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赉诺尔矿区北方照相馆原址。
东方红28型拖拉机。
拖拉机牵引机器打过草的草场像一幅风景画。
1980年6月，作者（右一）与朋友在簸箕山合影。
1975年，作者在扎赉诺尔矿区水泉沟留影。
1975年，作者在扎赉诺尔矿区水泉沟草场打草时留影。
1978年8月，作者（右一）在新巴尔虎右旗的打草场与同事合影。
1981年5月，满洲里市团委领导与扎赉诺尔矿区团委委员合影。第三排左四为作者。
当选团区委委员青春献给共青团
1976年12月26日，在国营饭店、冷饮厂联合团支部书记夏新光、团员王和平的介绍下，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大会在国营饭店饭厅举行，十几名团员围坐两桌。在支部大会上，我宣读了入团志愿书，随后介绍人介绍了我的表现，团员们逐一对我进行评价，随后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我入团。团员们还根据夏新光书记提议，选举我为团支部副书记。那时的团支部经常组织活动，开会、读报、义务献工。因为我们是联合支部，义务献工有时在国营饭店搓麻花，有时在冷饮厂做冰棍。
1981年5月28日，在扎赉诺尔矿区第二次团代会上，我当选矿区团委委员。饮食服务公司团总支没有专职书记，只有两名兼职副书记：战明乐和我。区团代会单位只能派一个人参加，因为团总支的日常工作由战明乐主持，所以战明乐作为代表参会。团代会闭幕会议的当天上午，我穿着水靴、围着胶皮围裙正在冷饮车间干活，突然有人通知我当选了矿区团委委员，让我立刻去参加全委会并合影留念。这届矿区团委书记是郎伟志，副书记颜华，委员有杨茹、朱廷林等人。满洲里市团委书记王玉桐、组织部部长陈桂云也到会，并与全体委员合影。闭幕式后的宴会上，郎伟志书记特意把我介绍给矿区党委书记郭久卿：“就是他，不是区团代会代表却当选了区团委委员。”
后来我到满洲里市第二建筑安装公司担任团总支书记，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仕途之路。
游簸箕山难忘山野青春情
再苦的日子也有清风与山花。工作间隙，与同事好友登簸箕山（又名杏山），采山杏、野餐、吟诗、留影，是青春里最明亮的记忆。簸箕山是扎赉诺尔西面一座700多米高的山，陡峭岩石上长着柳树，缓坡灌木中有大片杏树。每到春天杏花漫山粉红，待六月山杏挂满枝头。
第一次登簸箕山的活动是东风饭店刘秀华组织的。她在公司后勤部门时和我一样是力工，关系一直很好。她借了一台 212 小汽车，约了我们五个要好的朋友登山野炊。我们攀崖采摘山杏，以大石为桌、小石为凳，吃菜品杏、饮酒畅谈，憧憬人生未来，大家沉浸在春光山色与友情之中。这是我第一次游簸箕山，回家后写了《游簸箕山杂感》： 天气正凉爽，驱车游杏山。杏树果累累，花草正争艳。山峰绿意浓，石崖山中悬。举枪试眼力，碧野枪声还。佳景共留影，日后好瞻观。采撷小杏子，杏树遍山川。野餐有风味，幽默花草间。午后凯旋归，车中默诗篇。遥祝簸箕美，一年胜一年。如有佳时机，必然去登攀。
第二次去簸箕山是 1975 年秋，但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打草。当时饮食服务公司有牧业队，养着上千只羊和不少牛马，每年都要抽调人员打秋草，备足越冬饲草。那年，我也被抽调打草去了。牧业队的队长是贾志学，成员有照相馆王玉廷主任、姜风奎师傅，以及张明义、融树春、王喜庆、葛维森等七八个人。我们在簸箕山下的草场作业，用两匹马拉“马神”（俄语机器的意思）打草，由王主任、姜师傅操作。等草晒干后我们用搂草机将草搂成趟，再用“古斯”（俄语拉草工具的意思）聚拢，人工垛成草垛。其间，贾队长让我独自赶马车回去采买，那是我第一次赶车，心里既胆怯又有些得意。
在簸箕山下打了一个月的草，草源不足了，我们又转到达赉湖（呼伦湖）西岸水泉沟草场，一直打草到中秋节之后。记得有一天清晨五点多，我和葛维森起来喂马，发现马不见了，最后在达赉湖边才发现。我在旁边看着马，葛维森上前解绊，刚蹲下，马突然向后一踹，把他的上衣从后领豁开了。他的上衣没系扣，被风一吹向两边飘起，十分滑稽。
第三次去簸箕山是在1980年6月，我和颜华、吕岩、刘金才、高志英一起去的。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吃喝一路向西来到簸箕山脚下。看到一串串山杏挂满枝头，大家立刻兴致高涨起来，一边采杏一边照相。午餐就在杏树林里，以石板为桌，用午餐肉盒当酒杯。我向同学高铁头借了单卡录音机，在山上播放邓丽君的《蔷薇》《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等歌曲，现场气氛轻松又浪漫。
远赴新巴尔虎右旗 边境草原打草运草百余天
