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起

1983年，扎赉诺尔矿务局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影。

20世纪80年代，烟台山宾馆一角。

20世纪80年代，北京东单菜市场周边景象。

1983年，作者（中）与刘煜立（左）、吴宝森（右）在局党委办公室合影。

1983年，李春贵书记（左）与平庄矿务局的李志学局长（右）在烟台山海滨合影。

1983年，作者（右）与李春贵书记（左）在大连港务局办公楼前合影。

1983年，作者（右）与李春贵书记（左）在哈尔滨防洪胜利纪念塔前合影。

1983年，矿务局党委书记李春贵（前排左三）与局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四为作者。

客船启航以后，我走出船舱看到船头有人便凑了过去。客船全速前进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荡起的浪花被远远地甩在船身后面，发出悦耳的声响。迎面扑来的海风让我穿在身上的布衫不停抖动，驱散了从船舱里带来的燥热，让人好不惬意，直到有工作人员前来劝阻，我这才回到船舱，此时下铺的客人已经鼾声阵阵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起后，我发现新买的凉鞋变旧了，这一定是有人穿错了鞋，但因我急着下船，没有办法只好先穿着这双旧鞋。等参加企业改革发展研讨会进行会议讨论时，我才发现睡在我下铺的是鹤岗矿务局的局长崔敬谦，我看到他脚上的凉鞋和我的是一个牌子而且很新。一天我试探性地问他：“崔局长，咱俩是否穿错鞋了？”他笑着说：“我也觉得有问题，鞋不知怎么就变新了。”我俩立即把鞋换了过来。

我们参加会议的时间是7月，烟台山宾馆虽然在海边但感觉还是很热，因此每天晚上我都要把背心和衬衣洗一洗。我洗完自己的衣服后就想顺手把李书记的衣服也洗了，当我和李书记说了这个想法后他明确地告诉我：“我让你跟我出来不是干这个的，这活我自己会干。”就算我一再坚持他也不同意，我只好只洗自己的衣物。

整个会议期间，各矿务局的领导和大家在一起吃饭，会议期间始终未变，只有部领导单独在小餐厅就餐。

会议结束后，大家统一订票从北京走，有关部门还安排了住宿，在东单招待所。我和李书记到前台登记时，发现已被安排在111室。当我们找到111室后发现这房间挨着风机房，吵得很，根本无法入睡。因为给我们订的票是三天后的，所以这实在不是忍一忍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前台反映李书记身体不好，问服务员能否给调换一个房间，服务员说：“来的都是书记、局长，和谁调？”平庄矿务局的李志学局长和李书记很要好，他住在二楼，得知情况后和我说：“我是明天的票，我退房后你和前台说一下换到我住的房间。”李书记说：“就这样吧。”但这一宿李书记几乎没睡。

等票的间隙，李书记说要去买点茶叶，我们就步行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一家茶叶专卖店，李书记想买的茗眉茶（74元一斤）正巧没货，就买了黄山毛峰（37元一斤）。李书记买了一斤，我想岳父也爱喝茶，就买了三两黄山毛峰还配了一个茶叶桶，一共花了12元。这三两黄山毛峰深受岳父的喜爱，于是岳父写信给三妹，让她在外地买二斤黄山毛峰寄回来，但二者质量相差甚远。因此，只有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岳父才把黄山毛峰拿出来招待，一直到老人去世前还没有喝完。后来我到北京又专门去找这家茶叶专卖店，由于详细地址实在记不清了，只好在别的茶叶专卖店随便买了一些，那种高质量的黄山毛峰之后再也没见到了。

1996年10月初，局工会李新义主席安排：李炳文（组织部）、王玉臣（供电部）、任凤庭（岭北矿）、王文才（机电总厂）和我（水暖厂）一行五人，到黄山参加全国工会系统关于企业改革的研讨会。我在黄山老街买了二斤黄山毛峰，又买了几个茶叶盒分装后回来送给朋友，心想在原产地买的应该是真的，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回程时，会议组织方不负责买票，由我们自行决定回家方式。当时有两条路线供我们选择：一条是乘坐火车到南京，一条是长途汽车到杭州，然后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回扎赉诺尔。我想看望一下身在杭州的老朋友王振，就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大家都赞成到杭州。

王振和我与王玉臣是好朋友。王振的妻子原是在扎赉诺尔电厂工作的杭州下乡知青，后返回杭州，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1980年王振（原任矿务局建安处宣传科副科长）调到杭州一所化工学校任办公室主任，此时他已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长。

1975年，我在矿务局机电总厂任团总支副书记时，我和王振在盟报社参加了两个多月的通讯员摄影培训班。在满洲里实地采访时，一天中午他非要请我喝青梅煮酒，还给我讲酒的故事，当晚返回宾馆后他又要了4 瓶啤酒，我问他这是怎么了，他只是喝酒什么都不说，要知道他平时根本就不喝酒的，后来才知道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人生就是这样，缘分谁也说不清，如果他和这位女朋友顺利结婚，那他就不会离开扎赉诺尔几千里地到杭州来当行长了。

