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起

1983年，扎赉诺尔矿务局党委办公室崔忠林主任（左三）与三位秘书合影。

1983年，作者（右）与崔颖（左）、刘煜立（中）在呼伦湖畔合影。

1981年，刘香娟文书（左）与郑麒麟通讯员（右）正在观看画报。

1983年，作者在旅顺口留影。

原扎赉诺尔矿务局办公楼，俗称西大楼。

原扎赉诺尔矿务局办公楼，俗称东大楼。

1982年，扎赉诺尔矿务局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影。

我曾经犹豫过是否投稿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记录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琐碎小事，但老前辈、老领导们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让人永生难忘，而且他们勤政、廉洁、认真办事的品质正是当下人们所需要学习的，因此我还是投了稿。

1981年7月中旬的一天，当时我是扎赉诺尔矿务局机电总厂（以下简称机电总厂）党总支的干事，韩善岐书记从局里开会回来告诉我，矿务局党委8月上旬准备在露天矿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韩书记让我准备一份这方面的材料，月底前报矿务局党委办公室（以下简称局党办）。由于这是现场会要用的材料，我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修改完成，最后又认真地抄写了一遍，读给韩书记听后获得他的同意，上报给了局党办。

几天后我接到局党办电话，说机电总厂的材料局党委已通过，明确要求韩善岐书记在现场会上作经验介绍，并通知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立即骑自行车取回发言材料交给了韩书记，并说明了局党委的要求。临下班前韩书记和我说：“成起，这个材料你在会上作介绍。”我说：“要求是书记亲自作介绍。”他说：“你的字我认不全。”（那时基层的书面材料都是手写）我说：“我再仔细地抄一遍。”韩书记说：“不用了，我和李（春贵）书记说好了。”就这样，我只好受托到现场会上作经验介绍。

8月8日这天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现场会在露天矿如期举行。会场设在土坯房办公室前的一块空地上，主席台是用篷布（俗称苫布）临时搭建的，会场的座位就是铁轨木枕（俗称道方子）。第一次在这么大的现场会上发言我不免有些紧张，好在发言稿是自己写的，因此有些内容可以脱稿进行补充，最后这场现场会开得很成功。

机电总厂毕德光副厂长（主管生产）在会后聚餐时告诉我：“听说局党委李书记想让你去局党办当秘书。”我听后连说了好几个“这可不行”，毕师傅很严肃地对我说：“成起，你这是往上走，一定要去！”我想起上次从采煤机组调到机电总厂团总支时，毕师傅也是这样说的。

1974年1月，我们采煤机推广小组在灵泉矿11号井522采煤队推广国产MLQ1-80型采煤机组。因为正式归机电总厂直属管理已将近一年，机电总厂党总支决定采煤机推广小组可以参加1973年度机电总厂劳模大会的先进集体评选。组长滕仁国师傅让我写个参评材料，写完后让我在大家面前读了一遍，大家都说挺好，开会时滕师傅非让我跟他去，说他认字不全，我就这样在会上露了脸。记得那次也是毕师傅告诉我：“韩善岐书记和马连财厂长让你到机电总厂任团总支副书记。”

那时正是采煤机推广小组用人的时候，除了下井跟班采煤机组值守，我还独立承担着氧气焊任务（俗称风焊）。即使工作那样忙碌，毕师傅还是把我推了上去。毕师傅说：“我是真舍不得你走，采煤机组也需要你，但你这是往上走，我舍不得也得让你走。”说句实话，毕师傅真是我的恩师，因为我一个采煤工出身的人到机电总厂任团总支副书记，心里确实挺打怵的，如果没有毕师傅的鼓励，我不一定有勇气向上走。

1981年8月19日，我接到了局党委组织部的正式任职令：局党办秘书。此外，局党委组织部要求我尽快报到。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到各位厂领导的办公室做了告别，韩善岐书记、马连财厂长、毕德光师傅等厂领导都给了我鼓励，最后我到各车间转了一圈，然后骑自行车回家。第二天正式到矿务局党委组织部报到。

那时矿务局还在露天矿办公楼办公。局党委组织部李秀英部长亲自把我送到局党办。当时局党办的工作人员有：主任孙风纪，副主任崔忠林，秘书毛乃洪，文书刘香娟，打字员高露萍、杨桂贤，卫生员郑麒麟（后刘文玉接）。接着，孙风纪主任又介绍了局党办副主任崔颕（女）、贾振光两位领导（此时局档案处和局党办合署办公，崔颕、贾振光是局档案处的副处长，兼任局党办副主任），以及沈树民、卢秀春、马秀兰、王秀兰等局档案处的工作人员，虽是初次见面，但感觉大家对我都非常热情。

报到后我得知矿务局近期就要搬家，在我的记忆里也就过了一周多的时间就开始搬家了。那时局党办的工作人员每天正常工作安排完后，会去矿务局的新办公楼打扫卫生，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自行车。

