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衬棉花的冰棍箱。

口感香甜绵软的冰糕。

俄罗斯传统饮品格瓦斯。

1974年春节，扎区服务公司民兵执勤人员合影。最后一排左一是作者。

1980年9月，作者在《边城文艺》发表了诗歌《如果……》。

1977年，扎区服务公司文艺队成员合影。最后一排左二是作者。

1983年8月，作者（第二排左一）参加《满洲里青年报》征文表彰会后与参加会议人员合影。

1979 年12月，作者（最后一排左二）与同事合影。

我在冷饮厂的主要工作是操作冷冻机和维修制冷设施，此外我还兼任仓库保管员。作为仓库保管员，我要经常去扎赉诺尔矿区糖业公司采购白糖、红糖、淀粉，还要去乳品厂采购乳粉。货物由各公司的马车运输，但货物的装卸人家就不管了，全靠冷饮厂的职工自己装卸。装卸工作我们男同志自然是主力，但女同志们也不甘示弱，一样去扛沉重的麻袋。白糖、淀粉每袋有百十斤重，而最重的货物要数180斤一袋的古巴红糖，体力弱一些的女同志得两人搭肩一起扛。最难扛的货物是冬天的红糖袋，仓库里没有暖气，麻袋冻得像坚硬的石块，扛在背上硌得生疼，每走一步都十分费力。那个年代布匹紧张，装白糖的麻袋成了稀罕物，大家常会把用过的麻袋买回去缝制成裤衩，印着红字的裤衩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

冷饮厂的冷冻机主要是大连冷冻机厂生产的，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油氨分离器、水箱等部件组成，配套设施有冷库、储水池、热水炉。冷冻机用氨作为制冷剂，通过压缩、膨胀、换热的循环过程实现制冷。

我的日常工作流程是固定的：先启动冷却水泵，仔细检查水温是否正常，再启动压缩机，调节液氨进入蒸发器的量，确保制冷效果稳定。同时还要管好仓库，认真做好乳粉、砂糖、淀粉等原材料的出入库登记，做到账物相符。

夏天是冷饮厂最忙碌的时候，冰棍需求量极大，我们冷冻工经常加班到下半夜，只为把蒸发器的温度降到足够低，保证冰棍能快速冷冻成型，满足供应。冬天冰棍产量大幅减少，我们按正常时间上班即可。

冷饮厂最遭罪的工作要数室外水管的维护工作。每天机器停机后必须把水管里的余水全部放干净，否则夜里气温过低水管一定会冻裂。第二天开工前还要用热水反复烫管，才能顺利抽水。若是底阀漏水就得反复灌水调试，我们在室内室外来回奔波，忙得不可开交。一旦忘记放水或者没放干净，水管冻裂后就只能刨开地面更换冻裂的管道。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作业，我们的手常常冻得发紫僵硬，只能咬着牙坚持。

冷饮厂的男职工很少，夜里没有专门的更夫，晚上就由我们男职工轮流值班巡夜，一人一周。有时候厂里男职工人手不够，我们就只能黑白颠倒地守在厂里，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刚进厂不久，还不到20岁。有一天，后勤部门的张师傅去世了，我白天上班没空去吊唁，只好趁着值班间隙赶过去。吊唁完毕回到厂里时大家都走了，空旷寂静的厂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一闭眼眼前就会浮现出吊唁时看到的画面，我一夜没敢合眼，那种恐惧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

冷饮厂的产品种类不算多，主要有冰棍、冰糕、冰砖、格瓦斯、酸梅汤、汽水等。冰棍的生产流程很烦琐：先将奶粉用温水化开，加入淀粉、砂糖搅拌均匀，再用沸水冲开，接着加入糖精、香精、色素，冷却后灌入冰棍模具，放进零下二十五六度的氯化钙水池中冷冻成型。成型后再把模具放入热水中稍微烫一下，让冰棍与模具脱离，快速拔出后清点数量，再卖给前来上货的小贩。

小贩们都用内衬棉花的木箱装冰棍，放在自行车或小推车上走街串巷叫卖，赚取批零差价。当时，好一点的冰棍5分一支，普通的只要3分一支，小贩卖一根冰棍也就赚几厘钱，起早贪黑忙一天也只能挣两三块钱，十分辛苦。1974年，我的日工资是1.98元，月薪49.80元，小贩们的收入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当时冷饮厂采取厂家生产小贩零售的模式。旺季时，前来上货的小贩多达六七十人，每天清晨四五点就排起了长队。天气最热的时候冰棍卖得最好，也最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小贩们常常会因为插队、抢货发生争吵。不少家庭尤其是职工家属就靠夏天卖冰棍补贴家用，那年代工资普遍不高，正式工作又难找，卖冰棍成了很多人补贴家用的唯一选择。有一位60多岁的高姓老商贩，戴着高度近视镜，一口河北沧州口音，脾气很急躁，却有一手绝活——会用手指画花鸟字，他还曾给我画过几幅，笔画流畅、栩栩如生，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冷饮厂附近的年轻人有时候会趁我们不注意拿走窗台上用来找零、当作样品的冰棍，我们穿着厚重的大水靴根本追不上他们，也只能假装生气地吓唬几句，过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离开冷饮厂几十年后，有一次一位市级女领导还跟我开玩笑，提起当年我穿着大水靴、围着大围裙在厂区里追赶他们这些年轻人的情景。我也笑着回应：“当年哪里知道这些调皮的丑小鸭日后会变成亭亭玉立的金凤凰，早知道就不追了，让你们吃个够。”