王振一接电话就听出来是我，他告诉我出差了两个月刚回杭州，这可能就是所说的缘分吧。听我大致介绍了情况后，他问：“住宿标准是多少？”我说：“最高每宿50元。”他随口说：“那不是大车店吗？好了你不用管了！”在我身边的王玉臣随后接过电话也简单地和他唠了几句。

那时黄山到杭州的路还不是柏油路，大客车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王振开着蓝鸟车来接我们。我和他开玩笑说：“王振，你的车很不错，可你这身穿戴谁也看不出你是个大行长。”他笑着说：“这样随便。”

随后我们直接来到浙江省军区第二招待所，军区财务处钱副处长接待了我们。在陪同我们进招待所大楼时，我还差点闹出了笑话。钱副处长陪同王振和我走在前面，我一抬头猛地发现面前是一道玻璃幕墙，我刚想发问，玻璃门自动打开了，好悬啊！差点丢人。办完入住手续才知道房卡既能开门，进屋后还能用来开灯，出门时拔出房卡室内就断电，安全又节能。这些东西我都是第一次接触，真是有点乡下佬进城的感觉。

王振向钱副处长简单介绍了我和王玉臣后，我又向钱副处长介绍了李炳文、任凤庭和王文才。宴席开始前服务员问喝什么酒，王振脱口而出：“白酒。”服务员没听清楚，又问：“什么酒？”王振大声说：“家乡来人了能不喝白酒吗？”后来才知道王振不久前因心脏不太好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根本就不能喝酒。

住宿结账也有小插曲。送行时王振和钱副处长都来了，钱副处长说什么也不让结账，可当我们已经走出一段距离后，我们其中一位突然喊了一声：“押金还没退呢！”撒腿就往回跑，我大声喊也不管用，想去追被钱副处长拦住，就只好让他去了。我们一宿的费用近700元，每人100元押金还要了回来，说起来真是让人无地自容。

1983年10月，机电总厂韩善岐书记和马连财厂长一起离休，随后，矿务局副总工程师杨树桐被调到机电总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我被调到机电总厂任党委副书记。我赴任前，李书记还专门组织局党办全体人员开了一个小座谈会，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并提议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还亲自书写了照片题词。

我在局党办起草的最后一篇讲话稿是全局科技大会的讲话稿。由于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时任科技处李东生处长提交的基础材料非常翔实，需要的数据资料他都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来，让我省了很多事。李东生处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字写得特别工整规范，他的文章可以当作习字帖用。可惜的是他退休回到南方后因车祸不幸早逝，实在是让人惋惜，借此文对其表示缅怀吧。

现在回想起来，李书记安排局党办为全局科技大会起草讲话稿，可能刚开始时他是想亲自讲话，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改由主管科技的周长升局长作报告。

年底召开全局科技大会时我已离开局党办，周长升局长对我的报告评价是：很好的一篇讲话稿，还专门嘱咐工作人员送给我一个会议纪念品。纪念品是当年流行的南泥保温杯，我非常高兴地收下了，一直用了好几年。

在这里我还想写一点我所了解的张玺局长及其生活琐事。我在局党办工作时，张玺局长的妻子卢秀春（我称她卢姨）在档案处工作，和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如果没有知情人介绍，谁也看不出她是张局长的夫人。一次我和卢姨闲聊时问了一个坊间传说，说有职工给张局长送了个羊腿，张局长说什么也不收，最后那个职工没办法了，临走时把羊腿挂在了门斗的梁上，张局长发现后把羊腿给人家送了回去。卢姨告诉我：“老张就是看他上班太远，给他就近调整了一下工作。”

一次原局志办的王文华主任和我说，《扎赉诺尔矿务局志》付梓成书后，矿务局决定给局志办及有关人员每人奖励500元钱。当他找张局长签字时，张局长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说：“这活都是你们干的，你再重新制一张表，这500元你们分了吧。”

那时过年既没有给领导送礼也没有给领导拜年的习惯，因为李书记和局党办全体人员说：“我们都见过面了，你们就不要再给我拜年了，你们去了我还要陪同，还要出来送你们。”过后我问崔主任还去不去拜年，崔主任实在地说：“那就别去了。”我们那些人不但没给李书记拜过年，也从没给两位副书记和其他局领导拜过年，更别说送礼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干群关系。

我在局党办唯一一次给局领导们搞福利是给每家送一箱桔子，崔忠林主任告诉我收15元钱，回来一数少了5元，也忘了哪里少了，只好自己掏钱补上。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背，那时的矿务局的老领导们和局党办的几位主任大多数先后都已离世（包括我尊敬的几位长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厚爱，在这里借此文表示缅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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