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崇山 韩有国 张贵山 高宝林

1969年，韩崇山、范玉琴夫妇与子女合影。

20世纪80年代，韩崇山、范玉琴夫妇在家中留影。

2009年，韩崇山怀抱重孙在家中留影。

扎赉诺尔人民庆祝解放。

扎赉诺尔煤矿的矿工们在工会的组织下准备对汉奸把头进行批斗。

韩崇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还被组织送去学校深造。

韩崇山走上领导岗位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煤矿建设上。

1961年11月25日，扎赉诺尔矿务局党校读书会第一期全体成员合影。前2排左1为韩崇山。

管矿的日本人大多是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穿军装却个个带着枪。他们很少直接管下面的事，日常催工、打骂劳工的都是那些汉奸把头。天刚亮，把头就拿着棍子敲大通铺的边缘：“干活了，干活了！”催命似的喊着。南煤沟有三个坑，我所在的一号坑大把头是张文汉，催工的小把头外号“李要命”，还有个叫张玉林的也是一肚子坏水。

对付这些催命鬼，我们矿工也有自己的法子——磨洋工。日本人和汉奸人少，不可能天天在矿下盯着，他们一走我们就慢下来歇口气。工地上还流传着顺口溜：“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三点钟”。

我先在平地上干了一阵运木头的活儿，这活儿看着简单却藏着要命的危险。木头用绞车往井下运，一不小心就会砸到人，我的手指就是做这份工作时被砸伤的，直到现在还有后遗症，一到阴雨天就疼。

冬天一到运木头的活儿就干不成了。账房先生跟我说：“外边的活儿没了，你年龄也大了，下坑采煤吧，下坑比地上暖和。”我心里怕得慌，可为了活下去只能硬着头皮下了井。

我们下井穿的衣服是用水泥袋子改的，在水泥袋子上弄几个能伸脑袋和胳膊的窟窿眼，往身上一套就是工作服。脚上穿的胶皮水靴薄得像纸，一磨就破，破了就只能光着脚在井下干活。

下井没几天我就遇到了危险。那时候矿上为了多出煤一个劲儿往前挖，根本不支顶棚，我们的命就悬在头顶的煤矸石上。那天我正在干活，就听见“咔咔”的煤层断裂声，有经验的老矿工喊：“冒顶了，快跑！”我们一群人刚往外冲，磨盘大的煤块、土矸石就砸了下来，再晚一步我们就得被砸成肉泥。看着眼前的乱石堆，所有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在旧社会的矿上，活着全靠运气。

我在南煤沟干了3个多月采煤工，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想着换个活儿干。我通过老乡认识了一个叫张麻的人，我们都叫他“张先生”。张先生虽然不认字却爱听人叫他“先生”，愿意帮人办事。我给张麻送了点鸡蛋，他就帮我找高天一郎说情，把我调到东煤沟小屯干活。高天一郎中国名叫高斗山，他是正规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不穿军装，比别的鬼子好接触。我们当面叫他“太君”，背地里叫他“鬼子”。

就这样，我调到了东煤沟的新建坑口，当上了电钳工，干起了立井建设的活儿：搭架子、下井、打灰钢筋。我在东煤沟不用住拥挤的工棚，还有老乡照应，安全了许多。上一次的冒顶事故给我留下的阴影太大了，现在换了工作心里踏实了不少。

刚调去东煤沟没几天我就闹了个大笑话。我的师傅是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不够好。那天他冲我说：“你，蛤蟆拿来！”我被他弄愣了，不敢怠慢赶紧往外跑。东煤沟边上有个大水泡子，我跑到那儿抓了只癞蛤蟆，跑回去递给他说：“太君，蛤蟆，水泡子的癞蛤蟆。”师傅先是一愣，接着骂了句“八格牙路”，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后来才明白，日语里“手锤”的发音就是“蛤蟆”。他说的“蛤蟆拿来”其实是让我把手锤递给他。刚接触日本人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真闹过不少笑话。

在东煤沟当电钳工时我没少给日本人干活，我对他们的恨也从来没断过。日本人不高兴了就打人，我不敢明着反抗，就只能在暗地里给他们添点“小麻烦”。

东煤沟的井底下是流沙，水流过后会沉淀下沙子，所以水泵必须不停地抽水。我们矿工发现了一件事，每次停电再送电水泵就启动不了。检查后才知道，水泵的进水口有个卡子，平时水推着沙子流不会堵，可一停电沙子沉到泵底就把卡子糊住了，水泵再开就转不动。这下我们可找到了偷懒的好办法。干活累了，我们就故意把电线弄断，水泵一停我们就能歇一会儿。日本人不知道是我们搞的鬼，急得直瞪眼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修水管时我们有一套“磨洋工”的流程：下井打开泵，检查卡带，把泵倒过来，卸下胶皮管，头朝下吊着，用镐把砸胶皮管，让里面的沙子沉到底部，再一点点颠出来。一米长的胶皮管得颠上一天才能弄干净，大家轮流干，谁也不说破。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是我们从实践里摸索出来的偷懒法子。