当年冷饮厂也做冰糕，采用的是老式土法制作，产量不高，在当时算得上是奢侈品。冰糕的制作工艺和冰棍相近，但用料更实在，奶粉、鸡蛋的用量更多，最关键的步骤是搅拌，搅拌不到位冰糕就不起沫，吃起来有冰碴，口感大打折扣。制作冰糕的设备很简单，有木桶、铁桶、搅拌器、电机等。先把冷却好的料液倒入铁桶，盖好盖子后放入木桶，在木桶与铁桶之间填满碎冰，启动电机带动搅拌器，让料液在低温下不断膨胀、降温，大约半小时后鲜黄可口、香甜绵软的冰糕就做好了。盛在盘子里就是一碗香甜的碗糕，若是倒入模具冷冻再插上木棍就成了冰糕，深受大家喜爱。

除了冰棍、冰糕外，格瓦斯、酸梅汤、汽水在盛夏的产量也很大。其中，格瓦斯是俄罗斯传统饮品，随着俄侨迁入进入满洲里，俄语意为面包发酵汽水，是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低度酒精，口感独特。它的制作过程也很有讲究：先把面包切成小块，烤成焦黄色的面包干，再用酒花、面粉制作酵母，接着在开水中加入白糖、麦芽糖、葡萄干、面包干和酵母粉，密封发酵后进行过滤，灌入玻璃瓶中，再放在高温的房间发酵一周左右就可以饮用了，冰镇后口感更佳。

在冷饮厂工作的这几年，我还结识了一批来厂学工锻炼的青年学生，有韩晶、赵咏梅、刘丙跃、辛东升等人。那时候，学校要求学生假期参加学工学农活动，他们便来到厂里义务劳动，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几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相聚他们仍会亲切地称呼我“师傅”，这份情谊历经岁月沉淀愈发深厚。

在冷饮厂的日子里，除了工作之外我还积极参与各类集体活动。我和师兄葛维森在梁宝庭师傅的指导下自编自演过相声。相声内容讲述的是一对青年工人刻苦学习冷冻技术、与冷冻机“搞对象”的故事，既贴合我们的工作，又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同时，我还是公司文艺队的成员，演过舞蹈、参加过合唱，先后在区电影院、露天矿俱乐部、灵泉矿俱乐部演出过，还曾登上鱼脊山到510雷达站慰问部队官兵，为官兵们送去欢乐。

我还参加了民兵组织，每年都会参加军事训练，磨炼自己的意志和体能。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服务公司民兵连接到上级指示，发放了枪支弹药，要求我们集中战备值班，二十四小时驻勤。那段时间，我们白天进行军事训练，还要到西山的战壕执勤，晚上就吃住在矿区旅社，不敢有丝毫松懈。执勤间隙，我们还主动参与矿区旅社新楼的建设，主要负责往楼上抬水泥预制板。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人力搬运，四个人一组，抬着六七百斤重的楼板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上跳板。每个人都拼尽全力，生怕出现意外，那段艰苦却坚定的岁月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手写文字变铅字文学梦想从此起步

在艰苦的工作之余，我始终没有放下书本与笔。当时，我的屋子里只有零上七八度，但我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只要能找到的书籍、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为积累素材，我用厚纸制作读书卡片，分门别类编号。卡片多了无处存放，我便用马口铁裁剪、锡焊做成一个二十多个小抽屉的卡片箱，可存放两千多张卡片。

冷饮厂离矿区文化馆很近，我一有空就去看书读报。文化馆馆长柴凤歧老师在音乐、文学上造诣深厚，对我的写作多有指点。在那里，我读到《草原》《大众电影》等刊物，也接触到满洲里群众艺术馆主办的《边城文艺》，并开始尝试投稿。

1980 年 6 月，我的第一篇散文诗《铿锵的锤声》在《边城文艺》第七期发表，还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一元稿费。那笔稿费虽微不足道，却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此后，在《边城文艺》主编王星之老师的鼓励下我不断投稿，诗歌、散文、快板书等作品陆续刊发。我还担任了满洲里市、扎区广播站通讯员，多次获评优秀通讯员。

我年轻时曾梦想当一名作家，后来虽未成为专职作家，但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在《中国国土资源报》《呼伦贝尔日报》《满洲里日报》《西部资源》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出版过《一路芳泽》《我从小站走来》《窗外有一片格桑花》等书籍。我还加入了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内蒙古诗词学会。

年轻时想读书却找不到、买不起，如今条件好了，我也收藏了不少书籍。与书为伴、以笔为友是我一生的爱好，也是一生的荣光。

□本版图片部分由王世义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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