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起

20世纪80年代，淮南矿务局正门。

20世纪80年代，北京站候车室一角。

20世纪80年代，旅客在南京机场登机的场景。

1982年，作者（右）与韩德明（左）在南京长江大桥合影。

1982年，作者（右）与韩德明（左）在北京天坛合影。

1983年，扎赉诺尔矿务局办公系统工作人员及家属在呼伦湖畔合影。

需要落实返城政策的，大部分都是1960年前后被错误清边的职工，只是这些职工返城容易，他们超过14周岁的子女却不能随他们一起落户到城里。此外，还要给部分落实政策的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各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当时我的工作量之大是很难用简单的文字表述的。

1992年，我在水暖厂任工会主席时，供暖七车间有一个特困职工姓范，他就是1981年落实政策时因超龄而没有随父母户口回迁的职工子女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再次落实政策时他已经30多岁了，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后来我听车间工会主席说他会修自行车，就让车间工会为他特别申请困补费，帮助他购买了200元钱的修车工具和部分自行车配件（那时一把8英寸的手钳子8元钱），让他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上街修自行车，这样就有了一些额外收入补贴家用。从此他再没有申请困难补助，只是每年春节享受一次特困户待遇。

那时因为各种原因企业对职工的欠账非常多。年底，局工会组织职工代表视察，我跟随刘允平主席来到五七住宅，一户人家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房子的居住面积虽然只有19平方米，但住着11口人（9个孩子）。进屋是一间一米多宽的厨房，里屋的火炕一直延伸到门边，火炕上有一对架起来的木箱。刘主席问：“11口人怎么睡啊？”女主人说：“火炕上横竖睡8个人，箱子底下、箱子顶上各睡1个，全家吃完饭后等炉子火烧完了，用凳子把铺板支在炉子边上再睡1个。” 我当时就为这家人克服困难的办法拍案叫绝，深感佩服。

这种居住困难的现象绝非我们矿务局单独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我和妻子应邀到哈尔滨的亲戚家做客，进楼后就发现为了节省空间，走廊里的蜂窝煤炉是共用的。进屋后看到三米多宽的室内搭一个二层铺，底下安放一张单人木床，吃饭桌和凳子都靠边堆放，平时吃饭和孩子学习时桌子才能打开。

也是这次视察我才知道，五七住宅面积不是固定的，大的是25平方米，小的只有17平方米。视察结束后我们向党委汇报看到的情况，李春贵书记明确表示要积极申请资金，加快职工住宅建设，住房面积最小也要30多平方米，且必须是套房。

在日后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对李书记的工作习惯了解更深了。他喜欢讲话开门见山，喜欢用大众化的语言把问题表达清楚，最反感的就是讲话稿用一些华而不实的词语做无意义的修饰。后来，为了删掉华而不实的词语，不管是哪个部门给书记起草讲话稿，一律要先让局党办相关人员把关后再交给他。

跟李书记确实学到了很多知识。召开会议需要准备讲话稿时，李书记都会把崔主任和我找到办公室，具体告诉我俩准备要召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而且把题目和段落都写得清清楚楚，并告诉不要超过多少字，什么时间前交稿，我们只要按照开会时间提前一天交稿就可以。

唯独有一次，下班前我在办公室抄写本应第二天交给书记的一万字左右的稿件，李书记推门走了进来问道：“稿子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再抄一遍。”“不用抄，你的字我认识。”我急忙说：“那可不行，太乱了！”没想到李书记说：“我也当过秘书，你把稿子给我吧。”因为这稿子是几经修改才定的稿，纸面上乱得很，有些地方只有我自己能看明白，这样的草稿哪能交给书记呢。但在李书记的坚持下，我只好一边说着太乱了一边把散乱的稿子整理好交给李书记，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天一上班李书记就把已经签发好的稿子交给我，说：“打字去吧。”我翻看着李书记修改后的稿件，修改的文字字迹清晰段落清楚，给人的感觉是乱中有序，这让我深受触动。

从此，我再也没有重抄过稿子。一是写稿子的时候就比较注意，二是改稿也比较认真。为此，我真的从内心感谢李书记。

在我到局党办后大约半年时间，孙风纪主任调任矿务局党校任党委书记，毛乃洪调任矿务局接待科任科长，局党办负责具体工作的只剩崔忠林主任和我。此外，调研秘书的工作也交给了我。记得有一封匿名信举报局农场的一名科级干部，本着对干部负责的原则，李书记决定由组织部组织科长张法明和我下去调查，调查结束后李书记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这位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这件事就这样完结了。

1982年3月2日，李明世书记把我和时任局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韩德明找到他办公室，让我俩去淮南矿务局学习《职工守则》。火车票已订好，是3月4日的国际列车，告诉我俩要争取时间早回来，为此特批回来时可到南京乘坐飞机到北京，并让行政办出具行政17级的证明。现在回想起来，这趟旅程还真是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上文所说的国际列车是K19/20次旅客列车。这趟车到满洲里后会加挂两节卧铺车，但非常拥挤。上车后，我们发现苏联乘务员管理的卧铺车上人少，我们就把随身带的海拉尔啤酒送给苏联乘务员两罐，再加了一个猪蹄，乘务员接过啤酒和猪蹄特别高兴，同意我们可以待在他们管理的车厢。

