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起

1983年，在新建的扎赉诺尔矿务局办公楼前作者（右）与吴宝森（左）合影。

20世纪80年代，哈尔滨城市一角。

20世纪80年代，哈尔滨松花江边景象。

1983年，作者（左）与刘煜立（右）、吴宝森（中）在一起阅读杂志。

1982年，作者（左四）与马永江（左二）、沈树民（左三）在哈尔滨太阳岛合影。

1982年，作者（右）与沈树民（左）在哈尔滨太阳岛合影。

1983年，矿务局党委书记李春贵（前排左二）与正在大连疗养院疗养的矿务局劳模、职工合影。前排左三为张宝华副局长。

1982年7月中旬，局党委宣传部马永江、档案处沈树民以及我三个人，一起到哈尔滨参加了吴印咸、黄翔、吕相友、张益福、李振盛五位摄影大家主讲的“哈尔滨之夏”摄影学习班。这些人中，吕相友拍摄了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照片；著名风光摄影家黄翔原是国民党军中将（后起义），他讲课时坐姿始终保持不变，其严肃的作风令人佩服。

我们三人住在道外松花江边的一个宾馆，摄影学习班就设在宾馆礼堂。因宾馆没有餐厅，在学习班学习的半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去道外九道街一个饺子馆吃晚饭。3.70元1斤（收全国粮票）三鲜饺子，三人每顿1.8斤。

我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松花江边溜达一会儿，那时虽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但江边晚上已经很热闹了，地摊上摆放的小商品琳琅满目。摆地摊的小贩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写花鸟字的。民间称花鸟字也叫龙凤字，是用特制的多彩板笔在条幅上写出花鸟鱼虫组合的书法。花鸟鱼虫相映成趣跃然纸上的花鸟字让人百看不厌，一个字要两角钱也有人排队等着，要知道那时我们月工资也就几十元。

1983年4月下旬，为了研究矿务局中长期发展规划开了17天常委会。矿务局500万吨和1000万吨中长远规划，都是在这次常委会上确定的。会议期间，王玉琢副书记参加了局团委举办的五四青年节庆祝活动后，在家半夜突发疾病去世。王副书记曾经在一次常委会上说，他准备在满60周岁时退休，没想到事不遂人愿。

在搬入新办公楼不久，王玉琢副书记曾让我给区公安局打一个呈报，说来自江苏启东的施工队因未完成井下开拓任务，且暂时又没有替代的队伍，故而呈报区公安局准予暂不清退。像这样的呈报首先要写清是根据上级的什么规定需要清退，又因什么情况暂时还不能执行这项规定，而我因没有经验没按这格式去写。王书记看过我写的呈报后，重新写了一遍并签发后交给我。多么好的老领导，一点也不难为人，还教人怎么写公文。后来跟他人说起此事，才知道王书记曾经在呼盟日报社任过编辑，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讲话水平高。

李春贵书记对王玉琢副书记去世非常重视，特意安排我们写悼词。在查找档案时，我得知王副书记是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人，23岁就已是区长了。他的老伴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大女儿是在行军途中出生的。王副书记生前留有遗愿，要把墓地建在扎赉诺尔灵泉能够看到达赉湖（呼伦湖）的小山上，骨灰的一半撒在他工作多年的渔业公司捕鱼的地方——达赉湖中。

王副书记的追悼会在矿务局宾馆二楼礼堂举行，亲属好友敬献的花圈有90多个，李书记亲自致悼词，出殡的车队排成长龙，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王副书记去世后，他的老伴向矿务局提出正式申请，愿意搬出局长住宅，常委会经研究决定：在王副书记老伴在世期间不要搬家。那时领导干部包括遗属思想境界都很高，大局意识强。

王副书记去世后，其他副局长也相继退休。经过考察，司炳奎任党委副书记，曲广文任副局长，新人的加入使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都有了改变。

同年5月中旬，矿务局武装部部长姜凤杰不幸英年早逝，年仅39岁。他是我没出五服的族亲四叔，身高一米八十多，在部队入党，复员后分配到矿山，先后任矿务局露天矿（扩区）党委副书记、局五七农场党委副书记，在备战备荒时期被任命为矿务局武装部部长。在那个年代除了共青团的干部，其他部门这个级别的年轻干部非常少。

我这个四叔还有一个哥哥（我叫他三叔）长他一岁属猴，参军前在扎赉诺尔电厂工作。工作后的第二年因篮球打得好被呼盟军分区的王海山司令员发现，23岁被特招入伍。那时一家能有两个儿子参军不仅家人感到光荣，就连街坊邻居都感到光荣，说实话那时他们哥俩是我的偶像。四叔去世时三叔还在部队服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转业回地方。

四叔是到自家三姐家串门被狗咬了而得了病，发病后在两位战友的陪同下去的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的症状主要还是头痛，没想到病情恶化得这么快。为此事扎区总医院还背负了很多非议，后来我亲耳听到时任总医院院长对此事的解释，大意是这种病别说是我们的医疗条件，就是北京的医院也很难救治。总之，我四叔的去世在当时矿务局乃至满洲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

李书记对干部英年早逝深感痛惜，不仅指示武装部要组织召开追悼会，还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到火葬场送了最后一程。这在矿务局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可见李书记是多么爱惜人才。

