭到了极致。
他和老伴吃饭时总要盯着对方的饭碗暗自计较:老太太吃下二十几个饺子,他就不满意地说自己才吃了十八个,老伴吃多一点他便整日絮叨。他天天吃素,从没有买过馒头,只吃死面卷子。这般锱铢必较的模样让几段情缘都难以维系。
平日里,他过日子的方式更是让旁人难以理解。同心路自家小院里夏日种了豆角,即便通了自来水他也舍不得浇灌,非要等天降雨水滋养作物。有一年久旱无雨,豆角尽数枯干,旁人问起缘由,他执拗地说浇水就是浪费水源。家中常年悬着一盏老式小灯泡,入夜也不肯点亮,情愿摸黑度日,舍不得丁点电费。
他兢兢业业劳作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不少积蓄,没见做啥慈善,也没有远亲继承,没人知晓这笔钱财最终去向何方。他晚年住进敬老院,一辈子攥紧手里的钱款,到头来反倒落得孤身终老,他这一生成了邻里间一段耐人回味的闲谈旧事。
还有一户高姓人家和我家交情很深,搬了几次家都仍然是邻居,为了顾及他的隐私,名字就不细说了,以下称他为老高。老高这辈子的经历说起来让人感慨,真应了那句“知识改变命运”,只不过他这份知识早年反倒给自己埋下了一桩烦心事,念叨了一辈子。
老高是本地老户,解放前就在这边生活。1946年扎赉诺尔解放,9号井恢复出煤。那会儿运力跟不上,全靠民间马车运煤,先把煤拉到三角线再统一装上火车。当时参与运煤的散户一共24家,全用的自家马车和马匹,算不上矿上正式职工。他读过6年书,在那个年代算是稀缺的文化人,煤矿有关部门负责人便让他牵头,做这支运煤队伍的队长。
同年煤矿有关部门统一登记所有运煤散户,建立人事档案。在登记的时候,老高为了账目清晰,图个如实详尽,别人登记只简单写“为煤矿拉运煤炭”,唯独他多添了一句,写明自己是依靠自家车马为矿上运煤。谁也没料到,这一笔如实记录困扰了他半生。
登记过后没多久,煤矿实行公私合营,所有参与运煤的车马全部收归公有。23户运煤散户的档案因只写务工运煤,便统一划入煤矿正式工人序列,唯独老高的档案标注自备车马,被有关部门界定为矿方雇佣的私营业主,身份划分和旁人拉开了差距。
后来老高凭借文化一路高升,升到了矿务局劳资科科长的位置,是当年24户运煤人里职级最高的。等到50年代落实老干部、老工人优待政策时,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工人都能享受薪资翻倍的待遇,轮到老高审核认定薪资时,档案里那句备注成了阻碍。核查人员依据原始登记判定他早年属于私有个体经营,不符合解放前正式职工认定标准,没能评上老干部待遇。
这事让老高心里堵了几十年,多次找相关部门申诉,始终没能更改档案认定。往日一同拉煤的同伴每月工资比他高出一倍,对比之下他心里始终不平衡。后来他家搬到同心路,我们时常碰面闲聊,直到离世前两三个月他还总提起这件旧事,一直耿耿于怀。
每次老高念叨这件事时我都会宽慰他:“当年一起拉煤24个人,如今也只剩几个人了。虽说你薪资待遇比不上他们,但你长寿,这也算因祸得福。”听完我的劝解后他细细思量一番,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心绪也平和了不少。
细细想来,老高本是靠着识字有文化早早升任科长,是知识成全了半生的仕途。可当年又因炫耀知识划错了身份,错失老干部待遇,算是知识带来的人生波折。他这一生兜兜转转,印证了世事无常。
老高虽然工资不多,但为人大方、乐于助人,和先头提到的高姓老人截然不同。两个老高头年龄一样又都是黄骅老乡,但个性差别很大。我在此把这些记忆记录下来,不算什么隆重的纪念,只是怕日子久了那些清晰的琐事会慢慢磨淡。
新社宅最东边并排矗立着两栋一模一样的两层砖木小楼,矿区老人们称呼它们为东楼、西楼。这两栋老楼始建于1938年,是当年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统一规划建设的配套建筑群,与沟东新社宅、光荣街小学、沟东机械厂同期建造,属于日式高寒制式建筑。两栋楼房地基厚重、墙体宽厚、木料结实,统一带有地下室,门窗双层保暖,专门适配扎赉诺尔漫长的寒冬。历经几十年风雪侵蚀两栋楼依旧稳固挺拔,是难得保存完好的老矿区地标建筑。
日伪政权统治时期,这两栋小楼不对普通矿工开放,是专供日本矿务管理人员、技术职员居住的单身宿舍,东楼、西楼按职级分配人员居住,秩序严格、层级分明,是当年矿区的核心管控区域。1946年扎赉诺尔解放,矿山回到人民手中,煤矿有关部门人员对两栋小楼全面翻新修缮,拆除旧隔断,改造成办公格局,这两栋小楼正式改为煤矿机关核心办公区。自此,东楼、西楼各司其职,生产调度、安全监察、人事劳资、后勤总务、行政办公全部集中于此,两栋小楼撑起了整个扎赉诺尔煤矿的生产运行与日常管理,是名副其实的矿区心脏。
两栋楼中间留有一片开阔平整的水泥空地,后修建成标准篮球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整片矿区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公共活动场地。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老百姓的娱乐生活简单朴素,一场篮球赛就是全矿区的盛事。每逢周末、节假日,各个矿井、各个科室轮流派人组队参赛,矿工球队、机关球队轮番上场比拼。哨声一响,全场沸腾,运球、传球、投篮,场上队员朝气蓬勃、奋勇争先;场下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新社宅的大人孩童几乎全员出动,扶老携幼前来围观,就连海拉尔、满洲里周边单位的球队也专门赶来交流比赛。
球场四周烟火气十足,常年有周边住户、小摊商贩摆摊叫卖,瓜子、糖果、冰棍、小零食应有尽有。夏天晚风清凉,人声鼎沸;冬日暖阳之下,照样人头攒动。街坊邻里一边看球一边唠家常,谁家孩子乖巧、谁家日子过得红火,家长里短、矿区新鲜事都在球场边传开。我邻居好几个女青年都是在这里与男篮球队队员因球结缘,互生好感,慢慢相处最后结为夫妻,小小的篮球场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缘分与美好回忆。
平日里这片空地也是矿区百姓的生活乐园。傍晚下班时分,矿工们脱下工装,会在这里散步闲谈、活动筋骨;放学后,成群的孩子在球场追逐打闹、跳皮筋、滚铁环、打木头,欢声笑语洒满整片空地。春夏纳凉、冬日晒太阳,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亲近,没有隔阂、没有攀比。家家户户日子朴素清贫,却过得踏实温暖、烟火盎然。
东楼、西楼作为矿务局核心机关,汇聚了当年矿区最勤恳正直的一批干部。他们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扎根矿区、心系矿工。平日里机关干部没有半点官架子,上下班和普通矿工碰面热情打招呼、唠家常,谁家有困难、邻里有难处,干部们都会上心过问、伸手帮忙。正是这两栋小楼里走出的一代代矿山干部,撑起了扎赉诺尔煤矿的一片天。
□本版素描画作者为高宝林,图片由韩有国、韩维敏、付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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