1978年秋，我远赴新巴尔虎右旗（当时人们叫它新佰鲁克）打草运草，在边境草原上度过了一百多个日夜。在那段时间，我顶风冒雪、日夜劳作，生活虽艰苦异常，却练就了健壮的体魄，还收获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
1978年8月18日至12月3日，我在新巴尔虎右旗度过63天打草生活，又参与50多天运草活动。新巴尔虎右旗位于满洲里西面，距市区45公里，距中俄蒙三国交界的界碑55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鸡鸣闻三国”之地。这年秋天，公司抽人打草，一开始没抽到我，因为上一年我去过了，这次抽调的人是我师兄葛维森。但是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我被临时抽调。事情是这样的，哈尔滨来的霍姓青年司机因经验不足，驾驶东方红28型拖拉机去草场时中途翻车，车上20多人有10多人受了伤，只能换人顶上空缺。
草场地处边境，人烟稀少，牧草长势极好。我们清晨六点多从集合地出发，穿过满洲里市区，坐拖拉机三个多小时才抵达。我们第一项任务是搭建蒙古包，用蜡木杆做支架，外覆毡毯隔寒，最外层是防雨帆布。包内地面铺20公分厚干草隔寒，上面铺床板当铺位，20多人分住两个蒙古包。
公司牧业队队长贾志学负责带队，具体分工：拖拉机司机王树森、小霍，打草机操作手贾志学、姜风奎和我，厨师宋洪河，搂草、垛草的有于长江、王和平、张海涛、蔡振清、张春生、融树春、宋福春、潘水勇、齐师傅等人。
我跟着两位师傅学操作打草机，这活看似简单，但要做合格的操作手并不容易，要会磨刀片、装卸英嘴子、排除故障。打草机手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清晨5点多开工，拖拉机牵引3台打草机，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天黑才收工。吃完饭还要磨刀片、检修保养机器。这一年我们淘汰了马拉打草机，拖拉机牵引机器作业，打过的草场整齐划一，远看像一幅风景画。
打草到10月中旬结束，随即开始运草，王树森师傅开拖拉机运草，我一直跟着干到 12 月。
草原上的生活辛苦又单调。打草结束后我回到家，母亲打开被褥发现上面竟然有虱子。两个多月的草原生活，连洗衣用水都很紧张，更谈不上拆洗被褥了。记得有一次晚饭吃面条，点上蜡烛才发现碗里全是苍蝇，看到这一幕大家都很反胃。
我们住的蒙古包还险些失火。有天晚上有人忘了吹灭蜡烛，蜡烛挂在我铺位上方的木杆上，燃尽后火头掉在我被子上把我弄醒了，我大喊一声后大家一起动手才把火扑灭，避免了一场火祸。
打草的日子虽累虽苦却也快乐。一帮年轻人一起干活、说笑，雨天改善伙食，擀皮、拌馅、包饺子，我就是在那时学会包饺子的。牧点伙食不错，主食馒头、挂面，肉食以羊肉为主，一天一只羊，过节还能喝白酒，日子也算有滋味。国庆节、中秋节公司领导会带着啤酒、白酒、香烟、西瓜、月饼、蔬菜、肉食前来慰问，那是我们最开心快活的时候。
草场离边境线很近，白天常能看到苏联飞机盘旋，晚上可见边境探照灯来回扫射。因人烟稀少，野生白蘑菇极多，可惜我们打草机手没时间采摘，打草结束时大家给我采了不少，家里吃了好几年。这种白蘑菇如今价格已十分昂贵。
那年代单位常组织职工劳动，年轻人经常参加打扫卫生、收土豆白菜等活动。有一次我去牧业点铺房顶，骑车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地方马上干活，累得我中午吃了十个大果子。可以说，自行车是当时年轻人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一辆白山牌自行车我一骑就是十几年。冬天骑车时双手戴着单位发的白线手套，根本挡不住严寒，手冻得红肿。实在冻得受不了就得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凑到嘴边哈气取暖，棉帽子被呼出的热气冻上了一层白霜。
来到北方照相馆拿起相机学摄影
1981年，我走进北方照相馆，拿起相机开启了人生新阶段。从使用老式木壳相机学起，布光、取景、冲洗、修版、着色，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能独立操作的摄影师。这段经历既练手艺也培养审美，更结同门情谊。
1981年11月至1984年11月，我在北方照相馆工作了4个年头。当时照相馆总店在繁荣路回民饭店东侧，在扎赉诺尔和灵泉的新华书店设有摄影部。后来，扎赉诺尔的新华书店撤销，人财物全部划归了照相馆。北方照相馆有职工20多人，我和王和平、姜成立三人轮流到各摄影部拍照。照相馆主任王玉廷、副主任栾国华，老师傅有姜风奎、唐秀珍、赵国汝、孔庆敏、张仁政、靳淑贤、王桂霞、周海滨、王立军等。后来姬丽华、小赵等年轻人也相继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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