那时我白天除了陪同李书记参加各种会议外，还经常下基层，再加上拨乱反正需要落实政策的材料太多，每天都忙得不行。可是有些人还来办公室套近乎、探听消息，一坐就是一上午，下午又来另一拨人。没有办法我只好晚上回家开始工作，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加上大量喝茶提神，我开始失眠，为此我对崔主任说再这样下去我就承受不了了。崔主任向李书记反映情况后很快调来两个新人，刘煜立（原灵泉矿第四中学校长）和吴宝森。刘煜立老师任常委会秘书，吴宝森任调研秘书。虽然没设机构，但我俨然成了秘书科长，工作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刘老师在内蒙古大学学的俄语。一次我和刘老师闲聊时有些炫耀地说：“我上中学时特别愿意学俄语，学到第三册书时所有单词都能默写下来，可惜的是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刘老师说：“那好吧，从明天开始，早上见面用俄语问好。”从此，我们开始用俄语对话，虽然有时话说不出来把我憋得难受，但俄语会话水平提高得确实很快。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刘老师被抽调走了，吴宝森接刘老师的工作，我承担起常委会秘书以外的所有工作。

在我跟随李春贵书记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批评过我一次。那次下午临时召开常委（扩大）会，一位副局级领导说啥也找不到了，我想下午他怎么也得来上班吧，就没去特意找他。没想到下午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仍然不见那位领导出现，我只好和李书记说没有通知到。李书记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寻思他下午怎么也得来上班。”李书记不满意地说：“寻思能行吗？赶紧找。”我立即通过电话局找到了那位领导。

有一次，研究干部岗位的会议刚结束，王玉琢副书记回到家惊讶地发现一位被调整岗位的女干部已经在家里等着了。王副书记问她：“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女干部说：“王副书记，我死也不可能告诉你是谁说的，我一个女同志只能求你别让我去那个单位。”对此王副书记十分生气，在第二天的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提出把此事查清楚，当时气氛弄得很紧张。

李书记没有同意严查，但很严肃地指出：“我们都是有身份有威望的领导干部，查出来对谁都不好，但今后如有再犯绝不能留情面。”严肃地说这不是小事，但李书记还是强忍怒火把这件事压了下来。但某位领导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只能是从党办走漏消息的”引起了李书记的不满。那位领导的本意是想给走漏消息者留一个面子，只是李书记不想为了面子让我们局党办承担责任。李书记说：“保密是局党办的天职，他们不敢。再说昨天的会议结束时已经下班，小姜负责记录，自始至终也没有离开会场。这次我们就不深究了，就是我们当中的人利用上厕所的时间走漏的消息。”多么好的书记，他对我和全体党办人员的信任至今仍然让我心头充满暖意。

李书记的原则性非常强。有一次，组织部门汇报研究拟提拔干部事宜，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刚说出来，一位常委脱口而出：“他不行！”李书记严肃地说：“我们不光是管干部，还应该爱护干部，他哪里不行，是什么问题给他指出来！”说得这位常委低头不语，能看出来他口服心服了。

有一次，领导们听取劳资处工作人员到山西潞安矿务局学习劳动定额管理工作的相关汇报，一位常委随便插话，做汇报的某劳资处处长一生气不讲话了，这个常委连忙说：“我不说话了。”某处长就是趴在桌子上一言不发。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下，李书记既没有批评随便插话的常委，也没有批评因生气一言不发的某处长，说：“今天汇报就到这里，找个时间再汇报。”在汇报人员走了以后，李书记说：“今后开会在别人发言时不要随便打断，这要成为一种制度或者说是规矩。”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但明确地把规矩告知了大家。

1983年7月上旬，煤炭部决定在烟台山宾馆召开全国煤炭系统新形势下企业改革发展研讨会议，李书记决定参加，并让我陪同。当时我参加了两年制语言逻辑函授学习，学校要求非常严，一篇《如何克服生活中的困难》的作文必须在我走之前寄出。我以自己在牧区下乡的切身体会，以生活关、语言关和劳动关为载体论述了主题。妻子看后说：“跑题了！”但再重新写已经来不及了，我拿给刘老师看后，他说：“这得看阅卷老师了，如果不跑题分数还低不了呢。”听了刘老师的话我把作文寄了出去，结果正如刘老师所言得了73分，这对于开卷考试来说应该是可以了。

去烟台必须从大连乘船，否则就得从北京走再到烟台。去时接送站、住宿、买船票等事宜接待科全权负责，安排得非常好。听说李书记来了，正在大连疗养院疗养的张宝华副局长和几位劳模都前来看望，李书记非常高兴地说：“咱们照张相吧。”我拿出相机请工作人员帮忙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李书记住的是二等舱，两个人一个房间，我住的是三等舱，八个人一个房间。我头一次坐船，闲暇时四处参观。四等舱是大通铺，中间是过道，灯光昏暗人声嘈杂，两边圆形密闭的窗户都在水面以下。五等舱没有窗户是散装货舱，连座位都没有，空气污浊灯光昏暗，有些地方还很潮湿，老百姓随便坐在自己的担子或是行李物品上，几个人挤在一起，有的人干脆就坐在地上。条件虽差但票价便宜，可方便携带很多的东西，所以五等舱很受老百姓欢迎。

□本版图片部分由姜成起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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