因为党委办公室在三楼，所以擦玻璃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时的窗户都是木制窗框，玻璃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窗户还很大，这无疑又增加了擦玻璃的难度。在安装玻璃时，工人再仔细也免不了把油漆、腻子粘在玻璃上，这些脏东西风干后特别硬，只能用小刀片一点一点地仔细清理，最后还要用汽油或香蕉水彻底把痕迹擦干净。女同志胆子小不敢站在窗户外面擦玻璃，我们男同志自然是主力军（真正能站在外面擦的只有三人），因为人少，所以擦玻璃就干了十来天。

我们首先将李春贵书记和王玉琢、李明世两位副书记的办公室，以及常委会议室、党委办公室、打字室、机要室、主任室打扫干净，然后再把自己的办公室和楼道走廊打扫干净，最后搬急需的办公物品。

在悬挂党委办公室朝向走廊一侧的窗帘时，孙风纪主任对我提了一个问题：“你挂得对吗？”我说：“对呀。”他说：“你仔细看看对吗？”说完就走了。窗帘是白色的确良的，我真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把刘香娟找来，她看了看也说没问题，于是又找来崔颕主任、马秀兰（吕春培局副总工妻子）、卢秀春（张玺局长妻子）等人来看，她们都说挂得对。为此我只好把孙主任找来，告诉他大家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孙主任说：“真不知道错在哪儿？”大家都说不知道，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时他说：“你们看看，包的边方向是一致的吗？”大家仔细一看相视而笑。我说：“那好办，我马上就调整过来。”

一次，常委会开完后我正在会议室清洗茶具。孙主任问我：“茶杯的把应该朝哪个方向摆放？茶盘应该距离桌子边多远？”我想了想说：“摆放时杯把左右只要一致就可以，但沏茶后应该朝左，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手写字。至于茶盘距离桌子边多远，我想以个子高的人伸手拿茶杯外衣不会被茶盘勾住为准。”我还特意演示了一下，孙主任用肯定的口吻说：“还行。”这两个小插曲说明孙主任是一个心细又认真的人。

搬入新楼后，局领导的办公物品并没有换新的，各处（科）室也是如此。那时的规定是：副局级（三总师）以上领导的写字台桌面长一些、宽一些，桌腿由两个可活动的小木柜做支撑（俗称两头沉），配半圆电度扶手软皮靠背椅（不是转椅）；正处级（副总师）办公桌也是两头沉（但桌面要小）；副处级和科级是一头沉（即一侧是桌腿另一侧是连体小木柜），配软包皮靠背木椅加白色椅套；副科级和一般干部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三屉桌，只是副科级的靠背椅和副处级、科级标准一样，而一般干部的就是光板靠背木椅了。木椅想要舒服些需要自己做个椅垫，女同志的椅垫往往都是很好看的手工艺品。

马姨（我称马秀兰为马姨）用红色亮光纸手工折叠了一个花瓶，粘贴在了党办文书刘香娟办公桌靠墙的上方，再插上手工制作的彩纸花，显得特别美观，很有生气，大家都称赞马姨的手巧。

完成卫生清扫后，局党办随主要党政部门一同搬入新楼。那时各部门搬家都是自己动手，但我们除了自己的办公物品外，还有档案处的几百个档案箱（柜）以及档案也要搬到新楼。由于整个办公楼的工作人员都在搬家，谁也帮不了谁，孙主任只好从基层单位找了几个帮工，这样一直干了十来天才搬完。而后又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几百个档案箱（柜）和档案全部扛到四楼档案室。我和崔忠林主任熟悉以后开玩笑说：“这么着急调我过来原来是当搬运工啊！”

矿务局的新局址是王树本书记、夏波局长、王继贤总会计师定下来的，开始社会上的反映也是觉得新址太远了，通勤不方便，现在看来选址是非常正确的。我听说原来有的老领导曾主张新局址应该建在岭北，理由是那个位置离灵泉矿、露天矿都很近，骑自行车就可以往来。现在看来老领导的思维模式是有些保守了。1980年10月，我在机电总厂钳工车间任党支部书记时，带队到鸡西矿务局滴道矿学习水泵大修，从鸡西矿务局乘车到目的地矿井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才叫真正的远。

矿务局搬家后，各级领导也跟着搬家，马上在新建住房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一位领导家的烟囱不冒烟，烟道是透亮的就是不走烟。土建师傅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有人建议上房用木杆捅一下，当时就有人说上下透亮不能堵。但最后没有其他办法，师傅还是上了房顶。随着一声巨响，堵在烟道里的玻璃罐头瓶落了下来碎了一地，这下全明白了，有人对领导住新房有意见，受此启发所有出现的怪问题都迎刃而解。虽然局领导没有对建安处公开提出批评，但如何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干群间的对立情绪，建安处领导班子自觉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经过协商，满洲里市政府同意把整个新局址周边的土地都划归矿务局管理，这让矿务局组建知青点和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变得轻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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