我在水暖工的岗位上没少给日本人添堵。他们住的房子有自来水和暖气，我们就偷偷做手脚，把树皮、小石头塞进回水阀门里，让暖气半通半堵，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日本人冻得直骂娘却查不出原因。这些小小的反抗成了我们在“地狱”里唯一的出气方法。

五

到了1945年，日本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矿上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他们对我们更狠了，打骂成了家常便饭。下工路上总能听见兵营里传来的惨叫声，那声音瘆得慌。日本人越来越多疑，白天派便衣特务盯梢，晚上四处搜捕，矿上的劳工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有一天我正要上班，突然看见两架飞机从苏联领空方向低空飞过来，我心里嘀咕：“要变天了”。没多久消息传了出来——苏联和日本开战了！

没过几天，我听见一个叫潘福亭的工友喊：“日本鬼子跑了！”我抄起一把镐就往日本人住的白房子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报仇！可我到的时候日本人早跑了。

日本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他们坐汽车、挤火车，有的往小河口、铅锌矿跑，有的往海拉尔方向拼命跑。我也想捡点东西，跑到仓库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只翻出两袋子土豆粉，因扛不动只能作罢。

没几天，苏联红军部队就来了。第一批来的苏军部队纪律严明，对我们也很客气，给我们送水送吃的，不像日本人那样凶神恶煞。第二批来的苏军部队就不一样了，他们在矿上抢东西，把日本人留下的东西拿走了。

苏军部队在矿上的老俱乐部驻扎，把水电系统都修好了。我跟着苏联红军干了3个月的活儿，修水管、修电路，和他们领导有了一定接触，那位领导名叫明金。

苏军部队接管矿上后，首先做的事情是恢复生产。恢复的第一个煤矿是西山矿的九号井，是苏联工程师齐尔连斯和中国的机电工程师伏休林带领我们抢修成功的。此时，中长铁路也派来了干部、军代表来到扎赉诺尔煤矿，我们这些矿工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

1947年，苏军部队撤走后中长铁路派来的军代表王治安留了下来，组织我们成立工会。他是从延安过来的干部，为满洲里的解放和建设立了大功，我们这些老工人永远忘不了他。

开工会大会那天，矿上的气氛特别压抑，大家都不敢说话，一来是被日本人和汉奸打怕了，二来是刚解放心里犯嘀咕，怕日本人再回来报复。王治安看大家都不吭声就站起来问：“谁是真正的工人？凡是自己没问题的，都举手！”

我当时心想：我就是个受苦的工人，没当过汉奸，也没当过把头，没干过坏事，怕什么？我第一个站起来喊：“汉奸把头打倒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工人站起来当家做主人了！”有了我的带头，韩显明、周希胜、王明汉等五六个老工人也跟着站起来。大会上，那些汉奸把头都低着头，威风扫地。我们第一次挺直腰杆，把他们的罪行都揭发了出来。

后来我们在工会的组织下开始了批斗会，矿上的汉奸把头都被揪出来交代问题。我们这些老工人只认自己亲眼看见的事实，不搞那些虚的，谁干过什么大家心里有数。有个别把头不老实，我们一眼就能看穿，然后逼他交代实情。那时候的批斗会我们老工人轮流组织批斗，谁也不含糊。

当了工会代表，我们这些老工人还是下井干活，机电这一块需要我们经常检查维护。那时候的采煤全靠镐刨，运输靠人背筐，后来苏联人来了煤矿才上了新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矿工生活明显改善，刨一翻斗车煤就给几袋苞米面。

土改结束后，我成了劳保干事，后来机电厂选举，冯孝忠被选为主席，我被选为第8工会的副主席。那时候的工会干部都是不脱产的，一边干活一边管工会的事，全矿8个工会轮流组织活动。我干工作没一点顾虑，革命积极性特别高。

我小时候念过一年书，在工人里算个文化人了，工会的事我全能管：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晚上还搞活动、开大会。别看工会干部不脱产，可权力大，管的事也多，我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就成了专职工会管理干部。

那时候矿上没文化的人多，军管会主任王治安政委才只有3年级文化，有文化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汉奸、特务，组织上为了培养工会干部就送我们去学习。当时，管理500人以上工会的工会主席能直接读工会干部学校，学校是中专性质。我正好够条件，就被送去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沈阳分校读书。

1956年，我在学校脱产学习了两年多，系统地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读了《矛盾论》《实践论》《企业管理》这些书，还写了不少心得体会。我学得特别认真，很多内容到现在还能背下来。我脱产学习了两年，回来之后说话办事都不一样了，各级领导都说我像个大学生了，而且理论和实践能很好地相结合。

从在扎赉诺尔煤矿当工人，到成为工会干部，再到去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沈阳分校学习，回来后被上级任命为处级领导干部，我这一辈子在鬼门关走了好几遭，终于在红旗下挺直了腰杆。我们这些老工人亲眼看着党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煤矿，看着我们这些工人从牛马一样的劳工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完）

□本版素描画作者为高宝林，图片由韩有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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