到淮南矿务局需要从北京到蚌埠中转。3月初的蚌埠乍暖还寒，安排好住宿后天还没黑，我们就想出去吃点东西，看到路边有卖馄饨的就决定不再走了，一人一碗再配上点油饼就算吃了饭。白天虽然已经20度左右，但晚上感觉特别凉，应该是空气潮湿的缘故。在等票的三天时间里，洗的袜子竟然没有干，只好用纸包好装进旅行袋，那时塑料袋还很稀缺只好用纸。

淮南矿务局的周边都是山，矿务局是一个独立的大院，进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整洁的水泥路，两侧成排的几十座宣传橱窗掩映在绿树花丛中，办公楼广场上有一个喷水的花坛，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淮南矿务局局党办的一位同志看完介绍信后，把我们领到淮南矿务局宣传部。淮南矿务局的《职工守则》一共8条，我们又额外搜集了一些学习贯彻《职工守则》的资料，这才完成了工作。

淮南矿务局周边都是农村，物价十分便宜。挺大的猪蹄才0.75元一只，我俩当即决定午饭就吃猪蹄。那时物价非常低，在餐车上10元人民币随便点随便吃，最后结账还没用完，现在就是100元也不一定够。德明早晨是不吃饭的，在我的带动下逐渐改变了习惯，回来后告诉我早饭不仅吃而且饭量还挺大。1984年10月，我俩同时考入扎煤党校培训班成为同班同学。后来他任扎煤公司党委书记。

学习完毕，我们从淮南矿务局到了南京。从扎赉诺尔出发时，孙风纪主任托我给他办件事，到南京后找他儿媳妇的亲叔伯弟弟，把一对水牛皮的皮箱给捎回来。他还告诉我这位亲戚曾在扎区工作过。我们买了礼品去了孙主任的亲戚家，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着。在与他的父亲闲谈中得知，孙主任亲戚的父亲是南京铁路局公安处处长，母亲是南京本地人。

宴席一共上了八个菜，菜盘都特别大，我们邀请他母亲上桌，他母亲说啥也不同意。但是在宴席开始后，他母亲始终没有停歇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地方话，孙主任的亲戚不时顶撞母亲几句，孙主任亲戚的父亲怕我们不理解，解释说孩子母亲抱怨盘子太大了，肯定会浪费，让我们不要介意老人的唠叨，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听懂。

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在北京时的一件事。当时我们想品尝粤菜的味道，就点了四个菜，有红糟肉片、咖喱肉片等。但菜吃到嘴里后带有一股发臭的味道，实在是享受不了。旁边一位客人看后说：“这是粤菜，你们北方人肯定吃不习惯的。”我们立刻把菜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这件事说明各地方的饮食差异性是很大的。孙主任儿媳的亲叔伯弟弟在扎赉诺尔待过，知道扎赉诺尔的饮食习惯，明知吃不完也要用大盘菜招待我们，说明他非常重视我们这次拜访。

在南京机场过安检时，因买了两条凤凰香烟而遇到了麻烦。过安检时手提包发出响声，安检员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说可能是皮靴子上有钉子，把皮靴子拿出来后手提包还响，最后发现是两条烟发出的响声。安检员用商量的口吻说：“把烟打开行吗？”我说：“烟是在飞机场买的。”这时德明在送机的汽车门口大声喊：“快点。”检票口也在催促。看乘客只剩下我一人，实在没有办法的安检员向不远处的同行喊了一句：“烟怎么也响？”同行反问道：“是锡纸烟吗？”安检员回答：“是。”同行大声斥责道：“锡纸烟能不响吗？”闹个红脸的年轻安检员一边帮我装东西一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我跑上送机的汽车后车门立刻就关上了。

回来在北京买票时由于排队的人多，德明说：“我到前面看看。”他拿出边民证直接到窗口和大家说：“我是买国际列车票，不影响你们。”得到理解后很快就买了票。国际列车每周一班，当时还需要出示边境通行证才能购买。边境通行证即我们常说的边民证，烫金的蓝皮封面很精致。

这趟旅程的时间虽然很紧，但我们还是走马观花地游览了故宫、颐和园、雍和宫、南京长江大桥、夫子庙、玄武湖、中山陵、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等著名景点。颐和园的长廊上画了很多画，德明就讲给我听，他的知识面很广，让我很佩服。

到了北京烤鸭是一定要品尝的，那时全聚德烤鸭店很少，或者说正规的只有位于王府井的一家。我俩走进大厅一看愣住了，烤鸭是8元一份，排队开完票后再到队伍后边排队。桌子摆放很有讲究，每张桌子两边都有很大的空间，专门用来排队。我们实在是等不起，找个小店简单地吃了点，饭后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

当时人民大会堂门票0.20元，毛主席纪念堂免费。我们为毛主席座像敬献了鲜花，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老人家的遗容。我在纪念品中选购了8个毛主席纪念堂造型的万年历摆件，自己留了一个，直到几十年后塑料老化碎裂实在不能再摆放了才舍弃。

回来后，立即用党委文件将《职工守则》下发各单位，要求各部门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本版图片部分由姜成起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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